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当我迫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来到这个小镇之时，心里常常提防着什么，仿佛周围仍有一张看不见的网，会突然间收拢来，而那时，我就要变成一条在网底喘着气翻白眼的鱼了。为此我深居简出，很少跟人搭话。然而令我烦恼的是，总有一个蓝色的影子，在我眼皮底下荡来荡去。无论我上街买菜，或者下楼去倒垃圾，都会不期然地跟她打个照面——一身毛蓝布的衣裤，额头上怪怪地扎了一圈蓝粗布条，好像乡下坐月子的妇女一样。可从那张苍白、皱瘪的脸和蓝布条下稀疏的枯发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已经过了育儿年龄的老女人了。
记得有一天，我因长时间的写作而昏昏晕晕起来，便推开窗，让凛冽的寒风激活我清新的感觉。然而就在这时，我看见深冬的夕阳下，羽叶落尽的水杉旁，正直直地站着那个蓝色的影子，仰面对我望着。我愣了一下，想要关窗，却止不住好奇心，又多看了她几眼。只见她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网兜，网兜的洞眼里漏出绿生生的青菜，红鲜鲜的肉，仿佛还有一条鱼，扑腾腾跳着，像一颗活泼的心脏。只是这拎兜的人，却呆若木鸡，一条被夕阳拖出的扁长影子，在地上诉说着无限的寂寞与悲凉。
刹那间我被这默默的影子的语言感动了。仿佛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我也是孤独地拖着自己的影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也常常这么呆呆地仰着头，愣愣地望着一扇扇将生命的宴席和美味关闭在里面的窗子……然而我来不及悲伤，我还得赶路；虽是自己拖着自己的影子，也得沿着人生的道路一步步往前赶去。
我提醒自己说，别滥发同情心了。这个女人，显然是刚从农贸市场上出来，买了这么丰盛的菜肴，不赶回家去给儿女们做饭，跑来站在我的窗子底下干什么？谁能担保她跟那些时时监视我的不怀好意的目光没有关系？
我“啪”地关上了窗，继续埋头我的工作。终于到了饥肠辘辘时，忽然发现什么吃的也没有；想做饭，但天已黑了，菜场早已收摊。于是用清水给自己煮了一碗卷子面，加入不少麻油酱油，自觉鲜美无比；又想，刚才窗外那老女人网兜里的鱼肉，此刻大概也变成佳肴端上饭桌了吧。
吃罢，刷净了碗，不经意间朝窗外一望，我惊得差点叫出声来——她还没走！这个从蓝色变成黑色的怪诞的影子，像一根木桩，僵硬地兀立不动，支撑着那一派正在笼压而下的沉沉暮色。昏暗中已经难辨她手中的网兜和脸上五官的表情了，但是她那双眼睛，仿佛具备了穿透了黑暗的魔力，直逼到了我的心里——我感觉到她在看着我！
真是来监视我的么？我的心怦怦直跳，不但不敢再开窗，连窗帘也严严地拉上了。
这天晚上，我一合上眼，便看见浓厚的黑暗中两颗奇特的亮点——那是那个老女人与我对峙的目光。我差不多做了一夜恶梦，而最清晰的一段是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蓝色的影子，轻盈地飞了起来，但我不能分辨这是我的前生还是来世。我追赶着天上缥缥缈缈的星星，寻觅着星星和月亮的五彩的闪光……醒来时一脸泪水，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第二天早晨，邻居告诉我，她上夜班回来，看见这个老太婆站在我窗下。我想了又想，只好把这件事报告了当地的派出所。派出所如何处理我不知道，反正打那以后，老女人不再那么盯着我了，但有时还会在街上碰见。后来，在小镇住久了，才有人告诉我，这个穿蓝衣的老女人脑子有毛病，常常在街上走来走去，做出一些痴呆的举动，谁也不理会她。
