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看到一辆三套马车在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上颠簸缓驶（在北大荒兵团时我们无数遍地唱那首《三套车》），还有那给了普希金灵感的彼得堡郊外金色的秋天，落叶纷纷飘落，覆盖着诗人奶娘的墓地……
俄罗斯！苏联！儿时的梦就要出现在眼前！
“柏林到了”
“柏林到了！”有人叫道。我擦了擦泪水，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马上就要看到的苏联会那么激动，在柏林搭上飞机只须瞬间，我就要置身在我儿时的梦——在红场上！在列宁墓前！
我一眼看到了柏林古教堂顶端的断瓦残垣，我赶紧收拾行李，下火车后叫上一辆轿车直奔机场。
“护照呢？”一位俄国海关人员叫住我。
我拿出了我的护照。
“不行。”那位高大的俄国人说，“你是美国绿卡中国护照，你不可以免签证，除了中国官方人员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官方人员的护照免签外，其他各国护照都要签证。要等三个星期。”我一下子愣在通向莫斯科的机场入口处！
我的一位朋友从香港打电话来纽约，他刚去过苏联，说可以免签证，却没有告诉我他用的是中国官方护照！
三个星期当然不行，我的休假期有限。我沮丧地走出了柏林机场的苏联海关监视站。“真是官僚啊！”我心里咒骂着，“苏联真官僚，盖一个图章要等三个星期！”这真是周游世界中最长的签证！（仅仅是为了周游世界方便，我不久后开始办理加入美国籍手续。）
我没有到黄河，我没有看到莫斯科。
因此我的心还不死。
后来，1992年11月，及1995年、1998年，我三次去了莫斯科，并去了圣彼得堡，我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红场并且瞻仰了列宁墓，我离开了美国旅游团，独自一人跑到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为的是看一看在我成长的里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儿女——卓娅和舒拉之墓，以及看一看奥斯特洛夫斯基之墓。印象最深的另一件事是，当我站在莫斯科俄罗斯艺术博物馆的油画廊前，看着那些伟大的艺术原作：《伏尔加河的纤夫》、《弥撒游行的队伍》、《庞培城末日》、《意外归来》……我眼前不禁又浮现了北大荒的小屋，炉火劈啪燃烧的小坑洞前，地上堆满了这些伟大的俄罗斯油画的图片。于廉从这儿汲取艺术营养，我从这些画片中汲取的是精神力量和刻骨铭心的对青春足迹的记忆……望着呈现在眼前一幅幅那么熟悉的油画，我又想起于廉，我的眼眶不禁地湿润了。我这时多么希望他也同我在一起，站在这些油画前面啊！我仿佛看到他从北大荒的小屋向我走来，这是一股如同冬夜的篝火一样永远斩割不断的北大荒情思，它已远远超过个人的感情而具有更深刻的含意。在圣彼得堡，我去了冬宫，去了普希金的故园，又在大雪中去寻找托尔斯泰的生活足迹。我深深地被伟大的俄罗斯历史、文化艺术和这个民族的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打动，我相信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她的精神养育了我们这一代人。
东 欧
到东德和波兰都不需要签证，所以我一回到慕尼黑的那座城堡里，“老警官”就说是上帝把我给送回来了，谢天谢地。为了安抚我的沮丧，他立即表示驾车带我去波兰和东德。麦克后来因听说我去苏联，吓得从纽约赶回，他认为这是一件最不适时、最不值得的冒险行径，于是麦克父母、燕妮姑妈、麦克和我一起乘上老警官亲自驾驶的“奔驰”开往东欧。
在东欧，我一看到列宁雕像的头像或全身像就喜形于色，并且立即跑上去和列宁雕像一起合影，或者是把这些屹立在花丛中的大理石像、花岗石像拍了又拍，有时还抱着列宁那著名的宽大光洁的额头吻一下，好像我真的见到了列宁一样。真的，在国内，过去可以看到许多毛泽东像，却从来见不到一座列宁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报纸上，但绝对不在大街上。东欧各国则处处是高大雄伟的列宁像，无论在街心花园、学校、广场、博物馆前或剧院前面……
