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朋友温元凯
听说温元凯教授终于可以回沪度寒假了，与他通了几次电话。他要我去他家玩，我也应了，却并不约定时间，深信奇妙的世界自有奇妙的维系。
2月28 日黄昏，我冒雨撑伞走至陕西路城市酒店下，忽然一阵怪风吹来，伞骨折断，抬起头来，只见那红色的老楼耸立在灰黄的烟雨之中，亮晶晶的大门召唤着风雨中往返的芸芸众生。
我举步维艰，拒绝了那闪光的诱惑，却突然想到要去拜访他。
记得在与温元凯十多年的交往中，他曾不止一次地教训我：“你要学会使用现代化的通信工具，要打电话，要约时间，免得扑空！”
而我依然如故，永远的来无踪，去无影。生命因此留下许多空隙，思维的魔球转动出许多梦幻的花朵。
为这个念头所驱使，我提着破伞，上了迎面驰来的公交车。
在狭窄拥挤的空间，思维依然似风雨飘忽，不为自己的唐突而不安，只想着这位熟悉的老朋友，经过两年的囹圄，如今是否还风采依旧？去年中秋佳节，我去他家中探望他的母亲，眼见得一年多的时间，他母亲的鬓发从花白而全白，一种在人生的泪雨中跋涉的劳苦与辛酸之感便笼压下来。迷迷糊糊地，便坐过了站，下车后，全然陌生的街道，狂烈的风和猛烈的雨肆虐着破伞；再乘回去，又上错了车；再转车，路线又改了，下车后，依然不明就里，路灯闪闪烁烁，人流挤挤挨挨，目的地仿佛遥在天外。
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把原本短捷的路，拉得无比漫长；把曾经熟悉的地方，搅得一团迷茫？
或许这就是现实，或许仅仅是一种感受。我走走停停，蓦然驻足，耳边忽然响起一个洪亮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的家就在《燎原》电影院对面。”——许多年前他曾这样告诉过我。
暮回首，我所面对的，正是《燎原》电影院。
好像走出了一个迷魂阵，一切熟悉的特征都回到了眼前。穿过一层又一层漆黑的楼道，看见有灯光从奶黄色的门缝里射出。
“温元凯！”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
还是那样的沙发，还是凌乱的摆设，高朋满座依旧，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
他从自己坐惯的转椅上站起来，淡黄色的宽条灯心绒裤子，浅色羊毛衫，浓密的黑发下，聪睿的双眸炯炯闪烁。
“你好吗？”恍恍惚惚地，我的耳边依旧风声雨声，心被迷茫填满。记得去岁的中秋之夜，我去看望他的父母，也为了解他的近况，叙谈之后，他母亲送我到车站；而我又转过身目送这位坚强的慈母消失在夜色中，久久不想上车。
猛地意识到他在问我，赶紧急急巴巴地说：“还、还好！”
“你有困难吧？我来帮助你。”
“你说……什么？”
“我来帮助你!”
“不不，我很好，怎么能让你帮助我？哪儿的话……不，不要！”
我语无伦次地推辞。做梦也不曾想到，这是在经历这样大的动荡之后我们最初的谈话。
他笑了：“我看你答应得这样不爽快，以为你遇到了困难。”
“没有的事，没有！”赶紧又胡乱地声明，心里隐隐想到，所有这些……话，应该由我来问，可同时又感到，一切已无须再问，答案写在那年轻饱满的额上，写在朗朗笑语和举手投足间的潇洒自如中。
“我叫你来，是有大量的信息要告诉你。”他在自己的椅子上旋转，“你应该走出你封闭的世界，到外面的大世界看看。这样你写出来的作品就大不一样了。我现在在搞一种用生物工程生产的抗癌药物，已经在虹桥开发区注册成立了公司；我们的研究成功后，是要得诺贝尔奖的……”我瞪着他，遥想那个美丽的国家设立的那笔美妙的奖金，轻微地笑了。
“你也来，到我们这里当顾问，以后想办法让你去国外开开眼界……”
“不不不！”我这个人，给个棒槌就当针（真），赶紧摇头。
“真的真的，我说的是真的……”好像比我还要认真，他一迭声地宣称，同时高高地扬起一只手，在半空中作出急遽的手势，好像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在急急地为什么而发誓一样。
我笑了：“真的不行，我没有生物化学方面的知识。”
