1996年5月，我第一次在台北新店中央新村胡秋原先生的寓所里见到先生夫妇。因缘是先生对我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有他独特的思想和艺术评价。当先生的同乡好友钱江潮先生带我进入先生的院子时，正是春光灿烂的时刻——只见先生白皙颀长而又清瘦的身子站在生机盎然的花丛中，脸上露出宽厚慈祥的微笑。先生握住我的手轻声说：“你终于来了！”简单的一句话，就消除了我们之间的一切距离。而先生的夫人敬幼如则忙着给客人倒茶。她的儒雅和风韵，让人根本看不出她的真实年龄。
我向先生问候健康，先生说他有心脏病。我忙说那您可要多保重。他似乎没有听见，却饶有兴趣地介绍起他的心脏来。他说：“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胸口发闷，浑身不舒服，我以为运动一下就会好，谁知运动以后更加厉害。我就躺在床上翻医学书看，发现书上说的心脏病跟我的这种症状一模一样，并且讲三四分钟就可能死亡。我赶紧让家人把我送到最近的一家医院。后来医生对我说，这种病发作时死亡的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了医院，还有三分之一。你看，我很幸运啊！”
他说着呵呵笑起来，接着又道：“后来我到美国开刀，医生把我腿上的静脉割下来，分成四段接到心脏上血管阻塞的部分。在缝接的时候医生把我的心脏取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全身的血液循环用一个人工心肺机来代替……”
我眼巴巴望着他，被他说得有点怕。可他双手作持物状，似真的捧着一颗心——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个形象，想起先生双手捧着一颗心的样子。这个天真的手势，在我一遍又一遍的回想中，生出了虔诚而苍凉的意味。
“你从上海来，你可认识钱君匋？”胡秋原忽然话锋一转，笑眯眯地望着我。
巧了，我与钱先生也熟。我有一本中篇小说集正是钱先生为我设计的封面，那简洁大方又颇具韵味的封面图案常令我爱不释手，从此与他便成了忘年交。于是我连连点头：“认识认识，秋公公您……”
“那他身体怎样？”胡秋原的口气便有些急切了。
“他……”我犹豫了一下，“他的心脏里装了一个起搏器。”
这时，我想起数年前钱先生端坐在画室的靠椅上，一脸自豪地向我夸耀他的心脏起搏器时的样子，就跟刚才胡秋原先生向我叙述他的心脏大手术一样，宛若就在眼前。可胡先生却没这么轻松，他有些焦灼地微蹙双眉：“这么说，他的心脏病比我严重？我还没装起搏器呢。”
“钱先生说他的心脏起搏器特别好，能用20年，所以不用担心啊！”我说的是实话，记得钱先生曾得意洋洋地告诉我，到他的心脏起搏器失效时，他都一百多岁了。
见胡秋原还是面带忧色，我又说：“钱先生的年龄，是一点也看不出的。前几年我陪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去拜访他，他执意要请我们吃饭。钱先生和师母两人带着我们从重庆南路的住所一直走到淮海路上的一家餐厅。一路上那位朋友想搀扶他，可钱先生把他推开了，还说，我没那么老！我想帮师母提她那个大大的袋子，师母也不让。进餐厅坐下来，钱先生点了很多菜，我们连呼够了够了，吃不掉要浪费的。可钱先生说不会浪费的，还要点，结果……”
说到这里我一下子咬住了舌头。结果怎么样呢？当然剩了很多菜。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师母像变戏法一样，从袋子里取出大小不一的钢精锅，把桌上的剩菜分门别类地全部装上，令我拍案叫绝。可这一刻，我决定就此打住，不再说下去了。好在胡先生并不追问，他大概觉得钱先生又能走，又能吃，一定身体倍棒，就笑呵呵地说：“你回去带个信，就说我向他问好！”
从台北回到上海，我马上就兴冲冲地跑到钱君匋先生家里，向先生转达胡秋原的问候。钱先生一听，欣喜之色溢于言表：“你见到胡秋原了？你什么时候再去台湾，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去！我也想看看他！”
我一愣，傻傻地望着1907年出生的钱先生，不知如何回答。但先生已如天真的孩童般迅速转换了话题：“胡秋原有没有告诉你，他跟我是怎么认识的？”
我摇摇头：“这倒没有。”
“呵呵，那时候我们就隔着一张办公桌，天天面对面呀！”钱先生说。
我“哦”了一声：“你们是同事？”
“是啊！”钱先生又说，“那时我们俩都在开明书局上班，他坐在我对过，整天病怏怏的，身体一点也不好；我强壮，力气大，他跟我根本没法比。”
先生说着，还下意识地捋了捋袖子，好像要显露自己依然“强壮”的手臂，要跟“坐在对过”的胡秋原比试一般。我刚抿嘴想笑，他已话锋一转：“不过胡秋原的脑子好，脑筋动起来真是快。”
