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张锲先生
从桂林到阳朔,百里漓江所展现的，无疑是一幅淋漓秀美的水墨长卷。我不爱听导游小姐的种种比喻，独自站在甲板上，看那风那雨以及风雨揉成的雾，在怎样的奇峰异峦间游移飘荡。桂林的山大多突兀地拔地而起，或披萝带荔，或裸露着紫黑的巨石，或似游龙似奔马栩栩如生……而雾柔化了一切——不曾消融只是柔化：那些峰峦无论多么俏丽多么伟岸，多么生猛地奔腾着或多么忧郁地肃立着，皆因穿上雾的衣裳而如梦如幻。甚至江边的凤尾竹,山上的捻子花，也不再争翠斗艳。柔雾织成的宁静，洗去了一切尘埃，一切荣辱，一切咄咄逼人的东西。
因为此行是随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采访团而来，所以途中一切烦琐之事都无须自己操心。这也就有了无牵无挂、安然把心交给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的悠闲。
忽听人说，雨中看山好，有道是“山色空濛雨亦奇”；可雨中看漓江,却没有了晴天时清明碧澄、波光潋滟的美色，颇为遗憾。
我在游船上依栏远眺，只见雨中的漓江，在青山绿竹的裹挟之中，泛着幽幽白光，滔滔滚滚而来，又滔滔滚滚而去；略微浑黄的波浪极富质感，而原本不宽的江面也因雨的浸淫雾的弥散显得既迷茫又开阔，既迂回曲折又坦荡无涯，有一种风雨人生的况味。
雾里突然出现一只小竹排，它紧跟着我们的游轮而来，前行中的游轮激起的浪头，像一些无情的巨手，一个劲将那竹排往外推。可竹排灵巧顽强，像长在树枝的树叶一样，风刮不走雨打不掉，紧紧贴着它的目标。站在竹排上的一个年轻人，一手抓住我们的船舷，一手高举着一样什么东西：“你们谁要买？谁要？”
游人反应冷淡，大多数人都不理不睬，极少数的从舱内的窗口伸出头去一望，随即就把目光调开去欣赏山水了。
我好奇地凑过去看，发现那人兜售的，是一种粗劣的雕塑，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拿在手里，倒沉甸甸的，天晓得用何种材料刻成——旅途中，谁会为这又重又不好看的玩意掏钱呢？
我下意识地将手在提包里摸，但什么也没摸出来。那个青年还在喊，一只手抓着我们的船帮，另一只手举得高高，死死攥着他叫卖的物品，几乎是声嘶力竭，赤裸的脚踩在浪里沉浮的竹排上，水花飞溅，打在他的身上腿上，从头到脚，没有一寸干处，只有黑亮的眼睛炭火一样燃烧着，有着水浇不灭的希望和热情。
我愣了一下，问自己：你这是在干什么？既然不喜欢他卖的货物，谁又稀罕你的恩赐？
一阵风吹来，无数细小的水珠聚成雾雨，在我的周围飘洒。觉得自己也成了雾里的一道景观，身心吮吸着雾的清凉，柔软和轻盈，有一种迷失的感觉。在这样的迷失中，雾变得厚实、沉重，仿佛一些正在慢慢融化的巨大冰块，在跌宕起伏地浮动着，而突现在冰河般的浓雾之上、有如水中倒影一般清晰的，是一只手——一只那么纤细的手，像竹排上的青年一样，死死抓住了一点什么，就奋力朝上攀着，向装满煤炭的列车爬去——这便是我，二十多年前，我自己的一个生活投影。
也许，幻象之所以清晰，是因为它由坚固的现实铸成；而现实常常模糊，则因生活里有雾……
我微微叹息着，转过脸去，只见另一个人也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那急流中的小竹排。风越来越大，飘飘忽忽的微雨淡雾里，我难辨他的目光。但他的神态，他那极熟悉的特别高大的侧影使我无须再回首——这是我们的团长张锲。
不明白他何以收起惯有的朗朗笑语，把一个落寞的身姿，交给这“甲天下”的桂林山水？
也许是累了——确实他比我们每个人都累；听说他来此地之前正在为深圳创作之家迁址的事情忙录，待马不停蹄地赶到广西，我们已到这里好几天了。我们玩过的地方他都没去，出了机场直奔的是会场……当然，也许并非因为累，抑或累的只是心。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走过去，同他说点什么。但突然间，似被雾缠住了我的脚步——此时此刻，最好默不出声，把片刻的宁静留给他。
