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李子云
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李子云老师突然去世了。
在接到李子云老师往生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做梦的人是不知道自己做梦的，一切都如真的一样：李老师正在大宴宾客，地点是我最熟悉不过的了，就在李老师家附近，上海衡山路上的凯文咖啡馆。来的都是女宾，济济一堂，而原本小巧雅致的凯文也无端地放大了，屋顶无限高远，有如缀满星星的蓝色苍穹。
苍穹之下，人就显得有点渺小了，但却更加舒展而自由。李老师一袭蓝衣，是夏日里最晴朗天空的颜色。当时我心里就有些疑惑，李老师怎么会穿一件蓝颜色的衣服呢？她喜欢的颜色应该是淡紫色、酒红色、白色之类。不过那蓝色把李老师的脸衬得格外白皙娇嫩，有如生命之初始。她手里的玫瑰，鲜红、娇美，满满一大捧，足有八十朵——噢，今天是她八十岁生日的寿宴啊！
席间红玫蓝衫，笑靥如花，天上人间……我蓦地惊醒，一切仍历历在目，却忽然想到斯人已逝。泪水湿了枕巾，也湿了我的心田。如果人心是一片沃土，也时时需要液体的滋润，才能播下种子，开出花朵。我想我与李老师之间的友谊，何谓因？何谓果？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要好？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这个除了会写几个字别的什么都不会的傻人，会时不时地接到李老师的电话：“竹林，我们家老阿姨说要请你过来吃饭。”
第一次接到这样的邀请，我心里免不了奇怪：明明是李老师请客，怎么变成“老阿姨”的主张了？
老阿姨是李老师家里的老保姆。
后来慢慢明白了，老阿姨青春年少之时来到李老师家，忠心耿耿服侍了李家几代人。老阿姨对李老师的好，那真是巴心巴肺。好几回我陪李老师逛街，在淮海路上买了新衣服，回家的路上，李老师就关照我：“一会到了家里，我就说这件衣服是你送给我的。”开始我不解：“为什么呀？”李老师解释：“今天买多了，老阿姨要说我的。她总是怕我钱花多了，到老了没钱花。”我哑然失笑，同时，感动也自心底油然而生。
我初识李老师时，老阿姨虽已经弯腰驼背，还尚能操持家务；后来年事渐高，终于做不动了，老阿姨便找来了一个年轻保姆，照顾李老师，也照顾老阿姨自己。这个年轻保姆脑子不太灵光，出去只会朝一个方向走，多拐几个弯就不认识路了，却因与老阿姨投缘，李老师也容忍了。但李老师一直想请一个更灵活更能干些的保姆，也托了我。我通过朋友为她物色了一个崇明人，问李老师要不要？可李老师又犹豫了，说现在老阿姨和小保姆处得像祖孙俩一般，实在不忍心拆散她们。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暂时还是不要了。李老师又说，老阿姨年纪实在太大了，只希望她开开心心地活着。老阿姨行动不便，走路需要一根拐杖，但老阿姨又觉得拄拐杖不好看，就硬撑着不肯用，于是就免不了磕磕碰碰。李老师心里急，就耐着性子哄她，终于哄得老阿姨肯接受拐杖了，立马给我打电话，问我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拐杖？
接到电话我也一愣，上海的淮海路、南京路，一家家大商店数下来，还真找不到一家卖拐杖的店。但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竟在嘉定一家不大的超市里看到了它，赶紧买了送过去。老阿姨看了十分喜欢。李老师向我感叹，家里只要有老阿姨在，她就觉得心里很安定。由此看来，家中请客吃饭必得老阿姨做主，也顺理成章了。
我记不起是哪一年，也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了，反正，一次会议结束后，众人开始往外走，但上海的另一位文学前辈、评论家，高高瘦瘦的梅朵老师笑眯眯地站在那儿，对李老师说：“今天晚上我要到你家里去吃饭。”李老师也在笑，却是摇头：“今天晚上我家里只有一条小的清蒸扁鱼。”梅朵老师一听非常开心：“我就吃这条清蒸扁鱼好了。”
那时我尚不知李老师家里清蒸扁鱼的美味，心里又好奇又好笑，两条腿竟挪不动了，只想听听李老师怎么回答——人家就是要吃你的这条清蒸扁鱼，看你咋办？
没想到李老师脑袋微微一侧，脸上显出小女孩般娇憨的表情：“那我要去问问老阿姨，肯不肯给你吃！”