我笑了。心想，胡秋原先生，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和思考人类的文化和中国的历史，以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他写下了二千多万字的文章，其中心就是要向人们指出，人最最重要的，就是该有自己的思想，做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自由人。那天在他家中，他还对我说：“中国的事谁也不怪，怪只怪中国知识分子自己不争气，不好好读书研究，只是一味迷信，迷信美国，迷信俄国，没有自己的思想……”他总是根据对中外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根据中国的国情民情，修正自己的思想与信仰。
事实上，胡秋原先生不但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和文学批评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关于先生的有关“阿狗文艺”的论争，相信当今文艺界不少人士仍然知道。但其事实与观点，却一直被政治大大曲解了。记得我曾就此问题当面请教过胡先生。先生宽容地笑答：“其实我当时的意思，只是要说明文学创作必须有自由的心灵，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学。文学不是政治的留声机。”可惜，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吾人至今才开始承认，与先生相比，整整差了七十年时间！
而当初他单枪匹马与“左联”作“关于文艺自由的论战”时，不过二十刚出头啊！像这样的“脑子”，能不好吗？
我正想循着钱先生的思路夸一夸胡秋原的文章人品时，钱先生忽道：“那时他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骗’我给他写字。”
这句话让我捧腹。钱先生是在诗、书、画、印上都有至高造诣的艺术家，他写的字，年轻时就会被人所“骗”，亦在情理之中。我故意说：“胡秋原先生‘骗’您的字，真是独具慧眼啊！可惜我脑子笨，从来没想到要‘骗’您一幅。”
钱先生不以为然：“你想要我的画还不容易？记得嘉定一个什么部门——好像是秋霞圃吧，老在请我去呢。哪天我跟你到嘉定去，当场给你画！”他知道我一直住在嘉定。
我一听，觉得自己大错特错，原不过是顺嘴开个玩笑的，想不到老人家动了真格，一时间我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正在尴尬间，钱先生长长叹了口气：“其实我倒是很想再让胡秋原‘骗’我一次，可惜没这个机会了。”
“这很容易嘛，您给他写封信好了。”我顿觉轻松起来。
“是呀，我给他写信。我是要给他写封信了！”钱先生若有所思地说。
这事说过，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春去秋来，我再一次去看望钱先生时，刚一坐下，他就把一封写好的信交给了我。我接过一看，信封上用毛笔工整地写的“胡秋原”几个字就映入眼帘。钱先生果真一诺千斤。我把信装进我的拎包，故意说：“钱先生，我帮您拿到邮局去寄掉吧？”
“不可以不可以！”钱先生忙说，“我这封信是跟胡秋原商议重新恢复开明书局的事，胡秋原现在认得我们这边的大领导，他要是肯出面讲一讲，这件事说不定就办成了。这封信你必须当面交给他。”
“那您怎么知道我还要去台湾？”这下是不打自招了。原来我最近刚刚接受了台湾女作家陈若曦的邀请，手续已办妥，马上要启程飞台北了。
再见胡秋原先生，我把钱先生的信交到他手中。他认真读罢，感慨万千：“真没想到又能跟钱君匋联系上了。要是我以后还能有机会去上海，一定还要去看看他。不过——我今年已经86岁了，钱君匋好像还比我大几岁吧，两个快90的老人，怎么还能办开明书局啊！要办，也要让年轻人去办，是年轻人的书局了——”
先生的叹息如秋风轻拂田野，吹落得黄叶遍地飘零。
但是忽然间，我又听见了先生清晰而坚定的声音：“你回去以后对钱君匋说，具体要我做什么事，只要我能说上话的，一定全力以赴。还有，要多保重身体！”
恢复开明书局之事的确是有一些年轻人在起劲，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只是圆梦而已。但由于体制和政策原因，终无下落。1998年，钱君匋先生驾鹤西去。2004年，端午节将临之际，我记起又该给台湾的秋公公寄生日贺卡了。正当我精心地挑选手头的贺卡时，在旁的一位媒体朋友却说，他好像不久前在一张什么报纸上看到报导，胡秋原先生已经去世。我的心不由得一沉，立刻去翻手头的报纸，但一无所获。于是我又以自己的“菜鸟”本事，上网搜索，确认先生已于五月二十四日因心肺功能衰竭而病逝于台湾耕莘医院。
突然的噩耗使我不知所措。晚间独自推开窗户，遥望东南，不禁思绪万千。想着一心盼望祖国统一的先生不知能否魂兮归来？想到先生的生日是五月初五，正是屈原殉国时的端午节这一天，我真想用一张碧绿的苇叶，为先生再做一张贺卡，在那贺卡上写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让它随东海的波涛，漂流到海峡的彼岸，以慰先生的英灵。
（写于2014年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