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和文友何启治
我一向喜欢打羽毛球，喜欢体验跳起来猛杀时那种生命腾飞的感觉，喜欢感受扑过去抢救险球时的那种力挽狂澜的瞬间乐趣；我还爱扣球——好比在生活的进程中一无反顾地向前，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也爱反抽时的一个漂亮侧身——如同厄运飞来时的一次躲避，却又趁势杀出一记“回马枪”，同样勇敢无畏而又坚强……
不过，别看我挥洒自如地“联想”出了这么多人生感语，其实我连正式比赛的规则也不太懂，连正规场地也没上过。我之打球，纯属玩玩；而陪我打球的球友，自然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但奇怪的是，我与一位球友之间，冥冥之中，似有一种缘分、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甚至打过几次球后，便终身相知。
1975年岁末，我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我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
按照修改意见，改动并不很大，但有一条很让我想不通——就是非让我把自杀的女主人公改成活过来不可。我是个死脑筋，总觉得这么改不如原来的好，可不改又通不过，实在憋不出一个万全之策，就只好跑到楼下院子里去打羽毛球。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跟我打球的这位球友叫什么名字。反正每天上午十点左右，他就从对面楼里的“鲁迅编辑室”走出来了。他告诉我，他的工作是编《鲁迅文集》，还打算写一本“少年鲁迅的故事”——于是我就在心里叫他“鲁迅”。
“鲁迅”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斯斯文文有学者风度，打起球来也不慌不忙。与“鲁迅”相比，我打球就有些疲于奔命了；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常常跑得气喘吁吁时，便忍不住大叫：“这不公平，你站着动也不动，尽让我跑！”
“鲁迅”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呵呵”笑起来。他笑的时候，被风吹得红扑扑的脸更红了：“我可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啊！”
原来我们所打的是“友谊球”，以球不落地而能不断地打下去为最高原则，并非要把对方的球打死或必须分出输赢。看得出来，“鲁迅”其实也想给我几个“好球”，但往往力不从心，又有风，不是偏了就是高了或低了。我总是喊：“你往右边打！”因为右边来的球我接起来最顺手，可他偏偏一个劲地打我的左手。我急了，终于让我逮着机会，抡起胳臂狠狠一抽，这回那球又急又凶地飞向了他的左侧。我有点幸灾乐祸地想，这下“鲁迅”要斯文扫地啦！
偏偏“鲁迅”敏捷地一个转身，长臂一挥，就把这只球救起来了。我高喊：“好球！鲁……”忽然想起人家并不姓“鲁”，赶快噤口。
这天打得特别开心，出了一身汗回到写字台前，感到通体舒坦，头脑豁然开朗：球有各种打法，人也有各种活法，何况是书稿里面的一个被我创造出来的人物！其实要她活过来也容易得很，只须“自杀未遂”，加个尾声让她死而复活就可以了。如此既符合了出版社的要求，又不改变我的初衷，岂不两全其美？
一切变得如此简单，简单极了！我只花半天的时间写好了尾声。然后，稿子通过，我打点行装回上海。临走时，竟没来得及向“鲁迅”告辞。事实上也无法告辞，因为我既不知“鲁迅”的姓名，又不知他家住何方。走前的两天，我来到每日打球的地方，抬起头，仰望面前的灰色高楼，期待他从那里走出来。
然而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握着拍，嘴角含一丝微笑，轻快地从楼上下来——他不见了。
起风了。这北方的风，被固态的沙染得黑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这样的天气，连站着都睁不开眼睛，别说打球了。也许，因为这天气的关系，“鲁迅”呆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了。
我很想径直上楼，到“鲁编室”去，跟“鲁迅”道一声再见，可我封闭内向的性格又让我犹豫。我终于没去。我在昏黄的风中站了很久，觉得前几日，在蓝天丽日下跟我打羽毛球的“鲁迅”仿佛是个幻影。他的出现，好像就是为了给我一个奇迹，一道灵感，一次人生智慧的启迪。
回沪后，为生活所迫，我久居沪郊农村的一隅，再也没人跟我打羽毛球。但偶尔也会想起那轻白的小球，想起“鲁迅”含笑的眼神和敏捷的动作——这一切都会如淡淡的云飘来，给我几许温柔，几许思念。
12年后的1991年，我完成了我的长篇小说“女巫”。这部书稿和我的其他书稿一样，也是历尽曲折，最后我决定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杂志去碰碰运气。