“难道你永远只会说不行吗？”他不满地抱怨，“你应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你会有大量新的题材，新的人物可写。我介绍你去采访几位朋友，像发明协会的会长、南德公司的总裁……当然，这些人很忙，并不欢迎作家，你不如帮他们去打工。”
“好家伙，才说当顾问，这回就变成打工仔了。”我忍住笑站起来，“好，我这就替诸位服务一下吧。”环视四周，杯盘还放在老地方——冰箱旁边的小桌上，而且擦洗得干干净净，只是过去那种茶色玻璃杯数量少了，凭添了许多小巧精致的咖啡杯。我想泡茶，他却低头望着茶几说：“我想再要一杯。”
我晓得他指的是咖啡，也预料到暖瓶里的水泡不好咖啡，便一声不吭地走进厨房。这位先生，并不习惯被人伺候，赶紧声明：“热水瓶都是满的，我一早出去前都烧好了的。”
果不出所料。我自然不理他，哗哗地放水、点火，他坐在圈椅上与人神聊，从名片设计到抗癌药，从跨国公司到卖茶叶蛋，信息之广泛，思维之敏捷，全是一贯的风格。
我提着一大壶开水走进客厅，忽听一阵哄笑。温元凯又如孩子发誓般地作着手势：“真的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对我的外国朋友说要卖茶叶蛋，你们都来买，一百美金一只。”
“啧啧，这么贵啊，以我这个副教授的基本工资，干几个月才能买这一只宝蛋啊？”一位在座的朋友感叹。
“所以我决定不卖茶叶蛋了。”温元凯一本正经地望着大家，“我要做的是，让你们大家，让全中国贫穷的知识分子，将来能买得起一百美金一只的茶叶蛋！”
“温先生，这真是，真是……”客人中不知谁叫出了声，却将后半截话咽回去了。
没有谁再出声，滚水冲进杯子，浓香弥漫开来。
我想这位客人，这位副教授，他咽回去的话是什么呢？他想说：“真是太好了” ， “真是太可笑了” ，还是“真不可思议”？
拎着水壶的手抖了一下，开水溢出来，溅在我的手背上。这意外的、不经意的疼痛使我的心悸动。我自觉眼眶在一点点湿润，再不敢抬起头来。
也许别人不曾注意，但我能体会，刚才温元凯那句貌似轻松的玩笑话，包含着他对这片土地、这个民族多么一往情深的爱啊！
我与温元凯相识是在1978年，那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刚刚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我所工作的那个出版社刚组织了一场对我的大批判，处境之恶劣可想而知。就在这时，中国青年报的郭梅尼女士来沪组织了一个青年座谈会——在现在《城市酒店》对过的团市委召开的。我应邀前去参加，却因沉浸在自己的苦难之中，对来了些什么人，讲了些什么话，全无知觉。
会后不久，突然收到一封信，说是他读过我的小说，并在那次座谈会上认识了我，想邀我见面谈谈，信末署名温元凯。
孤陋寡闻的我当时根本不知这位温元凯是何许人，更想不到他日后的名声，甚至连座谈会上他的尊容也想不起来了。
正因为如此，我便无所顾忌地赴约，兴冲冲来到他约定的太原路市委招待所。
那天他穿一件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蓝制服，戴一副老式白框的近视眼镜；见了面，依然记不起那天会上的形象，不过我已经知道，他是研究自然科学的。
差不多谈了一个下午，话题自然离不开社会、政治、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奋斗与遭遇等等。意在对我激励和鼓气吧，他滔滔不绝，我绝少能插嘴。我对他的领域一无所知，而他却很轻易地从他的领域转入到我的领域。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具有这样的智能结构。他的思维似乎有一种惊人的爆破力，在谈笑风生之间为你炸开了一个新天地。
他说他无论怎样忙，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看一个小时的书，这一个小时的涉猎范围极广，许多文学名著，包括拙作在内，就是利用这一个小时看的。
他又说他将去法国工作两年，行程在即，忙得一塌糊涂。这时我就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想他在塞纳河畔散步的时候，会不会还穿这身衣服？在实验室工作的时候，会不会还戴这副眼镜？还有，两年后回来的时候——当然，他不会再回来了。