我的这一切“行径”，使跟随我的一大群欧洲亲戚们——慕尼黑的、维也纳的、日内瓦的，穿着貂皮大衣、打扮得珠光宝气、皮肤娇嫩的、像伯爵夫人一样的亲戚们个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有一次麦克终于忍不住，悄悄对我说了声：“别太浪费你的时间和胶卷，列宁在夺取政权时曾经杀了许多人，特别是农民。”
我立即变得愤慨起来：“请你不要那么说……列宁在我心中坚如磐石，他杀的不是农民，是富农。”我仍清楚地记得小学四年级看到盖达尔小说《少年鼓手的命运》中，那个少年鼓手揭发了他的富农叔父囤积粮食破坏革命，后来被叔父暗杀。
我和麦克经常为这类事发生争执，这可能是我们各自出身、成长的背景不同。有一次，他放一盘录像带——麦克收集了500多部故事影片和文献片。那部录像放的是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饿尸遍野的纪录片，我看了不到五分钟，就一挥手说：“这是Poitical Propagarda！（政治宣传）我不要看！”我跑上去把录像关掉，然后取出一盘《大逃亡》放上，对麦克说：“看看这个吧！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才是历史！”
麦克耸了耸肩膀说：“亲爱的……这儿又没人管你，你何必把自己套在一个框子里？……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不是也平反了吗？”
《大逃亡》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波兰人从希特勒奥斯维辛集中营逃亡求生的真实故事。麦克不动声色地看起来，并且很快沉浸在故事情节中，他已经看了许多遍这部电影。我们到德国后的第一个参观项目，就是他带我去参观纪念二次大战犹太死难者的历史博物馆和集中营旧址。他讲他，还有许多德国青年恨希特勒，同我们恨“四人帮”没有两样。我望着麦克凝视屏幕的眼睛在想：我还能讲他什么呢？他总是那么平静地对待自己祖国的过去，不怕否认任何东西。我突然感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许生来不同：他的思维是自由的，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为自己的选择恐惧，或烦躁不安，他选择思维就像选择到海滨去游泳，还是去一条河中游泳一样自然而又洒脱；而我的思维中则有某种天生固有的压力：什么是黑暗的、反动的，什么东西一看到一听到就会像看到毛毛虫一样令人恶心、毛骨悚然；在另一方面，有的事物则像阳光一样灿烂、完美无瑕，永远正确，任何人都不准碰一下。我跑上去关上斯大林时代的录像时，看到麦克那双惊讶的眼睛。他也许会奇怪我——一个聪明的女孩子为什么宁愿躲在“铁幕”后面？我早就读过《斯大林时代》，我知道肃反时死了许多人，可是我又不愿意看到西方世界把这件事扩大做宣传。我无法改变自己就像无法改变自己的血液一样，血液是从母胎中带来的。因此，当我在电视中看到东欧某个国家将列宁像套上钢缆推倒时，我就像失去了一个亲人一样难过。我哭泣起来，我甚至想用自己的双手去阻止这股如山洪暴发般的汹涌波涛……
但是，现在在东德，除了街头上随处可见的列宁雕像外，我们看到的是与西德截然不同的情景：破旧的街道、年久失修的博物馆、沾满铁锈和污迹的皇家庭园，白玉雕像上尽是鸟屎和涂鸦，商店里空空荡荡，街头上的人寥寥无几，人们没有表情，垂头丧气。而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如潮水般地涌往西德，把靠近边境的超级市场抢购一空，排着长队等待获得一张工作卡或居留卡，甚至有些东德老人伸出一双颤巍巍的手，在大街上行乞：“行行好吧……看在上帝面上给一个马克……”这时我的那些欧洲亲戚们就伸手到一个精致的钱袋里，拿出一个马克放在老人手中……
在东德一家咖啡馆，我遇到一个苏联老人，他离开苏联到这里已经三年了。他会说英语，这位近八十岁的老头一面喝咖啡一面和我们聊了起来，我越来越对他充满敬意，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已经从苏联“逃”出来五次，可是过不了几年总是又回到那里去。他讲到在肃反时，他写了1300页的检讨，才避免了被枪毙的命运。那时他是莫斯科大学的一名普通讲师，教俄罗斯文学，他说肃反时他吓坏了，完全像孩子一样不知所措。后来他写了一首诗交给整肃他的那些人，从这位老人的口中听出，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
