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性格内向而懦弱，遇到矛盾，常常本能地只会绕道躲避。我们的伟人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但我不但觉不着其中的乐趣，而且一听到“斗争”两字，便会似待宰的祭牲似的觳觫不已了。尤其是在自己刚刚踏上事业道路的时刻，便遭到了所在单位领导的当头棒喝，被整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因此我便养成了一种“恐上”病，不管是什么领导，只要是在我头上管得着我的，无论地位职务高下，我都敬若神明而远之。
记得上世纪80 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刚刚调到上海作协的《上海文学》编辑部当编辑不久，工作还未完全熟悉适应，一天，忽然有人通知我说党组书记钟望阳要找我谈话。我不禁吓了一大跳。心想，领导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刚被原单位整得灰头土脸，好不容易躲到这里想有个避风港，难道人家还跟踪追击？！
我硬着头皮走到党委办公室门口，心中不由得又忐忑起来。一年多以前的情景又展现在眼前：那时我的工作单位为了扼杀我的第一部知青小说而开我的批判会，我在一些朋友的鼓励下不得已去出版局党委找领导申诉。我惴惴不安地走进党委办公室时，见一位颇有领导风度的胖干部正在大办公桌前喝茶翻报纸。我磕磕巴巴地向他说明着来意，可他却只朝边上一位女秘书模样的年轻女子看了一眼，那女子便说书记不在，开会去了。我只好退出办公室老老实实在楼道里等。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待我弄明白那胖干部就是出版局党委书记时，又一次硬着头皮走了进去；书记这才用嘲弄的口气对他的女秘书说了一句：“小李，你看人家这么年轻就写长篇小说了，你也给我写一部出来看看呀！”我就在这样的蔑视中被打发了出来。
此刻我站在又一位书记的门口，心中不由得踌躇起来。略一犹豫，忽听钟望阳却在里面喊了：“竹林，进来呀！”
进门落座后，我可怜巴巴地等着厄运的来临。因为我已经听说，我原单位的领导因为未能阻止我的书的出版，又设法逃离了他们的控制，便放出狠话要找我秋后算账；而且他们已经通过关系向新上任不久的市委宣传部长陈沂递交了诬告我的材料，罗列了我的白专道路和个人主义等等的一系列罪状，还通过在我原单位工作过、现在正在作协有关部门管事的某个人，在作协也到处制造对我不利的舆论。我想这些恐怕都会通过组织渠道汇总到作协的一把手钟望阳那里的。
我向钟望阳无奈地望了一眼，心想你快点下驱逐令算了，我一个渺小的个人是斗不过组织的，你们有权有势，顶多我再回到安徽农村插队去！然而，我却没有从钟望阳的脸上看到煞气，反而见到了一脸温和的微笑；他开口只以关心的口气问了我一些生活、工作上的问题，似乎是为了打消我的紧张心情和顾虑，他竟主动给我讲了他自己文革中在音乐学院遭受的迫害和打击；他说他被关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整天被逼着写交代，而罪名却都是莫须有的……听着听着，我终于觉得，与他相比，自己受到的这些委屈实在也算不了什么；我再抬头看他，他那圆圆的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和高高挺拔的鼻梁，都向我传递出一位长辈的正直和可信的神情；于是，当他再向我提问时，我就毫无保留地将我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向他讲述了一遍。中间他虽有插话和提问，但是语气都是善意的。
听罢，他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年轻人要向前看，过去的事情讲清楚了就不要多去纠缠。我的确听到了一些对你不利的话，但是你的事业心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你不光写了一部真实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你的儿童文学也写得不错；我以前也写过儿童文学；我一向以为，没有一颗善良的爱心是写不好儿童文学的。而你的儿童文学，同行的几位前辈严文井、陈伯吹、金近等都很欣赏，我也喜欢。这样吧，你将你前面讲的遭遇和情况写一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交了那个东西，你就不要管了，专心搞你的本职工作和创作去。”