既是她精神有毛病，我也就不以为然了。
年复一年，我又从街头巷尾、人们的议论中得知，老女人一辈子没结过婚，独自住着一幢带围墙的矮平房——我从那围墙外面路过，只见砖缝里的野草如旗帜般飘扬着。有时也动了好奇心，想进去看看老女人在围墙内的生活。然而人们告诉我，别看老女人痴呆，对自己的家却把得牢，谁敢从破墙外面朝里多望几眼，她就恶狠狠瞪着你，或者干脆出来把你赶走。我有些不信：“从来没有人进去过吗？”
“从来没有！”
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但我仍有怀疑：“那么，文化大革命中呢？”
“当然，那就另作别论了。”人们淡淡地笑一笑，说，“那时候，造反派冲进去，上房揭瓦，掘地三尺……”
“找什么？”
“搜金条和电台呀！一个神秘兮兮的独身女人，单独住一个院子，不是资本家的小老婆，就是美蒋特务，这是肯定了的。”
“搜到了没有？”
“这些玩艺没找着，却翻出了一只大箱子，箱子里装满了新衣服新鞋子……”
我轻轻吁了口气：“箱子里当然装衣服啦，这下她能逃过厄运了吧？”
“不，衣服也是罪证呀！”一个卖桂花赤豆糕的老头插进来说。这老头我认识，每当我来到他的摊子跟前大嚼时，他总要以一种指点迷津的口吻对我说点什么。见我买了一块糕要走，他就眼睛一眨，舌头一转弯，让我迈不开脚了。“那只箱子当街烧了不算，还把她揪出来批斗了一番。至于这批斗的罪名嘛——别看你是作家，见多识广，我保证你没听见过。”
“什么罪名？”我果然忍不住问。
“这个嘛，这个嘛……”他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却不接着说下去。我被他胃口吊足，心里痒痒，便一个劲催促：“你快讲呀！”
“这……”他望望我，把笼屉掀了开来，在弥漫的蒸汽中意义不明地“嘿嘿”笑了几声，“这还真不好说呢，别看我活了一把年纪，这种事……咳咳！”
真是活见鬼！我急得一口吞了嘴里的糕：“不要卖关子了好不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什么没见过！再稀奇的事我也不会觉得奇怪的……好了，把你的糕再给我一块——，不，来两块，我带回家慢慢吃，现在你可以讲了吧？”
“好，好！”他极麻利地在那热气腾腾、砧板一样圆大的糯米糕上切下两块，用箬壳衬着托给了我：“喏，告诉你——不过说出来，不要嫌我老头子嘴巴不清爽，以后不来买我的糕吃了。是这样，当时人家讲她一心想……想落个反革命狗崽子，大起来配合蒋介石复辟资本主义，**……”
“什么什么？”我忙问，“你说这‘落’……”
“看，不懂了吧？”他得意起来，“这‘落’是我们这里的土活，乡下人都讲落只小羊，落只小猪猡，就是说生小畜牲。”
“哦，我明白了——那意思是她想生个孩子，搞反革命。可是，干脆讲她自己反动、反共什么的也罢，说她要生个孩子，还要等孩子长大了再反……也实在太滑稽了。再说她不是没结婚吗？孩子从哪里来？”
“是呀是呀！”老头拍拍大腿，叫起来，“这女人不但没结婚，连个相好的也没有，这一点，硬碰硬，谁也讲不出什么。可问题就出在这上头——你想想看，那时她已经快四十了。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既不嫁人也不找个相好的，不是很怪吗？所以就有人讲她从前是有个相好的，那相好的在解放前夕跑台湾去了。她不嫁就是为了等他回来一起生孩子过日子——当然是生反革命的孩子，过反革命的日子了。”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说这话时我也三十有五——快四十了；我不曾考虑婚嫁之类的事；人们也说我怪；我的头上也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但是，毕竟还没有这等罪名扣下来。可见我幸运得多，时代确实进步了。