去北京前夕，深知出版界行情的朋友告诫我：“一部书稿，一家要，别家也会抢着要；一家不要，别家也不要；所以，你可千万别告诉人家，这部书稿是上海退过的。”
我连连点头，心想，我哪里就那么傻？现在满街都是商人，谁也不会讲自己的货色是别人不要的。这个道理，看也看会了。我背着满载书稿的沉重行囊来到北京朝内大街，仰望矗立在夏日明艳阳光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座灰色大楼，心里百感交集。十多年前，一个穿红棉袄、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也是站在这里，背着重重的满载书稿的行囊，仰望这座大楼。那时风雪迷茫，大地一片冰封，这个小姑娘遍体鳞伤，奢望缪斯的微笑治愈她心灵的创伤。在迷茫的风雪中，缪斯终于微笑了，然而潘多拉魔盒里的鬼怪，凭借历史坚硬的触角，仍然钻出来对她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弄得她面前的道路依然迷雾重重……
如今，岁月流逝了整整一个地支年——我踟踟蹰蹰，已不知道哪一扇门里还有我熟悉的面孔。背囊从右肩换到左肩，压得我直不起腰。我犹豫地穿过前面一幢楼，来到不大的后院——这两幢楼房中间的一小块空地，正是当年我和“鲁迅”打羽毛球的地方。
我默默地站了一会，有些茫然，也有些恍惚，而就在这时，我看见——啊，我看见了“鲁迅”！他正从楼上下来，步履匆匆，还是那么敏捷，还是那么轻快，鼻梁上依然架着那副近视眼镜，额上不见新添的皱纹。我一下愣住了：仿佛十年的阻隔不再，他急急走下楼梯，就是为了抓紧午休的时间跟我打一场羽毛球！
“鲁……”把涌到嗓子眼的这个字吞回去，含含糊糊地改口：“嗨——”
他立即认出了我，并且准确无误地叫出了我的名字，没有一丝惊讶和意外，好像真的是昨天才与他打过一场球。
我突然感到轻松：“你怎么没带球拍？”
“我忘了。”他笑眯眯地，“你呢？”
“我……也忘了。”我望着他，觉得有一种重逢的欢乐，有如五月的细雨，飘飘洒洒沐在心头。
他问：“这么说，你不是来打羽毛球的？”
他是在开玩笑，却真真切切地提醒了我压在肩头的重负。我把行囊又从右肩换到左肩，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他说：“我来帮你拿吧。”
“不不！”四十多万字的复印稿很重，怕有一、二十斤。
他也没再坚持，只是会心地向我的行囊望了一眼，就与我告别外出了。
我将背着的一大包书稿送到《当代》编辑部，按手续登记完毕，就离开了。我不认识编辑部的任何人，或者说，编辑部的人也都不认识我。
大约一星期后，我意外的接到了“鲁迅”打给我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我的稿子，现在编辑部正在看，他也很快会安排时间看的，让我放心。他还告诉我，他已经从“鲁编室”调到了《当代》，现在是“当代”常务副主编。他的大名叫何启治。
我的心头掠过一阵欣喜，觉得自己也许又一次时来运转了；但随即，又有些微微的紧张和不安。我连忙说：“谢、谢谢……”
那边说：“谢什么，我们是球友嘛。”
我的心一点点热起来，心一热，头脑也发热了——作为对球友的真诚，我似乎应当有所回报，于是我说：“告诉你呀，这部稿子，是上海的一家出版社退了的，他们说我宣扬封建迷信……”
一语末了，我就咬住了舌头——这个真诚的代价……太大了。
然而对于我如此昂贵代价的回报，我的球友好像并不在乎，只说了句“等我看过以后再谈吧”，就挂断了电话。
以后的日子，我深深地被后悔的情绪所笼罩。封建迷信和宗教文化，在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而我的“球友”，他能理解我所写的一切，并且不被世俗的“行情”所左右吗？
又过了些日子，“鲁迅”约我去编辑部谈对稿子的意见。他开头的一席话就是：“你这部书稿，在横跨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背景中，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痛苦、反抗和希冀，我相信不仅能感动中国人民，也能感动世界人民。这是一部有震撼力的时代记念碑式的好作品……”
接着，他说了许多，但是关于“封建迷信”，关于我所担心的一切，他只字未提。也许一切原来就该如此。然而，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总在把一件原本单纯的事情扭曲？
离开出版社，已是华灯初上时分。“鲁迅”送我去车站。朝内大街车水马龙，不宽的街道向更深广的夜色里延伸而去。六月的热风里，处处浮动着一种令人既兴奋又焦躁的气息，但“鲁迅”的神态是安详的。我想，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在浮躁动荡的大千世界里，能有这样一位永远安详永不媚俗的朋友，又是一种怎样的慰藉！
（写于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