我的心终于温暖了起来。我这才想起，钟望阳也是位儿童文学作家，他以苏苏的笔名写的《把秧歌扭到北京去》在解放初的儿童文学领域里很有影响；不久前我所在的那个儿童出版社，刚刚将他的这部作品重版，我还认真地拜读过呢。一下子，我似乎忘记了他是我的顶头领导了；踏进他的办公室前，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是称他“钟书记”还是“老钟”？当时单位里的人是大都叫他老钟的；但我是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晚辈，叫老钟似不尊重，但叫钟书记我也觉得拗口；所以见面时我干脆就什么也不叫。而此刻，我竟忘情地回答说：“钟伯伯，我知道了！”
事后我才弄明白，正如我事先担心的那样，那次钟伯伯找我谈话是因为我原单位向宣传部长陈沂反映我情况的信，已转给作协；陈沂批示要作协处理。这种事情本来是由作协组织部门处理了事的，他作为党组书记，完全可以不插手；我与他也无亲无故，但他却亲自过问了起来。可事后我无数次地想，此事是我命运中的运气，还是我挨整的遭遇引起了他的共鸣？这当然无从猜测，然而，能遇上这样一位gcd的好领导干部，却是我一生中的巨大幸运。
我还想多说一句的是，市委宣传部长陈沂同志。当时社会上传说陈沂的文艺思想很“左”，人也很厉害；而且整我的材料是该单位通过陈沂的一位熟人递交上去的，因此我总有一种又要大难临头的感觉。然而，当钟望阳将他的意见连同我写的材料一并递交陈沂后，陈沂同志让他的秘书到作协找到我，将我带进康办他的家中；陈沂同志与夫人马楠同我做了一次温和坦诚的谈话，后来据知情者告诉我，那次谈话后陈沂感慨道：“看那出版社的材料，我还以为竹林是个三头六臂的厉害人物呢，哪知是这样一个老实人！”于是他将那个向他递诬告我的材料的人找来狠骂了一顿。此后，我因祸得福，竟得到了陈沂同志不少的关怀和帮助。
自这件事情之后，钟伯伯似乎对我更加关注起来了。有时偶然在作协院子里碰见，他总要叫住我问问情况。我知道他恢复工作后，事情极多，整天忙于开会，因此根本不敢去打扰他什么。但是他却非常关心我的生活和创作。那时我没有住处，钟伯伯就给行政部门打了招呼，让我晚间住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记得有一次下午下班后已有一段时间了，我在单位食堂已吃过晚饭，钟伯伯刚从自己的办公室出来，在院子里见到我，他要我跟他一起去他家里坐坐。我以为他要对我谈什么事情，心情有些紧张，然而到了家里，伯母十分亲切地给我泡茶，和我聊天；钟伯伯吃过晚饭也过来和我随便聊，告诉我说没任何事情，只是看你一个人老闷在办公室里，让你出来透透气。
我又一次被这样一位亲切而又平易的领导所感动。而更令我感动和意外的是，在他家里，我竟见到了我的朋友陈二林。二林是珠影厂的文学部主任，我的知青长篇《生活的路》出版后，她代表珠影厂与他们的导演张波一同来沪找我改编电影本子，我们有一段很投缘的相处。后来虽然因为张波导演突然意外去世而电影搁浅了，但二林的正直、真诚和热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们成了好朋友。然而，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二林的父亲就是钟望阳。
隔不多久，钟伯伯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高兴地对我说：“文革后全国作协要恢复举办文学讲习所；他们已经发来通知让你参加。你回去准备一下，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写作水平。”
尔后，由于劳累过度钟伯伯病倒了，住进了华东医院。大约半个月后，他又带信让我去他病房见他。他十分关心我去北京讲习所学习的事，问我准备好了没有？哪一天动身？我告诉他我还没拿到通知。他一听就着急了，说离报到只有几天了，怎么搞的还没把通知给你？于是他就在病床上为我写了一张便条，让我去作协找政治部主任张军（当时的组织工作归政治部管）。
命运真的对我不薄，让我在人生最困扰迷茫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位充满了人性和爱心的领导。从此，我对领导的看法也变得成熟了些。就我的认识而言，我觉得，看一位领导不是看他的地位、权势，也不是他口头上标榜的党性、阶级性，而是看他有多少公心、善心和爱心；一句话，是看他的人性！我尊敬和信任后一种领导，而对前一类中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隐藏着强烈的私心、贪心、和野心者则只有敬而远之。其实，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得到过许多领导、长辈、朋友的关爱、鼓励和帮助。每想到此，我的一颗感恩之心常常无以言表。
值此钟伯伯百岁诞辰之际，我思绪纷纭，信笔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聊表我对他的敬仰、感恩和思念之情。
（写于2010年钟伯伯百年诞辰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