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时住的土坯房原来是拴牲口的，后来又当做仓库堆烟叶；再后来，把烟叶码到一角，扫扫灰尘蛛网，扛来一张草绳攀的凉床，我摆上一只小木箱，就住上了。
其实如我这般服从国家分配而来的知青，队里是得到一笔安置费的。他们该给我垒间新土坯房。可队长说：“一年半载还不就招工招生走了，要新房干什么？难道真在这里安家落户住一辈子！”
这话我爱听，就情愿住牲口房，好像这样，才时时会有远走高飞的可能。
可即使是牲口房，我也收拾得比农民家里干净、清爽。那时的皖东丘陵，贫瘠归贫瘠，可尚无工业污染，放眼望出去，天高云淡、流水清清，偏偏推开任何一个农民家的门，迎面扑来的则是一股混合着汗味、尿味、霉味，以及各种各样说不出名堂的秽气味道能把人熏一个跟斗。我无论如何想表现自己与贫下中农结合的决心，也没有勇气在这样的屋子里久留。而全村唯一的例外是荣华家。
荣华那年才16岁，稚气未脱。我常跟她去打草，渴了她就领我回家喝水。她家缸里的水是每天清早她哥从井里挑回来的，新鲜；有时还烧滚烫的开水，真是莫大享受。
荣华家兄妹三个。父母在困难时期饿死了，大哥国华就早早撑起了全家的门户，才30 多岁已经一副老头模样，成天缩着背、弓着腰，干罢活就蹲在墙下抽烟，不停地吐唾沫。二哥永华则生得英俊、白皙，才从部队复员不久，天天早上刷牙，也不怕村人笑话。荣华家其实一贫如洗，盛粮食的泥窝里永远只有薄薄的一层，可地总是扫得光溜溜的，破茶缸里插着野花，泥垒的案几上甚至还摆着几本书。所以这家屋子里的气味就清新洁净，跟别人家不一样。
我去荣华家的次数多了，就跟着荣华叫大哥，叫二哥。那二哥心灵手巧，什么东西坏了他都能修。我那口倒烟的灶一经他的手，马上变得又省柴又好烧。甚至还有知青抱着自己哑了的半导体来让他给拾掇。二哥干再脏的活，身上也不溅脏；衣服上虽有补丁，却总是整整齐齐。
但二哥并不常在家。每过一段时间，他就神秘地消失了。我问荣华二哥去哪儿了，荣华总是含糊其辞。有一次，天蒙蒙亮，我见二哥穿着一件平时舍不得穿的黄军装，手里提个人造革旅行袋，匆匆消失在蜿蜒的黄泥土路上，忍不住就去再三追问荣华。荣华这才吞吞吐吐告诉我，说二哥心高，嫌老窝在家里没出息，想到城里去碰碰运气。
我一听高兴得大叫：“这就对了。像二哥这么聪明能干，出身又好，是该进城工作去！”
荣华则急得捂我的嘴：“可不敢说，这是瞒着队里的，要不人家该讲他走资本主义了。”
这么一说我倒有点替二哥担心了：“要说真找到工作了，还能瞒住吗？”
荣华却冷笑一声：“只怕城里的茅坑都轮不上他去掏！”
我忙说那可不见得。荣华瞪我一眼：“你不是从小生在城里吗，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从没见荣华这么尖刻过。我被她触动心事，也很不开心。
忽然有一天，荣华来找我，脸颊红扑扑，眼睛亮晶晶，很兴奋的样子：“我大哥让我向你借一样东西。”
我忙问借什么。她却只吃吃地笑：“不知你舍不舍得？”
我也好笑：“你自己看看我这里还有什么值钱的货？有什么舍得不舍得的！”
“当然有啦，”她伸手摸摸我那唯一的家当，从上海带来的那口木箱子：“我们就是想借这个。”
这倒出乎意料，我不由得微微一愣。她说：“你看，舍不得了吧？”
我哭笑不得：“也不是舍不得，不过，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你得让我先收拾一下，腾空了才行啊！”
“用不着这么费事，”她说，“你锁上，我哥来搬去，在我家放一天就还你，保证一根针线也少不了你的。”
“这是为什么？”我大惑不解。
“告诉你，有人要到我家来相亲啦！”荣华一脸的光辉，“还是公社武装部长保的媒呢。”
“好大的面子呀！”我夸张地喊。因为荣华家没一个有点权势的亲戚可沾，要不凭二哥的人才和复员军人的身份，怎么也能弄个干部当当了。
“那就说好了。待日子定了，我们来搬。”荣华急着说完就要走。我一把拉住她：“哎，你还没告诉我，到底相谁？是相你还是你哥？”
“死样！”她抬胳膊捶我，“当然是我哥啦！”
“大哥？”我又问。
她摇头：“唉，我大哥早就没指望了。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给我二哥娶上一个媳妇，好继承祖宗的香火。”
说着，她又悄悄告诉我，大哥近来咳喘得厉害，有时整夜躺不下去，唉声叹气，说老二要是像他一样娶不上媳妇，他死了也没脸见地下的爹娘。这次好不容易武装部长保媒，说相亲其实不是相人，而是来相“家底”，如此而已。所以这箱子，务必求我借给他们，拿去摆一摆，显得家里富足些。
见小小年纪的荣华，这么忧心忡忡的样子，我只有爽快地答应了。
