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文友陈国凯
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国凯兄的选集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集为三卷本，收进长篇小说《代价》、《好人阿通》、《荒唐世事》、《都市的黄昏》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内一家重量级出版社，能在该社出版选集，自然值得庆幸。我立刻拨电话祝贺。才拨了一个电话号码，即想到神经衰弱的老兄生物钟有些颠倒，我等常人起身时，他正好睡觉；而待我们打哈欠时，他则精神抖擞了。所以通话时间最好是午夜。果然改在午夜拨通电话，那边就传来美妙的音乐声——这位音响发烧友正遨游在他的精神乐园里呢，想来那是个超凡脱俗、没有人间烟火的绝妙境界！
岂料一提到出书，他竟张口大大地自嘲了一番，说自己的作品不过是“青菜萝卜”，纯粹是大众食谱，而且是一般的大众食谱，远没有“傻子瓜子”的名气；又说他写的都是“速朽的玩意”，保鲜期恐怕没有沙田柚长……我听得笑了起来。老兄一说话我就要笑。不过他也承认，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集是他的一个心愿；选集由该社三位高水平的文学编辑受理，无商业炒作嫌疑，他感到欣慰，也算是对自己的创作打个句号。我大叫：“打什么句号！你现在不是还在写吗？”他笑道：“我写什么都是雕虫小技，无关紧要。最希望的是能看到广东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脱颖而出。”说到别人，他便来了兴致……嗨！我这位老兄!
于是一些往事、已逝岁月的点点滴滴，便如清晨的柔光，在夜的深沉中闪现。
我最初认识陈国凯是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上。我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个会与**主持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几乎同时召开，是“四人帮”粉碎以后文艺界思想解放的最初春风。当时我因写作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受到批判，同时也因为写此书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及茅盾先生的鼓励。可我竟迷迷糊糊地不知道在冬天，北京的房间里是有暖气的。当我历经了许多曲折、穿着一身出自乡下土裁缝之手的厚厚的红棉袄，匆匆踏进友谊宾馆报到时，立刻热得汗流浃背；可我里面的衣服又实在寒酸得见不得人，因此便只好忍着。我的这副窘相，被旁边的一位男士看在了眼里，他操着一口广东普通话微笑着对我说：“把棉袄脱了吧，没关系的。”语调亲切而真诚。我还是不好意思脱掉棉袄，但终于把前面的纽扣解开了几个……便匆匆闪到了房间的角落里。 与会的全是全国知名的作家，而我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小姑娘。我连抬头仔细看清对方的勇气都没有。但那位男士的善意我深深印进了心里。直到会议结束时，我才知道，这位男士叫陈国凯，广东作家；以后，还知道他在韦君宜老社长的敦促下，写了《代价》、《我应该怎麽办》等长篇小说，在文革后的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文艺解冻的春风中新葩怒放。
1980年春，我和陈国凯在北京朝阳区党校的文学讲习所再次见面。这时，他的长篇小说《代价》已经家喻户晓了。因为熟悉作品并对作品的喜爱而重新打量这位同窗学兄时，我突然为他的瘦而震惊：个子虽不算太矮，体重却只有８０多斤，站在那儿一阵风就要吹跑似的。我那时尚在爱蹦爱跳的阶段，觉得业余时间打打羽毛球最开心不过了。但我却不怎么愿意跟他打，因为他太弱不禁风了，连打过来的球都是轻飘飘的。所以一见他站在我对面和我对打，我就故意又抽又扣，使他自觉无法招架而悻悻然退下。这样的恶作剧不止一次，自以为得意；而他却并不在意，总是宽容地笑笑，自嘲一番了事。
想不到没多久，他就成了我们许多同学、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的好兄长。他宽容、仁慈，和蔼可亲；同时又机智幽默，俏皮得让人开心。有一次我陪他去看文坛前辈秦兆阳。秦老关切地问他四十几了?他那时不过四十才出头，也可能对岁月的流逝有一种伤感吧，竟故意眨眨眼，一脸茫然的神色：“四十……几？我也忘了，这得问我妈去。”我坐在一旁忍不住放声大笑。秦老也笑出了声——那时秦老文革中被没收的住房尚未发还，住在一间自己搭的平顶小屋里。这笑声一扫这窄小空间里的郁闷气氛。