于是我低下头去，继续默默地看雨，默默地看那风雨揉成的雾；把人类多余的废话压在舌头，让永存心间无须出口的友情化作柔雾，温润过去和未来的人生。
许多次，听一些好心的朋友说起张锲，总有不无担忧的口气：“他怎么这样疲惫？”还有：“以他的年龄，不该有这般老态。”
每当这时候，一些零零星星的记忆和岁月的沧桑感，就如早降的暮霭一样，笼罩在我的心头。但我没有说出过，从来没有。
初识张锲，是在70 年代初期，我在安徽凤阳插队落户的时候。那时他就在离凤阳很近的蚌埠市工作。我们曾经在蚌埠和合肥见过几次面。他虽然还是个摘帽右派，人却总是乐呵呵的，似乎没有一点儿烦恼和忧愁，凡是有人需要他帮助的事情，他都乐于助人，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
如今，隔着二十多年的风雨，我可以以极平和的心境，和不无诗意的感触，回眸当年映照皖东丘陵的血红苍凉的落日，回眸在无边起伏的丘陵间穿行的黄泥土路，以及那漫山遍野、岁岁枯荣着的芭根草，怎样燃烧着咄咄逼人的荒芜和强盛！然而在当年，烈日照在头上，寒风刮在身上，赤脚踩着烂泥的时候，能够与之举殇共饮的，决不是甜酿美酒。许多年以后我常常想，那个张锲，那个会写诗、会唱歌，总是乐呵呵的说笑着的张锲，他到哪里去了呢？也许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如果我向他认识、我也认识的朋友打听一下，甚至哪怕只是稍稍关注一下文坛的动态，就会有所知晓。但很长一段时间，我远离了文坛，或者说文坛远离了我；因此，我也对文坛的人不作任何打探，任迷雾滞留心中，只相信人生聚散皆有缘分。
弦月在夜空高悬，人常常哀叹它的缺憾。其实，弯弯的弦月是在笑，笑它隐匿的一半财富不为人所知。我也是。我的微笑不算明朗，但它总是充满感恩，感恩在我自觉苦不堪言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这点苦不算什么，我比你更苦！”于是他的苦难就变成我战胜苦难的养料和力量，我秘密的财富。
张锲当右派之初，就发配在我下放的凤阳。那座凤阳山，不高也不险峻，冬天稀薄的阳光里，满山铁矿石犹如坚冰，闪着惨白冷淡的光泽。年轻的20 出头的张锲，拉着一辆载满矿石的平板车，在泥泞的道路上奔走着。为了改造自己，为了运送“大炼钢铁”的原料——铁是否炼成了钢，谁也不好说；青春的热血和泪水能否把坚冰溶化，也是未知。一年后，他又被发配到另一处农场劳动。农活是繁重的，可改造自己的信念加上超乎寻常的体力，使他居然挺了下来。最难忍受的是饥饿。人是铁，饭是钢，在那个全国都在挨饿的年代，他这个身强力壮的好劳力怎么也无法填饱自己的肚子。他不止一次地在路旁的垃圾堆里，搜索一点可怜的食品，在风雨中咀嚼刚刚发青的芭根草；也曾经在一个饲养员的庇护下偷 吃一点马料充饥。
饿得实在干不动活了，他在地铺上躺了一天又一天，全身出现了浮肿。农场领导也觉得成了拖累，就批准他去母亲那里投亲。母亲是一个中等城市的联合仓库主任，仓库里什么都有。但她对儿子被打成右派的事一无所知。她以为自己把儿子养得结结实实，十五岁就送去了革命队伍。儿子是唱着歌儿蹦着跳着走进了那座刚刚解放的凤阳古城的。在那座古城，在那个队伍里，儿子出息得很好——她知道这些，只知道这些。但是当她望着骨瘦如柴、虚弱得只剩一口气的儿子，看看儿子的破挎包里仅有的一条脏兮兮的毛巾，她什么都明白了。她让儿子吃饱、睡足，然后锁上门上班去。她上班前所做的事是，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坚壁清野”上了锁，藏得连影子也不见。
“为什么？你妈舍不得给你吃！”后来偶然的一次聚会中，我曾经这样幼稚地问过他。我的问题显示了我的无知，我对真正深刻的饥饿缺乏常识。他笑着回答说：“不，母亲恨不得我一口吃成个胖子。可是，饿狠了的人一下子吃多了要撑死的。所以母亲把所有的吃食都藏了起来。母亲走后，我翻箱倒柜，到处找，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坛子，里面盛着整整一坛子臭豆腐。我在一个上午，就用手抓着把这坛臭豆腐吃了个精光。”说完，他又朗朗地笑了起来，那笑声里没有一丝阴霾没有一点怨恨，似乎是在说一段极其平淡的别人的故事。