荣华走后，趿拉着一双破鞋的队长突然吆喝开会。那时常有这样的会；一盏油灯满屋子烟雾，念半天语录再嘀咕一些瞒产私分的事。可这天晚上，该嘀咕的都嘀咕完了，队长忽然话锋一转道：“今天我要表扬我们队里的张永华，他把进城讨饭讨到的50多元钱，全部上缴给队里，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学大寨。像永华这样的人以后再出去讨饭，队里一律给出介绍信。”
我一愣，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转过脸，下意识地往人群里去找二哥，找了半天，才发现他蹲在角落里，垂着脑袋，那姿势简直和大哥一模一样。
再看荣华，她也挺尴尬的，像被揭了丑似的。倒是大哥仰面望着队长，笑微微的样子。婆娘们一面纳鞋底一面窃窃私语，说二哥划得来，那几个钱可不是白交，能赚回一个媳妇呢。
我不解。她们就解释说，队里收了钱，队长动了恻隐之心，经不住大哥一再恳求，就四处替二哥物色姑娘。正好武装部长的兄弟进城提了干部，把老婆给甩了，武装部长做主替离婚的弟媳妇找婆家，这就说给二哥了。
我一听大叫不好。那武装部长的弟媳妇我见过，生过三个娃娃，平时蓬着头、敞着怀，看上去老得能当二哥的妈。我替二哥难过，真不想把箱子借给他们。我想如果二哥来搬箱子的话，我定要问问他，跟那个脏兮兮的女人能在一起过吗？
可二哥没来，他好像再也不露面。箱子是大哥来搬的，他气喘吁吁的样子，我不但没为难他，还帮他一起抬了过去。
相亲的那天我也去看热闹。荣华家来了很多人，烟味、汗味加上每个人棉袄里发出来的难闻气味，空气已不再清新。可大人笑孩子跳，鼻涕乱甩瓜子壳乱吐，倒也快快乐乐一片祥和。
我的箱子放在堂屋里最显眼的地方，上面还贴着用蜡光纸剪出来的大红花儿。武装部长的弟媳妇坐在箱子下面的案桌跟前，一身光鲜，头发也梳得光光的，衬得眼角的皱纹和脸颊上的黑斑更显。大哥神采奕奕，背也不缩了，腰也不弯了，一个劲给武装部长的弟媳妇和来来往往的人递水递烟，只是时不时还能听到嗓子眼里丝丝的喘，像藏着个小鸡似的。
奇怪的是不见二哥。我走过锅屋问正忙着拉风箱的荣华：“二哥呢？”
荣华说：“二哥一大早就去年家岗割肉了。”说着，她丢下风箱，跑到外面看天，不安地嘀咕：“该回来了，我还等着他的肉菜下锅呢！”
不知怎么，我总觉得二哥是故意躲出去的。二哥要不回来才好呢。所以，荣华的焦心我一点也没有，逍逍遥遥磕着瓜子东张张西望望，突然，眼前一亮，我发现荣华的屋子里，凭空长出了一个大粮囤。那粮囤用金黄色的苇席围着，有一人高，堆着满满冒尖的小麦！
我很惊讶，确切地说是冒了傻气——我站在粮囤面前，忍不住伸手插进麦堆里面，还搅了搅。过后我无数次思量这么搅的动机，始终不得要领。确实是无意识地，我搅了几下，而当我把手抽出来的时候，发现手指上沾的不仅是麦粒，还有草屑。我看着手指上的草屑，脑子竟好久没转过弯来。就在这时，我转脸一望，发现武装部长的弟媳妇正站在我身后，胸脯像揣了两只面口袋似的一颤一颤。
我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她已一步上前，举起手狠狠地朝麦堆里插下去，然后使劲一划拉，顿时，麦秸、干草、还有霉烂的山芋片，统统裸露在我眼前，令我目瞪口呆。
武装部长的弟媳妇一声不吭，走出去了。无论大哥怎样苦苦挽留，她也没等二哥回来，吃这顿有肉菜的饭。
可直到傍晚，也没见二哥的影子。大哥愁得喘成了一团，荣华急得哭成了泪人。我见他们都没了主意，就去找队长，让他派个人出去找找。队长却说这件事本来是他托人保的大媒，现在闹成这个样子，他也不愿意再管了。
我一筹莫展，在荣华家又呆了一会儿，只得回自己住的那间牲口房去了。刚没精打采地点火烧锅，屋门被轻轻推开，悄然地闪进一个人来。
“二哥！”我不由得惊喜地喊了一声。
“嘘——”二哥用手指放到嘴唇上，朝我做了个手势。然后自己动手到我的水缸里舀了一大碗水就贪婪地喝了起来。显然他又饿又渴，一整天水米未进。于是我就不再多嘴，赶紧将半锅山芋糊糊煮好，拿大碗盛了递给二哥。二哥也不推辞，接过去就稀里呼噜地喝起来。
喝完一大碗山芋糊糊，二哥才抬起他那女孩子般俊秀的眼睛，怯怯地看着我。那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寻求理解的光芒。不用多说，我当然懂得了二哥的意思。我甚至还有些得意，因为歪打正着，在无意中我也帮了二哥的忙。
二哥这才用手向自家的方向指指，问：“那边怎样了？”
“没事！”我将上午的情况告诉了他，“不过，大哥和荣华可急坏了。你快回去吧。”
过了不久，二哥又来了。这回他是和荣华两人抬着我那口木箱子来的。