“够荒唐的。”我点点头，喃喃地说。
“要说，这也呒啥荒唐，”老头不以为然，“斗她的造反派也不算顶凶，虽然闲话讲得难听，可并没有动手打她，人家也还重证据。”
“什么证据？”我倒有些愤愤不平了。
“那只箱子呀——对了，刚才忘了告诉你，那一箱子衣物，都是小孩子的，从肚兜到开裆裤，斗篷、鞋子……应有尽有。烧掉的那天我去看了，小衣服做得真漂亮，那件水红绸子小斗篷，还绣着花……啧啧，真可惜。”
“这有什么可惜的，文化大革命中，烧掉的好东西多着呢！”我以一种自己也始料不及的粗暴口吻打断他，结束了这场谈话。
很久以后，我回忆起当时自己那突如其来的粗暴，好像在刹那间变得全无心肝似的冷酷——感到不可思议。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分明地，自那以后，我对这个蓝色的影子多了一份同情心。我不再把她当作“神经病”。在对峙的目光里，我读出了属于她的悲哀，也付出了属于我的悲悯。但是始终不曾与她讲过话。直到不久前，从上海开往郊区的长途汽车上——我发现，她就坐在我的旁边！离得这么近，似乎不能不招呼一声了。但我确实有些狼狈，因为那时已过了中午，我还没吃饭，正在剥几个茶叶蛋填肚子。我既不好意思独自狼吞虎咽，也不好意思贸然请她吃，就含含糊糊地笑了笑，含含糊糊地又把手里的蛋递过去——这是虚礼，人与人交往不可避免的客套。不料她却当真，接过了我的茶叶蛋，并且小心翼翼地托在手里。我有些意外，随即又记起了她的“不正常”。我为这“不正常”中所体现的质朴的“正常”所动心，真诚地对她说：“吃吧，垫垫饥。”
但她却并没有吃的意思，只是直勾勾地瞪着两眼望我。我被望得不知所措，无所躲无处避，差点把蛋黄噎在嗓子里，于是干脆也掉过头，也对着她看。我发现，与当年她站立在我窗下时相比，这张脸已缩小了一大圈。额头和深陷的两颊布满了一块块黑色的老人斑——已是一个地道的老妪了。当然，我自己也不再是十几年前那个样子了。岁月的风霜同样种在我眼角的皱纹和憔悴的神色里。我这次回小镇，实际上是去告别的。在我受伤的时候，小镇以它的淳朴仁厚之心善待了我，给了我冬冷夏热的安静的书斋，庇护我在绝对的孤独中感悟了人生，让灵魂飞翔在带格的纸上。不过这飞翔的代价是肉体的磨损。由于健康每况愈下，使我不得不暂且迁移。而此刻望着这个老女人，十多年的辛苦磨砺一并涌至心头，我感慨又感伤，终于原谅了她那贪婪无礼的目光。我嘴角微动，轻轻地牵出了心底的一缕柔情。
“你、你……”突然间，她的两片枯唇颤颤地抖动起来，脸色惨白，一点血色也没有。我吓了一跳，以为她晕车，要吐，赶紧说：“跟你换个座位，你坐到窗口来好不好？”
她摇摇头，嘴却还在抖，抖得连脸上松弛的肌肉也哆嗦起来了。我更不安起来：“你怎么啦？”
她突然说：“你的眼皮上有颗痣！”
“什……么？”我哑然失笑，我还以为她看见了我眼皮上站着一只大象呢。
“你的眼皮上有颗痣，”她不理我的玩笑，严肃地、紧张地又一次重复，“你这痣是怎么……我的意思是，这颗痣……”
见她这啰啰嗦嗦、语无伦次的样子，我感到好笑：“痣嘛，长在眼皮上，是哭痣，苦痣，反正不是好玩艺。可有什么办法呢，娘胎里带来的！”
说着，我漫不经心地叹了口气，忽见她灰暗的眼睛里闪出一道奇异的亮光：“你没有娘吧……不，我是说，你从小没见过你的母亲吧？”
一般说来，这是相当愚蠢的问题，是纯属病态的头脑才会想出来的问题。然而不幸的是，这对我来说，有点不那么简单。我不想用或诚实或虚伪的是与否的回答来跟这样一个人展览我自己，便装作没听见的样子把脸转向窗外，在街景的流逝中闭上了我的嘴。