听他说完这段往事，我默然了好久。在那之后，我就从安徽回到了上海，正值青春年华却虚弱不堪，血色素只有四克多，还在街道挖防空洞；后来，终于进了一家出版社工作，又因为写了一本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而受到有组织的批判，再后来又因为无处栖身去了郊区农村……在江南的雨季，在阴湿的长夜，在许多不快乐的日子里，在许多艰辛和酸苦中，我会突然想起那坛臭豆腐，想起他说起这段往事时那明朗得没有一丝阴霾没有一点怨恨的笑声，它穿过重重叠叠时间的帷幕，从未在我的耳畔消失过！
1993年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女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颇得文学界的好评。但此稿曾是一家地方出版社的退稿，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吧，一些人在各类会议上对这本书作了不堪入耳的攻击，甚至还不择手段，以“假传圣旨”的办法试图封杀它。我那时尚缺乏现在的作家们捍卫正当权益时的勇气，只好默默地生气。这一来，各种大大小小、急性慢性的疾病变成殷勤的朋友，频频光顾，令我应接不暇。好在自1978年起即扶持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我是支持的。他们决定召开《女巫》研讨会，地点就安排在北海边上的文采阁。会前的一天，朋友带我去看看地方，免得我到时不认得。正是暮春四月，团团洁白轻盈的柳絮如雪似雾，飞扬在气势不凡的北京城里。我平时与人交往甚少，尤其在北京，在文采阁这样的地方，自以为是不大可能遇到什么熟人或朋友的。我轻轻走上楼梯，走进一个宽敞漂亮的大房间，出于好奇，举目打量着，突然，屋里的一切陈设模糊远去，我看见了他——他穿着一件深蓝的衣服站在那儿，脸上洋溢着新鲜阳光一样灿烂的微笑！
我惊喜交加，难以置信，直到有人介绍：“这是张锲同志！”我才疑惑地伸过手去，而他也立刻走过来把我的手握住了。
终于真真切切地感到，将近20 年的岁月，已如烟云飘逝。万千言语如鲠在喉，却冒出了这么一句：“你怎么在这儿？”
不知是我的声音太轻，还是这个问题太冒傻气，他只是呵呵地笑。这笑声听起来那么遥远又那么亲切，跟我无数次想象中的一样，又不一样。他笑着说：“以为你也老了。原来你还很年轻啊！”
我扑哧笑出声：没错，正是那个快乐的“傻大哥”！我摸了摸自己的头发，想起它们那样茂密地结成辫子在肩上跳荡时的岁月。我很想回报一个恶作剧，嘲笑他那加宽的身躯。但那样的地板，那样的沙发，那样来来往往彬彬有礼的人，使我无法摆脱拘谨和虚幻的感觉。我唯有僵直地肃立，默默地无言相对。
后来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说给我留了芒果。可东翻西找，想象中的芒果无影无踪，宿命般地，他捧出了来自安徽的芝麻片和炒花生，还有瓜子、麻花……堆了一桌。像是自嘲，他又朗朗地说：“我喜欢吃零食。”
我笑着：“不必解释了！”
突然，他抬眼望着我：“听说你打过人？”
我一愣，张口欲分辨，他却继续说下去：“听说你还……”
桩桩件件数来，都是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传说中我的劣迹。我急了，满心委屈不知从何说起：“你……你听我说——”
“不必解释了！”他打断了我，得意地把我自己说过的话还给了我，还哈哈笑着。我却想哭。我说：“不，我要解释。那都不是真的。你不应该相信……不能让你那样想象我。”
他抓起花生给我：“吃，吃花生！”
我摇头，吃不下。他不笑了，叹口气：“其实我一直在关注着你，你的许多事我都知道。我也仔细地读过你写的《挚爱在人间》，在那里你都讲过了，你不必再作解释。当然，我也一直想帮助你，但那时我没有这个能力；现在也许我有些能力了，但你已经不需要我的帮助了。”
