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追求事业的道路也许都是不平坦的。我初次踏上写作道路时的遭遇也是这样。
在插队落户时，我的人生处于最艰难的时刻。那时，我曾经得到过一位撑着红色油纸伞的老农民的激励和帮助。这顶红色的油纸伞，从此一直在我的生命中闪光。以后，我就一直想写一本书，将我的生活遭遇和生命体验告诉更多的人。但是，在“四人帮”统治的年代，这是不允许的。因此，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知青宿舍的煤油灯下作些生活素材的记录。第二天下地时常常会引起妇女和姑娘们的哄笑，原因是我没有洗净昨夜被煤油灯烟熏黑的鼻子。
终于决定动手写作的时候，是在1976年的暮春时节。那时，我刚回城，经过一番努力进了一家出版社工作，住在单位的一间当作集体宿舍的小阁楼里。五月，办公室窗外广玉兰绿苍苍的枝叶间缀满了凝脂般洁白晶莹的花朵。每天下班以后，我就悄悄插一枝在案头，然后摊开稿子写作。
夜深人静，窗外飘着零星的雨，桌上亮着孤独的灯，广玉兰紧裹的花蕾在我沙沙的笔声中悄然绽开，好像是一颗纯洁无瑕的心在陪伴着我。它那一阵阵清幽的香气，使我宁静、使我振奋，使我的心灵发出一阵阵震颤……天亮时分，花儿吐尽芬芳，洁白的花瓣上出现了点点锈痕，一片片落下。我搁下笔，从抽屉里取出一面小圆镜，照一照发黑的眼圈和额上过早出现的细纹，然后放下镜子，用凉水洗一把脸。
然而，温馨的五月是短暂的，接着便是炎夏。我用冷水浸着腿，用湿毛巾敷着脑袋写。而后又到了严冬。南方的冬天不生火，哪怕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每天等到下班办公室里的人走光以后，我就一个人悄悄地套上棉裤和棉鞋（这样臃肿的装束在上班时穿实在太难看了），再抱上一只灌满热水的玻璃瓶。写着写着，水冷了，手冻僵了，捉不住笔，只好站起来，围着办公桌跑几圈。听说酒能御寒，我就偷偷买了一瓶，但实在忍受不了那种辣味，只好又加了许多糖和水。
起先，人们不相信我会写出什么名堂来，甚至还有挖苦嘲讽的议论：“现在的青年，未会走，就想跑；这山望着那山高。”“看她那样子，连话都说不连贯，还想写小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话是这么说，有的人心里不踏实起来，趁我不在宿舍的时候，偷偷溜进去翻我的书桌和床头，看看到底写了多少。还有人偷翻我办公桌的抽屉，注意我的来往信件，甚至窃听我的电话……
然而，在同事中也有真诚的鼓励和支持者。于是，我就像穿上了红舞鞋的舞者那样执迷不悟地继续写下去。广玉兰花谢了又开，完稿时已是第二年的五月。这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了，荒芜的文艺园地里，春风正怯怯地吹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用鞋带束发、骑自行车往墙上撞的傻乎乎的姑娘，一双细瘦的胳膊所捧出的一叠沉重的稿子，已经是一株具有真实生命力的带着泥土芳香的小树苗了。首都一家全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来信热情肯定了我写的这部书稿，并要我去北京修改。同时他们说明，已经给我单位发了替我请假的公函。
我开始等待，等待领导来通知我。我每天都注意他们的神色。可是一天、二天……半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我只好决定鼓起勇气去找单位的林书记。然而，这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我不敢跨进林书记那间办公室的大门，去他家更是不能想象的。但机会还是来了：有一天，林书记破天荒来到食堂吃早饭。我赶紧抓起吃剩的半个馒头，坐到他旁边的一张小凳子上，忐忑不安地将要说的话说了一遍。
他非常庄严地喝着粥，似听非听，忽然皱起了眉头：“有这事？哦？你怎么知道的？”
我急了，连忙把出版社给我的信的内容重复了一遍。
他沉吟片刻，夹起一个肉包子：“你不要去了。”
“这是为什么？这……”仿佛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知说什么好。