“我要回来的，一定要回来的。我的国家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什么也没问，可是他一语道破了我心中的奥秘。我悄悄地抿嘴一笑。我想我的笑是不经意地表示了我的疑问和不信任，这使他受到了伤害。他举起一只手，着急地叫起来：“真的真的，我说的是真的！今天，我温元凯在这里——太原路招待所发誓，我一定会回来，两年后你看好了，我们一定还要见面的！”
我好不惊讶，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初次见面的、举止斯文有礼的青年学者会急得像孩子般指天发誓。我有些抱歉、有些不安地说了句什么，忽然一下子愣住了。我看见——在那白色的镜片后面，两颗晶亮的眸子灼灼闪动，放射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专注与诚挚的光芒。
我从来不知道一个男人的目光会是这个样子。这份晶莹、这份明澈，这份充满深沉的挚爱只有在童眸里才能找到。
我直觉地就相信了他。而后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他在改革大潮中的所作所为，全都证明我的直觉没有错。我发现他还有一种好为人师的直率与真诚。他的朋友很多，在他呼吁改革的繁忙奔波中，不知帮助了多少人，指导了多少人；许多人借助他的全息性思维，走上了个人致富的道路，而他得到的报酬，有时仅仅是一些客套话，有时还是流言蜚语……但他从不计较自己的付出。
针对我拙于言辞、不善表现自己的弱点，他常常毫不留情地说，你应该如何如何；或者干脆——你马上来，我要给你上一课！我说不行不行，现在九点了。九点有什么关系？我十二点才睡觉。可路上还要一个多小时……你现在什么地方？锦江附近吗？马上去锦江，叫一辆出租车，一刻钟就到了，车费向我报销，节约时间！
这份诚挚令我感动。我狠狠奢侈了一下，找了一部出租车赶去。
然而，生活并不是播种；付出了诚挚并不能收获等量的果实。
就在这个晚上，他望着我喟然长叹：“我不知受了多少骗，上了多少当，可是……”
“可是你要准备继续上当，继续受骗，而且心甘情愿，对不对？”
他点点头，目光中流露出的一丝倦怠渐渐消退，一会儿又恢复了真诚明亮。
我觉得我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记得这是1987年10月了，秋夜的静谧中流动着令人感动温馨。在这之前，我曾给他去信谈自己最近的创作打算，他在回信中说：“很欣赏你信里有关我国青年一代对理想及国家民族前途的思考和追寻的小说。如果我能对此帮上一点什么忙，将是十分荣幸和欣慰的。”又说，“欢迎你来合肥一晤，我可详细向你讲述我这几年的酸甜苦辣。”
我没有去合肥，因为我正为新作中的人物而伤神。我苦思冥想，食不甘味，寻觅能照亮整个作品的一道灵光——这不是能用文字表达的什么主题思想之类，而是一种能震撼灵魂的诗意的感召。
几个月以后，他回上海。在他家里有一次长谈。已是夜里11点以后了，他和我一起穿过长寿路，送我上了24路电车。空寂的电车在空寂的街路上行使，而弥漫在我眼前整个空间的，是温元凯的目光的辐射——那目光饱含着痛苦与欢乐，思辨与启迪，博爱与真诚……我觉得我的整个身心都溶解在这样的目光中，而这目光在凝聚，在升华，忽地变作灵光一闪。
我突然冷得直打哆嗦，同时又快乐得想跳舞。我的长篇小说有了新的灵魂，我甚至为最后的章节想好了标题：“魂兮归来”。
这部小说就是我在1988年5月完稿、1989年11月在《小说界》发表，而1990年在台湾智燕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
可是自1989年5月与在合肥的他通过两次电话后，就再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得到的是他坐牢的消息，所以这本书出版后，我还不曾送给他。
冲罢咖啡，我从提包里取出台湾出的精装本《呜咽的澜沧江》：“温元凯，我送你一本新书。”