我一听差点笑出声来，赶紧低头跑开了。在那个晚上，梅朵老师究竟有没有吃上那条鱼，我就不知道了。但我想梅朵老师必是在李老师家里品尝过那道菜的，否则不会一听清蒸鱼就这般振奋。老阿姨厨艺了得，拿手菜有咖喱鸡、红烧对虾、红烧蹄膀、清蒸鱼……我平生最怵头的事就是下厨房做饭，但饭却是要吃的，实在饿得受不了，只好跑到厨房里做，可等到做好端上来，已经没胃口了。我年轻时常常不吃中饭，到晚上才饱餐一顿。记得有一次写稿写到天黑，饿得前胸贴后背，也顾不上做饭了，出去买了个午餐肉罐头，狼吞虎咽一下子全吃光了，结果肚子胀得受不了，一个人跑到田野里，整整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算舒坦。我把这些事当作笑话，在聊天时说给李老师听。李老师忽然就严肃了：“你这样不行！你要想长久写作，就必须要有一个好身体。要身体好就得好好吃饭，一顿也不能马虎的。”
这话说了没多久，我就又被李老师请到家里吃饭去了。吃罢，老阿姨拿来一只大口玻璃瓶，为我装了满满一瓶切好的酱蹄髈让我带回家。那蹄髈没切时我见过，用棉线扎得紧紧的，切开来，一片片的肉既紧实又软糯，香喷喷让人没齿难忘。李老师说：“你回去放在冰箱里，下面条时夹几块，就不用做菜了。”我心里一热，转过头去，隐忍了欲落的泪水。
我不能说与李老师漫长的友谊是从齿颊留香开始的，但这“开始”真的想不起来了。以李老师的名望，说她在文艺界众人皆知并不为过，即使一切职务都褪去，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为评论家的李老师在艺术上有自己的标准。她对作家的作品，无论有名的还是无名的，自己觉得好的就讲好，不好的就讲不好，至于那“好”里面的“不好”，或者“不好”中的“好”，她都会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哪怕你不认同她的意见，你也不得不承认，她认真读了你的作品。她决不会一目十行把一篇小说翻翻，或者只看个标题，然后数千字的评论文章就哗哗流淌出来了。她读作品十分认真，她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也是认真、中肯的，负责和善意的。她不虚伪不客套，不势利不媚俗。
作家与评论家走得近，少不了在自己的新书出版之时签上名巴巴地送去请求指教。我出了新书也会签了名送给李老师，在签名的扉页也会写上请指正之类的话。但我确实从未对李老师说过请您评论一下我的作品。我甚至记得，李老师对我的一部小说发表评论时，我连书都没送过，因为那时小说发表不久，书的出版还没着落呢。
1988年，我的一部以云南知青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上（发表时题为《女性——人》）。小说发表后我被告知文艺出版社不出此书了。我也听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写文章说我没在云南插过队，不了解那里的生活，胡编乱造。对此我并不在意。我去云南进行过仔细的采访，我有交往很深的朋友、亲戚、同学在云南兵团当过知青，我在动笔前还做过非常细致的案头工作。说我瞎编的并未具体指出瞎编在哪里，而小说在台湾出版时人家请了很多老专家来研究，哪怕一草一木都没有放过，也只对我写的某棵树和一种草的名字提出了质疑，但后来经过查证，说我写的没错，没让我修改。其实，我在这部小说里对知青运动、对知青追求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认识上，都比以前写的《生活的路》提高了一步，我自己心里有数。如果在安徽插队者就只能写安徽知青生活，写云南就不真实了，这对文学创作的理解也太狭隘了。
也就在这时，李老师约我到她家里去，对我谈了她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如今在漫漫长夜里我仔细回忆，这可能就是我第一次去李老师家。因为在此之前，我几乎没跟李老师说过话——原因也很简单，李老师曾是我工作过的单位的领导，我一向不敢跟领导主动搭话。
但这一次，李老师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剖析了我的作品，对它作了充分的肯定。这让我既欣喜，又意外。李老师又说我之前的作品有“一股学生腔”，这部作品实现了“自我突破”，上了一个高度。我傻傻地笑得开心。虽然“学生腔”之说一时使我有些茫然，但我知道这是她实话实说的批评，也是充满了善意的。一个作家如果连善意的批评也听不进去，怎么能进步呢？有好几次，相隔一张吃饭的方桌，李老师望着我说：“我一直担心，怕你从那个高度（指《呜咽的澜沧江》 ）上退下来。”