有好几次，我感觉到她张口欲语，还想跟我说点什么，但显然是被我的一脸冷漠所吓退，终于没再吭声。下车时，她好像是鼓足了勇气，问我可不可以明天到她家里去。 一半是好奇心，一半是怜悯，我点头答应了。
如约来到老女人的小院跟前时，那扇日夜紧闭的木门大开着，但不见那个蓝色的身影。阳光很艳很亮。我信步走进去，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能想象这一道被岁月风蚀得酥软不堪、摇摇欲坠的破墙里所禁锢的，是这样欣欣向荣的一园春色！
本来，在这芳草萋萋的暮春时节，常常雨雾迷茫的江南水乡不乏疏竹垂柳，洁白的玉兰和栀子花，绯红的蔷薇和月季……可是盛开在这座小院里的，却是少见的一片红玫瑰！那样的深红那样的娇艳，那样咄咄逼人地灿烂了每一寸空气。而花丛中、树叶下，流泻的阳光所照耀着的，是一双双鞋，一双双大大小小款式迥异的崭新的鞋；还有一件件衣裙：一件件从小到大，手工缝制的女孩子的上衣、裙子和长裤……有棉布的、化纤的、毛料和真丝的……仿佛汇集了那已逝年代的各种过时的新款，同时又无一例外地盛载着今天的阳光，今天的温暖和今天的玫瑰的芬芳！
我愣住了。我想起那一场火。在火中化为灰烬的，又以更具鲜明的形式复出了。而在这春光、鲜花，无限的温馨和热烈中，一个时断时续的梦境，在我面前旋转起来——我看见了我自己。在微风的吹拂里，在绿叶的窸窣中，在无所不在的春天的阳光下，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像一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一样出现在我面前。她的脸上没有血色，娇嫩的小脚上没有好看的花鞋，她是一棵被遗弃的小草，就像一支歌中所唱的那样……如果那时，她能走进这样的一座小院，也许会在幸福中快乐得死去。
我慢慢地朝前走去，宛若步入梦境的深处——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平房，灰黑的残破的瓦楞，泥灰剥落的墙壁，蛛网在春风中摇曳。门半开着，我抬腿走进去，只见里面一团黑。在我习惯了明媚光照的眼底，这团黑暗无异于墓穴。忽然我想，无论怎样蓬勃的生命，它的终端必定是墓穴；当然，墓穴也诞生着新的生命，生生死死……黑暗中一股阴湿的霉味，混合着香烟的气息扑鼻而来，我停了脚步。我不想再走进去。微微抬起头来，我看见半空中有两个红红的小圆点，一闪一闪的令我想起黑夜坟墓上的鬼火。刹那间我感到这哪里是人住的房间，分明是一座充满了窒息和恐怖气氛的真正的墓穴！我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我想逃离，逃到那个阳光下的玫瑰花苑中去——须知这只是一墙之隔，一步之遥啊！
然而，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攫住了我。我想知道，这个浇灌了一园春色的老人为什么把自己囚禁在这样的黑墓中；或者说，这个囚禁在黑墓中的人又是如何孕育了这如此明媚的春光的？
我定了定神，让自己的目光适应这昏暗的光线。这时我看见，这间简陋得几乎是空荡荡的房间内，却十分讲究地供奉着一座神龛。那光滑的雕刻着精美花纹的案几上，一对宝塔形的铜烛台上插着一对红烛。烛光闪烁之间，一只斗形的香炉里，插着一炷香。袅袅升腾的香烟，正以无限的缠绵与热情，紧紧笼罩着一尊盈尺高的观世音菩萨。像一只蓝灰色的小小甲虫，这座花园和小屋的主人、这个老妪，正一动不动地匍匐在神龛跟前。她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走进屋子。她的全部感觉都皈依在菩萨的莲花座下。恍惚间，几十年的时光在我跟前定格，我好像觉得，她从未在她的神像跟前挺起过胸膛。