“谢谢你！”二哥用一种轻松的口气对我说，边说还边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
我的心也轻松起来，就与他开玩笑说：“谢什么？是谢这箱子呢，还是那粮囤？这两件事我可都有功劳的。”
“干了坏事还得意。死样子！”荣华捶了我一拳。我就咯咯笑着躲开了，并且送着兄妹俩离去。
第二天因为不出工，我狠狠地睡了个懒觉；待我起床梳洗完毕，吃过早饭，已过十点了，开门出去，只听见荣华家那边欢声笑语，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走过去一看，人们正七手八脚地从一辆手扶拖拉机上往下搬麦子。队长趿拉着鞋，在一旁指挥着，一副得意的样子。再伸头朝屋里一看，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跑掉的那个公社武装部长的弟媳，又坐在了屋里。”
“这是怎么回事？”我赶紧去问队长。
“哈哈，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队长得意地说，“部长站得高，看得远。他回去批评了弟媳妇的资产阶级思想。部长说，家里穷说明人家根正苗红，这是处对象最基本的条件。永华小伙子身强力壮，人长得俊，家庭出身又好，将来前途大得很！所以部长就说服了弟媳妇，要我又给接来了。临走，部长又让捎上这几袋麦子作陪嫁；还有，连大红的结婚证他都给扯来了。你说咱部长周到不周到？效率高不高？！”
队长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么完整、连贯而且高水平的话。边上的群众听了，都啧啧称赞——或者称赞公社武装部长的宽厚仁慈；或者称赞生产队长的古道热肠；或者称赞永华小伙子的时来运转。
大哥面对着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下子乐得精神焕发。像个指挥战役的将军，他派人出去采购食品，准备摆席宴请客人和左邻右舍；同时又请来了村里的一批姑娘媳妇，让她们陪着武装部长的媳妇，当然也盯着永华，再也不让他有溜走的机会。
傍晚时分，国华家门口汽灯高悬，屋里竟也摆开了满满的四桌酒席。席间，除筷子杯盘奏出的音乐以外，大众的议论也声声入耳。
第二天清早，我蹲在屋前刷牙时，忽见二哥又穿着那身他平时舍不得穿的黄军装，手里提着那个人造革旅行袋，低着头，匆匆从我屋前的黄泥小路上走过。
“二哥！”我满口泡沫，含含糊糊地喊了一声。可他没有回答，也许听到了，也许没有听到。他迈着快步向县城的方向走了。
我赶紧冲洗干净，直起身，又往前追了几步，再喊“二哥”，他的背影已经远了。这时，鲜红的太阳刚刚跳出地平线，一派金光照射着起伏的土坡和曲曲折折的土路，还有二哥那小小黄色的身影。二哥好像正向着东方，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去了。我忽然感到，二哥前面的路还很宽广，他应该离开。武装部长的弟媳妇又算得了什么！
不久，我回家过年去了。我在上海赖了一个多月，才姗姗回去。一到，放下行李，把我那间“牲口房”简单扫了扫，就去看荣华。我在上海买了氨茶碱、还有麻黄素，都是治疗哮喘的药，准备捎给大哥的。荣华不知上哪儿去了，门却虚掩着。我推进去，只见大哥以一种跪姿趴在炕上，丝丝喘成了一团，问他话，他不答，只一个劲喘。屋子里黑洞洞的，气味很难闻，一股说不出的恐怖意味向我逼来。我放下药，逃也似地跑了出去。
迎面碰见队长。队长告诉我，前些日子二哥连介绍信也没开就出去讨饭，在某大城市被拘留遣返，火车上他因跳车逃跑，不幸身亡。他过门不久的媳妇，也走掉了。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跌跌撞撞跑回我的“牲口房”，插上门呆呆坐着。我想像二哥这样又聪明又能干的人，为什么命运会对他这么不公？为什么他总是无路可走……
如今二十七年过去了；然而，二哥的不幸，我还没有完全想明白。因此在我写了好几本书、几百万字的作品中，我仍没有写到二哥的事。
人生中有好多事都可以情随事迁，但对二哥的怀念，我却永远不能忘却。看看现在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我总是痴痴地想，二哥要是还活着，他一定会进城大干一番的，没准还会当上个老板或经理呢。
然而现在，在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我只能在心里说：二哥，我想念你……
《羊城晚报》1997年10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