原来是这样！
我张着嘴，所有要表白的话都咽下去了。慢慢地，我垂下头去，手指轻捻花生壳，哔哔剥剥，好像在那江淮大地强烈的日照下万物发出的爆裂声。我拼命忍住，但泪珠还是一滴一滴滚落下来，跌在焦黄的花生壳上。我想说：我怎么不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过去需要，现在也需要……而我终于什么也没说，因为我觉得，我所需要的帮助已经得到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帮助，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友谊，心灵的慰藉和支持。
过后我才知道，那次我在文采阁见到张锲，他其实是大病初愈——因为超负荷的工作突发了心肌梗塞，不得不住进医院进行抢救。听说有一次在医院的监护室，他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竟是向妻子交代“远远”的事：“远远”的食宿，“远远”的学业……而“远远”并非他自己幼小的心爱的女儿，而是刚刚去世的作家路遥的独生女……
唉，往事如烟啊！
从此以后，一份愧疚，一份牵挂，也在我的心中，如雨天的湿雾，挥之不去。每次走近张锲，我最想说的是：“你总是帮助别人，其实你也需要帮助——我能帮你什么呢？”
但每次总是欲说还休，因为除了真诚以外我一无所有。此刻，在这条游船上，在这样的旅途中，我依然欲说还休。船抵阳朔，细雨还在天上飘，整个阳朔看起来像一个精美的大盆景。撑伞在小街上走，抬眼便是紫霭缭绕中俊俏的山峰。走着，路过一家专卖蜡染衣服的店铺，我的视线被一件高高挂在架上的旗袍所吸引。
旗袍是深蓝色的蜡染布制成，缀有古朴的手工编结的纽扣。
我一直想要一件这样手工编织纽扣的、深蓝的旗袍，但不一定要有这些蜡染的花儿。
这个念头是去年11月去台湾花莲之后萌生的。
我去花莲是应慈济医学院之邀与该院的学生谈我在台湾出版的小说集。讲课之后我才知道，慈济医学院属佛教慈济功德会，并且与医学院一样同属功德会的尚有慈济医院、慈济护士专科学校，以及遍布台湾以至全世界的慈善机构。而主持这一切的是年届六旬的证严法师。在当晚医学院大学生的联欢晚会上，我初次见到证严法师。她端庄、优雅，轻柔的脚步，简洁的灰袍，有如月光般的宁静与皎洁。在她的周围，活跃着一些年轻和并不年轻的女性。她们显然不是出家人，因为无一例外地，她们用蓝色的头饰别起乌黑的长发；也无一例外地，个个蕙心兰质，说话柔柔地、走路轻轻地，嘴角挂着亲切的微笑，眼底闪着透明的快乐，无论怎样平常的面孔，看起来都有一种天使般美丽的光彩——这些都是功德会的会员，从台湾各地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烧香拜佛，而是为了救济、赈灾，为了伺候医院的病人、慰问孤苦老人……这些人来自社会各阶层，有阔太太也有清洁女工，但无论身份高低在这里都一样平等地做着世俗意义上平凡低贱的工作，也一样平等地换去原先的华服，穿上一袭对台湾女人来说过于朴素的深蓝色旗袍。
这旗袍为证严法师亲手设计，根据佛教“慈悲为怀，柔和忍辱”的意思，取名为“柔和忍辱衣”。
证严法师曾对她的会员们说：“什么样的衣服最漂亮，最有气质？就是柔和忍辱衣！”
她希望一切有宗教思想的妇女，把自己的心培养得像月亮一样慈悲柔和，使一家人以至整个社会的每个人与之相处时，都似同沐浴在清凉的月光中；认为“这样才能达到人人爱我，我爱人人，才能悟到爱的真谛，迈入人格升华的境界。”
我在慈济的那几天，花莲暴雨如注，高大壮硕的面包树和菩提树在雨中绿得郁郁葱葱，那些身着“柔和忍辱衣”的妇女蓝莹莹地穿行于晦暗的雨幕里，给被洪水所围的人送去一份份热饭。我也如沐甘霖，毫不犹豫地捐出了自己的讲课费（为大陆赈灾），甚至也发了将来死后为医学捐赠遗体的大愿。然而回到上海，云收雾霁，面对一个坚硬如石的现实世界，“柔和”并不那么容易，“忍辱”更是大考验。因此我觉得自己很需要一件“柔和忍辱衣”。而眼前的这件蜡染蓝花旗袍，确实有几分相似之处，穿着也合身，一试便有点不愿脱下。想不到这旗袍也被张锲看见了，他也来了兴致，让我和赵玫帮他试衣，一人一件，两件旗袍他都要了。见他那么轻松愉快的样子，我絮絮地给他讲了“柔和忍辱衣”的事。迈步在阳朔的小街上，他听得十分专注：“这么说来，你买这旗袍是为了‘柔和忍辱’？”