我想跟她打声招呼，张开口来，却不知如何称呼。我不知她的姓氏，想到十多年来我无数次见到她，并且津津有味地听人诉说有关她的一切，但是从未想到要问一问她的姓名，这又是一种怎样的疏忽！
也许，对人本身的疏忽，正是人的本性。
怀着一丝淡淡的愧疚，我的目光越过匍匐在地的老妪，再一次注目她的神龛。我发现，神龛上除了香烛之外，唯一的“供品”是一只带壳的、被酱油烧成褐色的蛋——确切地说，就是我昨天给她的那只茶叶蛋。现在它被盛在洁白的瓷碟里，堂皇地置于神龛上。
我感到奇怪极了。神龛上不供鲜花果品，却不伦不类摆着一枚茶叶蛋，算什么名堂？这样一个虔诚的信徒，不怕得罪神灵吗？
“我知道你会来——”就是咫尺之间，跪着的老女人慢慢站起来。却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她的身上散发出一种湿漉漉的泥土的味道。
我点点头：“是的，我们昨天就约好了的。”
“我知道你会来——”她并不理会我的话，目光迷迷蒙蒙，像在困梦中，“菩萨告诉我你会来，你一定会来……”
我望着她，感到没有必要去纠正什么。
“菩萨好啊！”她又说，“在这个世上，谁都骗我，可是菩萨从来没骗过我。四十多年来，菩萨每天都对我说，你的女儿，她会回来的，会回到你身边来的。果然，你来了，你真的来了……”
她那枯涩的双目一点点湿润，终于有泪水垂挂下来，像条亮闪闪的线。我明白了：我们各自都牵着自己惨痛的回忆之线，然而这是各不相干的两条线。
“我真傻，错过了那么多好辰光。”她一边说，一边弯下腰去搓揉膝盖，想必是长时间的跪拜使两条腿麻木了：“你刚到这里来的时候，菩萨就给我托梦，说你的女儿回来了，她现在是天上的文曲星。我开心得赶紧去找算命先生，问文曲星是什么。算命先生告诉我，文曲星就是秀才、状元——照现在的说法，便是大学教授、作家什么的。那时听人说你就是作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有这么好的运道，不敢相信菩萨的话这么灵。我经常跟着你，我打听了你的一切。我终于明白菩萨的话真灵，我晓得你是我的……女儿。可是派出所找我去谈话，不许我跟着你。我想你是作家，身份高，不肯认我，也在……情理之中。再说，人人都骂我神经病，你就是真的认了我，脸上也无光。还是不讲穿着好。讲穿了，你不肯认，我也活不下去了。直到昨天……唉，菩萨灵，菩萨好啊！”
她又哭又笑，涕泪纵横，带着这样一种老迈的痛苦的表情，她从昏暗的房间踱到了院子里。褪色的蓝布衫在身上晃晃荡荡，看起来就如飘浮在一片盛开的花朵之上的阴云。春天浓到极致的色彩，衬得她的整个身躯像一张揉皱了的纸片一样又灰暗又轻薄。
我咬了一下嘴唇，不知该怎么跟她说。
然而我不得不硬着头皮，用低低的声音开口道：“实在遗憾，你搞错了。”
“不，不，怎么会搞错！”她激烈地叫起来，两只手急速地比划：“1949年5月17日那一天他把你从我怀里抢去时，你才这么点大。我刚给你洗了澡，在换尿布，身上什么也没穿。他说：‘快，吉普车在门口等着，飞机就要起飞，来不及了。你一定不肯跟我走，我就把孩子带走，免得她将来受苦。’我抱着你的小衣裳追出去，车门砰地关上，一溜烟开跑了。我拼命跟着跑，车已经没影了。我一个跟斗跌倒在一根横着的电线杆上昏过去了。我醒来又追到飞机场，我想也许飞机没开，或者他把你扔下了。后来我每天都去，人家把我当神经病赶出来了。再后来我在上海呆不下去，我一听见小汽车的声音头就像裂开一样痛，我就搬到这个小镇上，买了这座院子。我怎么会搞错呢？你眼皮上的这颗痣，一生下来就有的呀，烧成灰我也忘不掉。”
“还是遗憾，”我叹了口气，“我倒很希望自己被人抢去，可我知道从小没人管我，却并没有什么人高兴来抢我。”