也许是怕我“退下来”吧，李老师曾向我竭力推荐张承志的作品，也是让我好好学习的意思。我对李老师说，张承志的作品我看过一些，也很喜欢的，可就是那本《心灵史》买不到。李老师一听，马上从书架上抽出递给我：“这就是《心灵史》，你拿去看吧，但记得要还我。”
我体会到张承志在李老师心中的份量。因为有些书，李老师会很大方地送人的。我把这本书带回家，翻开来，就看见一些段落上有铅笔划过的细细记号，想必是李老师看书时所作。怀着一份敬意，对李老师，也是对张承志，我认真地把这本书读了两遍。这本书让我震撼的是信仰的力量——我至今还记得“心灵的眼睛，因为看见了你，才具有了光明”这样的句子。我一直尊敬有信仰的人，也努力追寻自己的信仰。为此，我在自己所有的作品中拒绝平庸，坚持直面生活的现实，追求普世的大爱精神。
我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我写作如同蜗牛爬。从《呜咽的澜沧江》以后，我又慢慢爬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中，我多次听到李老师以婉转的口吻对我说，她不喜欢一部作品中过于精巧的构思和太多的巧合。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批评。但我内心也有自己的坚持。我认为，一部长篇小说要在读者面前站立起来，必须要有一个既恢弘又精致完美的架构。这种架构的力量是一部作品的气韵，也是对一部长篇小说作者的考验，很难，但我尽自己的能力在做。“巧合”可以减少，但完全避免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巧合，可能就是一部作品的亮点。
从我的长篇小说《女巫》出版之后，李老师再未就我的小说作品谈过意见。我想李老师是知道我内心的坚持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相反，因为彼此之间的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友谊也变得更舒展更纯粹了。有时我发一篇不起眼的小稿子，她看到以后都会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我。有一次一个区图书馆为我搞一次作品展览，李老师居然也来了……
记得有一年北京开“文代会”，李老师早早地就向创联室提出，她要和我住一个房间。开会时果然就把我分在李老师的房间里了。
说来惭愧，和李老师住一个屋，我不但没好好照顾到她，反而时时被李老师关心。比如房间里的卫生间，李老师使用的时间之短，令我吃惊。每天她都像一个军人般快速地洗刷完毕，然后让我在里面慢慢磨蹭。到了晚上她自己钻进被窝时还会说：“我睡觉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会影响我。”
天哪，再没有比李老师更好相处的“室友”了。当然，因为是李老师住的房间，来看她的人就比较多了，一拨接一拨，都是我不认识的，我也会傻傻一笑，算是打过招呼便走开了。
那时李老师已经七十左右了，她实在应该有一个比我乖巧能干的女孩做伴，来了客人也能帮她端茶倒水招待一下。可偏偏她愿意跟我这个笨拙的木头人在一起。分手时她还很开心，说以后再开会我们还住一屋。我想李老师为何与我这般投缘？彼此心灵深处，又有怎样的共鸣呢？
李老师年轻时就参加革命，又亲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人生历练必是深刻的。睿智的李老师脸上没有苦大仇深，一个优雅的转身就告别了昨夜风雨，迎来了今晨的玫瑰。当年身处革命大环境，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必然深入于心，但在1980年她就撰文对文艺创作的“工具论”作了抨击。她也很早走出了国门，很早以自己的表率，让许多作家对饮食、对服装、对待人接物的礼仪有了新的认识。“到上海来最好吃的一顿饭是李老师请的。”许多外地作家如是说。