也许是因为焦急中语气含有责备的意味，他听得很恼火，鼓鼓的眼睛像要瞪出眼眶似地望着我：“这又不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我们领导有权让你去，也有权不让你去！”
我真恨自己，那该死的、愚蠢的眼泪抑制不住地直往外涌。我只好竭力咬住嘴唇，不让它流出来，一直到他吃完包子站起来要离开食堂时，我突然冒了一句：“林书记，你不是也经常要我们编辑到基层单位去为作者请创作假吗？你是否有中央组织部的调令给我们呢？”
“什、什么？”
我惊讶地发现，这位堂堂的书记一发急，居然也会口吃。可当时林书记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气冲冲地说：“好吧，既然你有不同意见，那就在社里开个大会，让群众讨论讨论，如果大家都同意你去，我们再研究；大家都不同意，就维持原结论。不过这个会到底开不开，你自己考虑决定。”
“开就开好了！”我咬咬牙，赌气地说。我还不致笨到听不出那番话里明显的威胁意味，可是我别无选择。
开会那天，林书记亲自主持。望着黑压压一大片人头，我竟有些茫然，不知是应该恐惧呢，还是应该自豪。我想，在这个单位里，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却要动用那么多人来对付我。
文艺部的一位老编辑首先开炮：“小王这个人嘛，大家知道，她在我们部里是最年轻的，可是有一次劳动搬砖头，她有气无力的，将砖头递得很近；我们许多老同志都比她传得远！她真的没力气吗？不，每天晚上她自己写稿子、干私活的时候就生龙活虎了。这只能说明她不愿为国家、为集体出力；她把力气留给自己。当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不过从这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思想政治品质问题……”
这段发言加批判，足足有三十分钟。听到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含着泪叫了起来：“那次劳动，我得了中毒性痢疾，医生给我开了三天病假，可我没把病假单交出来，我……”
我说不下去了。那天我突然上吐下泻，自己跑到医院里，还没进门口就一头栽倒了，正好被一对从外地来上海改稿子的作家夫妇碰见，他们又拖又抱才将我送进急诊室抢救，折腾了一夜。第二天医生给我开了三天的病假，让我回家休息。
如果我像别的女孩子那样，有一个温暖的家，有疼我爱我的父母，那么这三天病假便可以尽情地撒娇、睡觉、享受，但我无处可去，所以连病假单也没交。
这时全场愕然。林书记咳了一声：“问题不在一件具体事情的出入上，我们干了几十年编辑工作的老同志都有创作能力。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搞创作，而不能鼓励小王这样的歪风邪气。刚才老周说得好，你干私活、走白专道路，难道这不是政治品质问题吗？”
会议重新活跃起来。有人说我如何喜欢白色的花，说我开会不发言是在构思自己的稿子。甚至有位女同志站起来“大义灭亲”，揭发我在工作时间替她改过她私人的稿子……莫须有的罪名，莫须有的指责。我从惊愕中醒来，忘了委屈，忘了流泪。我站起来，第一次用镇定的、低低的压抑着愤怒的口吻说：“今年我已经编发了三部书稿25万字——这就是我的工作。诸位，请你们也将自己编稿的数字公布一下好吗？”
没有人敢响应。愤怒和快意的交加使我的身子发出阵阵冷颤。我心里明白，尽管在这里我工龄最短，年龄最小，工资最低，可我天天勤勉地工作，我是问心无愧的。而那个批判我时叫得最凶、最慷慨激昂的党小组长，除了经常跟踪我的言行，窃听我的电话，偷翻我的抽屉以外，他这年连一个字的稿子也没有编发过。
大概他们没有料到我会如此反驳，会议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林书记终于开口了：“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嘛，既然你有能力，那么就应该再多干一些工作。革命工作无止境嘛！”
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也终于散会了。人们急切地回到那个已经离别一天的家里去了。
突然，我看见走在最后的一位同事，在走到办公室的门口时停了一下，还转过身，朝我望了一眼。我一下子热泪涟涟，忍不住地想叫住他，跟他讲点什么——正是他曾经支持和鼓励我写这部稿子，也正是他在会议的最后时刻站起来为我作了辩护。