“什么什么？”她突然兴奋起来，两眼闪出了亮光：“看，这不就对了嘛！我早就猜想，他没来得及把你带走。要是真带走了，为什么这些年来，许多人从台湾回来了，许多失散的亲人都团聚了，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消息？连他也没有消息？一定是他把你扔了，他没脸再回来见我。”
至此我只能惊叹，一个颠狂的母亲的思维，可以和最杰出的小说家媲美。
“你应该通过有关方面去查询，”我小心翼翼地向她建议，“或者我可以帮助你。”
“你不肯认我？”她眼巴巴地瞪着我，脸颊兴奋的红晕在一点点消褪。
我局促不安，不知道应该怎样抚慰她的失望，给她以新的希望。我只好一再重复说：“也许我有机会去那边，我会帮助你找……真的，能告诉我姓名、职业和年龄吗？”
她摇摇头，慢慢垂下了脑袋。我想她其实明白一切，但是她不甘心，忽然，她又抬起头，耳语地说：“叫我一声……姆妈好吗？”
很轻很轻，好像一阵微风拂过树梢，沙沙的；又好似一柄利斧，把我的心劈出了一道血痕。我望着她那急切的乞求的目光，那宛若小女孩一样忸怩的羞涩的神情，以及那绝望中的一丝希冀，痛苦中的一缕温情，感到自己若是不肯答应她这个请求，便是怎样的冷酷啊。
“其实在我的心里，我早把你当作我的女儿了。”她继续喃喃地说，“我听说，你整天在写，经常啃干面包当饭吃，我心痛呀，就买了鱼肉，想去给你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可是我怕失望……我不敢面对你。直到昨天，我才晓得，我并没有看错。你是我的女儿，肯定是我的女儿……你对我那么和气，那么亲热，还给我吃蛋。所有的人都瞧不起我，说我是神经病，不是女儿你会把我当人吗？你给我的蛋我没舍得吃，我带回来了。我看到这颗蛋就想到你，我的女儿。这世上没有人配吃这颗蛋，除了菩萨……叫我一声姆妈，好么？叫我一声，所有这一切，这些衣服、鞋子，统统是你的……”
她望着我，说个不停。在那渴盼的目光的笼罩下，一些往事像初春的青草一样在解冻的大地上苏醒，显出嫩绿的光彩。她的话语将我在小镇的旅居生活中一切苦涩的东西滤去了，只剩下温馨的情味。我想如今我如何承载这样浓厚沉重的爱？也许我从呱呱坠地的一刻起，我所哭号呼求的，便是这样一颗无私仁慈的母亲的心。我感到我的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发出了喊叫：“姆妈，妈妈！我亲爱的妈妈！”
但是，我将口张了又张，却并没有发出这两个神圣的字音。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我继续努力，还是不能出声。我终于泪流满面，转身冲了出去，把小园，把惊愕的老人留在了身后。我在铺着鹅卵石的小街上疾走，头顶上是碧蓝的天。透过泪眼，我看见天上泛动着蓝色的涟漪，仿佛微波荡漾的大海。哦，海，阻隔两岸的海，生离死别的情，浩瀚无垠的爱，是永恒不变的宇宙的悲歌么？
我在小镇的街上踟蹰，我的脚步变得如此沉重。整整一天，我不能安宁。傍晚，我要离开小镇了，在上车之前，我又一次向那座小院走去。我想我是应该叫她一声“姆妈”的。
当我走到离小院十来米远处，突然发现，她正倚门而立，夕阳把一条孤寂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这情景就跟十多年前她站在我的窗下时一模一样。我愣了一下，一时竟无力走上前去，便也站定下来，直直地望着她。
就这样，在黄昏最后的余光中，一个没有女儿的母亲，和一个没有母亲的女儿，她们彼此热望的目光，沟通慰藉着两颗备受创伤的心。
然而我到底没有走上前，也没有叫她“姆妈”。我已经打碎了她的希望，我很想再给她一个希望，但是我不能。因为我觉得“姆妈”是一神圣的词，我从来没叫过，我叫不来……
（《十月》1995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