他接过去，毫不掩饰地发出欣喜的笑：“啊哈，两三年不见，你冲出去啦！”
听见他的赞叹，我很开心。许多年来，他所希望的，我大多很难做到，而在他的心目中，我恐怕也是一个与所谓的现代意识相距甚远的人吧。但我也在探索，也在耕耘，也在默默地向这块土地付出那种不思回报的挚爱深情。
或许正是这种心灵的沟通使我在提笔之际总感到一种直冲胸臆的激情，自觉一向纤秀的笔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阳刚的力度。
想到此我忍不住说：“这本书里有一个人物，看起来不主要，其实……其实是很重要的，他后来成为改革家——就是你的形象给我的启示……”
“你把我的胃口吊起来了。”他笑着说，“这样，我可是无论如何要读的了。”
“你有时间吗？”
虽然回沪才一个多月，我已从他的父母那里得知，他又像一架永不疲倦的机器一样转动起来，甚至转动得比以前的还要快，还要猛。经常地，连饭也顾不上吃，车子开到西康路的小木楼下，叫一声“姆妈！”于是，白发苍苍的母亲将盛着饭菜的搪瓷茶缸送到他手上，很难说要到什么时候，这个孝顺的儿子才能从变凉的饭菜里，咀嚼出母亲的一片慈爱……
早在1989年初夏的那场风暴中，一些人指责他保守，而两年多后的今天，那些人中有的逃离了这块土地，有的灰心了——我爱母亲，可母亲不爱我啊……
而温元凯的爱，是雄师不懈的怒吼，你不爱我我也要爱，受骗上当也要爱，身陷囹圄也要爱！对母亲的爱是无条件的！
这爱使他辉煌，也使他孤独和接受磨难。他翻着手中的书，轻轻叹息：“过去我在临睡前的一个小时，能精力充沛地看大量的书，可最近我觉得很累很累……”
“你是很累，换了谁都吃不消。”
我这样说，但是并不劝他休息。任何劝他休息的话，对他来说，都好比一股飘渺的烟气，那般的虚伪和不切实际。
“不过我今天休息得很好，”他兴致勃勃地说，“像今晚的聚会，是最好的休息。”
似乎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转身进卧室，捧出了一大堆唱片：“这是我在法国跳蚤市场上买的，不过还从来没听过。”
在座的小姐们欢呼起来，一张一张挑拣，他也一张一张解释上面的法文标题，就在这时，窗外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谁也不在意，继续翻着，我被那封套上的一幅幅古典名画所吸引，更是全神贯注。
“轰隆、轰隆！”声音更响了。这是春雷，今年的第一声春雷！
所有的人都振奋起来，所有的目光都转向温元凯手中的唱片《春之祭》！
“好吧，就听这张！”
无意间一转脸，发现窗外有些柔柔白白的絮状物飘过。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走到窗前，定睛望去，真不得了，漫天飞雪，如白色的素花正在装点着这个城市。
似乎下雪的时候不该打雷，打雷的时候也未见过下雪；奇怪的是这雪是今年的头一场雪，而雷也是今春的第一声！
我倚窗而立，听那本该在春雨中轰响的惊雷，隆隆滚过白茫茫的雪天，期待着《春之祭》的乐曲。
不知过了多久，那乐曲始终不曾响起。我忍不住走进隔壁的房间，只见温元凯正满头大汗地摆弄那架生满了绿锈的唱机。
“真对不起，这架唱机买来，我还从没用过呢。”他无可奈何地望着那无规则乱跳的唱针，放弃了最后的努力。
然而他并不甘心：“听录音机好不好？我们听录音机！”
他说着又捧出一抽屉盒带：“都是我儿子的，你们挑。”
于是，属于儿子的伏德夏克的《新世界》被塞进了录音机，无须任何周折，“思乡曲”的旋律在暖融融的屋子里升起。我背对着温元凯，倾听一颗赤子之心，在风雪苦寒中顽强搏动的声音。
告辞温宅，夜已深，严格地说，日历已翻过一页，是新的一天的凌晨了。雪还在下，扬扬洒洒，悄然无声。一股冷风袭来，我打了个寒噤，可同行的一位小姐居然还穿着薄薄的呢裙。
“冷吗？”
“不……不冷！”
她的牙齿格格抖，裸露的小腿在瑟缩。我挽起她的手：“走吧，快走！”
公交车已经绝迹，夜路变得漫长而泥泞。我的运动鞋和她的高跟鞋，果断地、无所顾忌地踩着一滩滩雪水。仿佛春之祭的旋律已经响起，再没有什么力量能拖住我们的脚步……
（写于1991年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