但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声不吭的垂下了脑袋。虽然头昏昏的，可脑子还没有糊涂。我知道在这种时刻叫住他无异于害他。我只能倾听着他的脚步声慢慢消失在楼梯下面。
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我无家可回，无处可去，坐了一会儿，感到头昏得厉害，知道这是饿了。很久以来，我对饥饿的感觉不是胃而是脑袋。只要头一昏，就必须往肚子里填东西。但这一刻，我没有填的心思。我只是呆呆地坐着。整座楼房似乎变成了一座空寂的墓穴。
窗外，黄昏的天空沐着风、沐着雨，广玉兰树憔悴的绿叶，在深秋的寒风中瑟缩。我突然想到刚才批判我的人现在都已经到家了，正坐在餐桌前享受着美味佳肴，也许还有一杯葡萄酒、一碟花生米。而自己，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吃过一餐像样的饭菜了。无论大年除夕还是中秋佳节，无一例外都是用面包、冷馒头，或者是中午从食堂买回来的冷饭剩菜充饥。
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闯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最后一个离去的他，另外一个是自然科学部的编辑。
“小王，今天我和小赵是特地来祝贺你的。”自然科学部的那一位，手里拿着一瓶黄酒直摇晃。
“对，阿发兄还给你买了酒。”他像变戏法一样，从黑色的挎包里取出一包叉烧、一包豆腐干，还有一包饼干。
我站起来，茫然地望着他们：“我有什么好祝贺的？我……倒霉死了。”
他笑而不答。“阿发兄”那被雨水淋湿的脸上容光焕发。他“卡嚓”咬开瓶盖，一本正经地说：“今夜，我们来祝贺一位作家的诞生！”
“喂喂，你老兄也注意一下修辞好不好？人家又不是今天才生出来的。”显然，小赵想将气氛变得轻松些。
“我指的是写作的生命，又不是自然的生命。”看他俩争得认真的样子，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我认为，一个人在事业上要取得成功，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突然小赵望着我，意味深长地说，“第一阶段是被人轻视、瞧不起，认为你的追求是好高骛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第二阶段是你作出了相当的努力，成功在望，于是遭来妒忌、压制、中伤；到了第三阶段，你成功了，人们就来争相奉承。到那时，你就必须宽容地说，是同志们支持和帮助了我。今天我们来祝贺你，就是因为你已经超越了第一阶段，正进入第二阶段。这是最艰难也是最黑暗的时刻，好像黎明前的黑暗，咬咬牙挺过去，天一定会亮；要是不敢再走下去，就会被扼杀在黑暗中。”
我傻乎乎地瞪着他，努力思考他这些话的含义；又模模糊糊地，听见“阿发兄”在旁边帮腔：“赵兄的见解，是非常高明的，本人佩服之至。”说罢，他伸手抚胸，欠身作谦虚状，“鄙人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还没有一部稿子在全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手里。如果今天的批判会是对着我开的，那么，赵兄，哪怕有人把我的老婆拐走了，我也请你喝酒！”
望着“阿发兄”这副滑稽又认真的样子，我终于忍不住笑了。这是我这些天来脸上第一次出现笑容。我笑着，接过他们送来的酒瓶，狠狠地喝了一大口。一道热乎乎的感受，从喉咙口一直往下走，直抵我的心田。与此同时，我还感到有一股热乎乎的泪水，顺着自己的脸颊，汩汩流下……
时光流逝，二十多年过去了。小赵对我讲的关于“成功三部曲”那段话，我还记忆犹新。尤其是当如今事过境迁，庆幸自己还能在文学事业上有些收获的时候，我确实要感恩在我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上给了我许多真诚无私的帮助和鼓励朋友们；同时，也要感谢那些给我设置障碍和阻力，从而也使我受到了激励和锻炼的人们。
（写于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