然而陈国凯却不笑，依然低眉垂眼，一副聆听前辈教诲的样子。原来秦老是约他去谈他那部长篇《代价》的意见的。见他这副少见的不苟言笑的模样我好不惊讶。然而他的这种态度确实是真诚地发自内心的——回到讲习所以后，他立即按照秦老的意见修改起来。因为白天要上课，写作只能在晚上。很难说他的生物钟是否是从那时开始颠倒的。有一个周日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天，到下午五点还不出来打饭——那时周日只开两顿饭，再错过这顿就没了。我去敲门，只见满屋子烟雾腾腾，原来他以烟代饭已写了一万多字。想不到这病蔫蔫的身体里竟藏着如此超乎寻常的精力！
我那时处境不太好，有时会愁眉不展，可只要见他胳膊一甩一甩地迎面走过来，深度近视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一闪一闪，就晓得他要给我说什么好笑的事了；而我也不等他开口，就会一扫心头的阴霾预先笑出来。其实他的普通话很不标准，听起来也极为吃力，我常常会听错，却并不妨碍对他那懒洋洋的、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出来的连珠妙语的领略。和他在一起，我总是笑得很开心。
当然他并不仅仅是逗我笑，更重要的是为了鼓起我对生活的勇气。记得他最爱对我说的两句话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这两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他一向胃不好，神经也衰弱，却能在一些别人都怵头的场面挺身而出，表现出一种凛然的男子汉气概。他确实在走自己的路。他那些俏皮中带着锋芒的作品一部部问世，让人们一面看一面笑一面陷入深深的思考……
然而国凯兄却在电话里指示说，要我对他的作品“挖苦一番”、“嘲笑一番”。挖苦和嘲笑不是我的强项，况且读他的一些作品，我自己先被笑倒，哪里再有“嘲”的劲头？倒是他的自嘲，我以为是有振聋发聩的力量的。去年，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里，他在自序中写道：“我编的这本集子是否也属于浩浩荡荡的文字垃圾行列？难说。但它的速朽性则是可以预见的。也许有一天我的孙子将来发现了这本书，会以很奇怪的心情对人说：‘我爷爷怎么这么蠢，写这种弱智的东西？’……”
读至此我再一次捧腹，就跟当年在文讲所时一样。谁都清楚国凯的作品是机智而不是“弱智”。他的小说，在机智、幽默后面，包含着深沉的思想内涵。这也构成了他的作品与众不同的特色。自嘲其实是一种心智健全的体现。大凡当了作家，许多人都有点想“不朽”；其实谁又能不朽呢？只要人类社会在发展，人类的文明在前进，就没有永恒不朽的东西。唯有看穿这“不朽”，从“速朽”中完成现实生命的意义，我们的作品或许能传得更久远些。
1996年底去北京参加文代会时我又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国凯兄。这时我已备有了应付户外寒风和室内暖气的两套衣服，只是青春不再了。但与故友相见的快乐是单纯而明亮的。在这样的会上我是一个闲人，因为闲而使我能有充分的时间享受友情。与国凯兄闲聊时发现，这个表面上病弱的人，依然有着当年在文学讲习所时被同学们称道的极漂亮的头发，还微微卷曲并闪着光泽，简直令我羡慕。于是我想，这头发体现了一个身心健康的生命的底蕴，所以他有那样的勇气和胆识来自嘲，准备迎接孙子的挑战，甚至随时愿意为子孙们让路。这头发配合着他那宽阔明亮的额头和善良聪睿的目光，显示了他不易衰老的内在个性；也因此，他又写出了《天道有情》这样洋溢着青春热力的中篇小说。
国凯兄向来反感“文人相轻”的行为。他告诉我，有位著名作家说过，文学创作是终身的苦役。他说既然大家都在服苦役，身心都很疲累，再相轻相贱，不是自己找死吗?“文人应该相亲才对。”他总是这样说。与国凯兄相处，能文人相亲、有共同语言，是因为他宣称和实行的宗旨——不赶时髦、不卖关子，做普通人、说真心话、写平常事——这观念与我心有戚戚焉！
在当今的商品大潮下，商品化法则波及到一切领域，文学也无例外。在这样的“劫数”面前，能否一如既往，淡泊为人为文，心灵上守住文学这一角洁净的天地？我愿与国凯兄共勉之。
（写于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