李老师与时俱进，天天快乐地生活在当下。她总是衣着得体、温文尔雅地出现在朋友的视线中。她朋友的年龄层次从八、九十岁到 80后。她与年轻人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她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记得在短款上衣刚刚开始流行时，她就批评我的衣服太长了，穿在身上拖拖沓沓没精神，要我赶紧换个款式。我有些懵懂：“穿那么短好看吗？”李老师的回答不容置疑：“你身材修长，绝对是穿短的好看。”于是李老师带我到华山路上的一家布店，以她的眼光为我选定了一黑一白的两块呢料，又外加一块砖红色羊绒。最后在李老师指定的成衣店里，我做了黑的和白的两件修身短上衣；那块砖红色的羊绒呢，我们两人各做了一件休闲式外套，款式一模一样，只是尺寸略有不同而已。试样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觉得衣服的色泽很温暖、很低调，却在朴素中暗含了一点高贵在内。我欢喜不已，又约好，下次聚会时必先打电话沟通，以免两人把同样的衣服同时穿出来。又说又笑，我们如同一对闺中密友；我感叹：生活真美好啊！
如李老师所言，我那一黑一白的两件短上衣，“永远也不会过时”，年复一年，我仍然把它们穿得有滋有味。年复一年，李老师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到淮海路她的家中。我陪她去过华山医院；去过徐汇区中心医院；去过老锦江、新锦江；去过凯文西餐店、凯文中餐店。在波特曼酒店喝过下午茶，也在吴江路上吃过生煎包；我们还去福州路看电影，还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开了宾馆房间泡热水澡……青春不再，但生活着是快乐的。爱美的李老师，有足够的智慧支撑自己的美丽人生。
与李老师交往，亲密并不无间，轻松但拒绝轻薄，有类似亲情般的温暖，又有超越亲情的从容宽广。看多了人外在光环的李老师是注重人的内在品质的。我这个人不擅于与人打交道，惧怕出头露面，口头表达能力极差，唯一剩下的优点就是知足而本分了。李老师和我在一起，也必定能体会到一份来自心灵深处的安宁与安全之感吧！
离出事的十多天前，李老师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她的侄子老虎要为她做八十大寿，时间、地点都定好了，这次请的一桌，全部都是要好的女朋友，嘱我到时前去。
我当然一口答应。李老师又说：“我今年其实是79岁，但是上海这里习惯是做九不做十，再加上老虎一定要给我做。老虎说：‘嬢嬢，把你的朋友全请来！’好大的气魄哦！”
我笑了：“李老师你好幸福！”
李老师说：“我是觉得很幸福。现在像老虎这样的年轻人，谁愿意跟老年人多啰嗦？可我家老虎，出去总是挽着我的胳臂……”
虽不是面对面，我也能体会到李老师的幸福之感。但李老师的嗓音有点嘶哑，我问：“你是不是感冒了？”
“是啊，我有一、二分的低烧。”李老师说，“王蒙到上海来，我去酒店和他一起吃饭。酒店里空调打得低，我冷得刺骨，回来就不行了。但不要紧，热度也没高上去，我现在加紧吃药，再过几天应该就好了。”
见李老师说得轻松，我也以为没什么问题。但忽然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在嘉定的葡萄园里兜风时，手机响了，是李老师打来的。李老师说她要到华山医院去住几天，检查一下。我一听就着急了。我说：“李老师，我来看你！”李老师却说：“你就不用来了。我告诉你是因为生日宴会要延期了，延到什么时候我出院以后再通知你。你等我电话好了。”
我就真的老老实实在家等李老师的电话。在以往的日子里，李老师也曾经数度住院。李老师每次住院都关照我不要去看她。我大都也老老实实地听了她的话。我想爱美的李老师一定不愿我看到她穿着病号服的样子，我得尊重她的意愿。可现在知道，李老师在医院里，并未拒绝朋友们的探视。我是傻得有点迂腐了。我也为自己的愚钝付出了代价。短短几天后，我接到的电话已不是李老师打来的了。李老师的灵魂已然飞升天国。然而，她在天上也信守诺言，她的八十寿宴——如期在我的梦中举行！
平时，我与李老师之间，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在写悼念她的文字时，我又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了，就只好以上面这些絮絮叨叨来寄托我对一位知己的导师和朋友的尊敬、怀念之情。
（写于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