我刚想点头，忽见他笑眯眯大有深意的样子，不由得心虚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柔和，也不能忍辱？”
他“呵呵”直乐：“不，我是想问你，有没有男式的柔和忍辱衣？”
“有，当然有啦！”我瞥了一眼他身上穿的白西装，“男士穿的柔和忍辱衣，是深蓝色的西装，也是由证严法师设计的。证严法师说，爱是人间的一份力量，但是只有爱，还不够，必须还要有个‘忍’字——忍辱、忍让、忍耐，能忍则能安，所以她设计的衣服叫柔和忍辱衣。”
悄悄地，我又补了一句：“就跟你平时穿的蓝西装差不多。”
“真的吗？”他一副认真的摸样，其实，“我倒是挺赞赏武训的。”
“武训？”我有些惊讶，“《武训传》里赵丹演的那个武训？那个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的武训？”
他沉稳地点点头。遥望雾中的远山，月光有些黯然。我一时无语，唯觉斜风细雨送来阵阵凉意。
我并未看过50年代的这个电影，是文革中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文章，将赵丹的精湛演技在一代人的心中定格了。谁都知道有个山东人武训，为办义学不惜给人磕头下跪，任人唾骂。也许武训精神不屈不挠、崇高伟大，但作为一个象征，似乎只有两个字：屈辱。
一股酸涩的热浪自我的心底涌起。也许如今在白昼的太阳下，在夜晚的酒会上，在摄像机闪闪的亮光中，没有谁会把今天的张锲和任人唾啐的武训联系起来。但是确确实实，他曾经跟我说过：“有时，为了办成一件事，我真愿意被人打几拳、踢几脚……真的，真的愿意，只要事情办成！”
我知道，他说的“事”，是指他正在呕心沥血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安徽文采大厦，深圳创作之家等等，还有，他想为作家办一所医院，让贫病中的作家不再为日益昂贵的医疗费为难；想建一所文化名人陵园，让所有浪迹天涯的文化游子，死后也能魂归故里；想设一项全球性的华文大奖，让黑头发黄皮肤的作家更加自尊地面对世界……一切都须从无到有的积累，一砖一瓦地建设，与个人的名利物欲无缘……在过去的时代，我们很能认识武训和武训的精神，但武训精神无疑闪耀着忘我奉献、忍辱负重的佛性的光辉。
也许人皆有佛性。然而，曾经在那贫瘠的黄土丘陵，在那些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小站，当我像风雨漓江上的那个小贩那样不顾一切地举起两只手，拼命攀上那临时停靠的煤车时，充溢在心中的，绝对是与命运的抗争而非“柔和忍辱”。我很想问问经历了那样苦难依然崇尚武训精神并身体力行的张锲，这是为什么？
抬起头来，他已向前走去。高大白色的身影，凸现在我的视野中。雨下个不停，雨中不见七彩的虹，只有淡灰的雾忽聚忽散，忽浓忽淡。阳朔的雾是柔和的，但隐匿在它里面的是雄伟秀丽的山水，是一蓬一蓬翠绿的凤尾竹，那样清新优美充满生命的蓬勃动感。
忽然我又想起了台湾花莲，花莲的雨雾以及活跃在雨雾中的那些蓝色的身影。听说证严法师发愿以一颗定慧圆明的禅心，在世间做救人的工作。她的目标是净化人心。她要提倡一种创造人间净土的文化。我很想问问在困难面前总爱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张锲，他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
然而放眼望去，到处缥缥渺渺的雾；透过雾我可以听到那熟悉的朗朗笑语。也许一切已无须再多说，“柔和忍辱衣”也不一定非蓝色的不可。只是雾——必然为了呼求阳光而存在；而阳光总是温暖的。因此我要深深祝福一切愿穿“柔和忍辱衣”的人。
（ 写于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