不管你们讲我有什么罪
我有罪
不管你们什么时候讲我有罪
我有罪
不论罪名多深，负荷多么沉重，也不论多久
我有罪
因为我说我无罪便是对你们的不忠
为了表示我由衷的效忠
我奉献上我的整个灵魂：
——我有罪
别人大概被这首“诗”感动了，没有要他的脑袋（肃反中枪毙了成千上万的人）。我望着这位苏联老人，他留着像托尔斯泰那样的长胡须，并且总是把咖啡搞到胡须上。他用英语说：“I’m guilty”时，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以至于总是把“我有罪”讲得含糊不清。他的眼中没有泪花和忧郁，他好像在讲一个童话故事，并且不时发出爽朗的俄罗斯人的哈哈大笑。他讲他的许多同事走出监狱时，不是重病缠身，就是疯了，完全失去了任何与人生搏斗的力量。更糟糕的是还要向释放他们的人说一声“谢谢”。他说整个咖啡馆都知道他的故事，他的三个儿子都跑到了美国或者西欧，有的在大公司，有的做生意，常给他寄钱，他生活得无忧无虑。他说他很感谢他年轻时的明智，没有“拿原则和脑袋开玩笑”，他保住了脑袋。
那天傍晚回到饭店，我心情感到很沉重。那个俄罗斯老人的那首诗总是在我脑子中挥不去，我不知怎么联想起在延安时写了《野百合花》的王实味，他一向清高，桀骜不驯，写文章很尖刻。但是在被逮捕一年之后，他一看到人就卑躬屈膝地连连表白：“我有罪……我有罪……我是热爱党的，我听任处理……我有罪。”
不过他没有那位俄罗斯老人那么幸运，别人还是枪毙了他。我也想到我自己，一看到那些批判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我就心惊肉跳，工宣队逼我写检讨，他们要我写20页，我心里虽然不服，却写了40页，后来统统被装进我的档案袋！
多么能扭曲人性的政治运动啊！那是一只“肮脏的手”，它能把你扭曲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那是因为你血液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神圣的东西，别人让你认为你已经亵渎了它，当这个别人不是一个人，而是那股能主宰你的命运、你无法抵抗的力量时，你便软弱了。你愿意把自己的心肝肺腑全部掏出来，在精神上跪下，说一声：
“我有罪！”
这是多么可悲啊！
为什么那个苏联老人的命运，就好像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为什么千千万万苏联人的命运，竟和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如此相似？
在东欧大街上的漫步与思考，使我真正感到了“困惑”这两个字的含意，或许应当用“觉醒”——如果我能用麦克那种思维方式来思考的话，我需要“重新思考”。
这些“重新思考”像一些尖锐的玻璃碴在刺扎着我的心，也许童年的梦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可以因为一个思想被杀。我们这一代人总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者之间徘徊。当听到老人和他的同伴们的悲惨遭遇时，我是在现实主义之中；而看到列宁雕像，我又陷入于理想主义之中，这两者是如此水火不相容：一方面是丑恶、残酷，是血污、谎言和欺骗；另一方面则如诗境一样美丽，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神圣光辉。
列宁仍然坚如磐石。但列宁却被千万个叛徒、虚伪卑鄙的政客或残忍无情的秘密警察所践踏。记得小时候，我们多么盼望“帝国主义灭亡的日子”在一个早晨到来，当我们神气活现地走向街头，挥舞小拳头，只要美国出一个总统，那个总统就立即出现在我们标语牌的漫画上，肯尼迪是“啃泥地”，约翰逊是条龇牙老鬼。那时候，“我们的世界”是多么光辉、多么光明！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发现到处是血流成河，到处是批判会场，每天耳畔响着自杀者悬梁前、跳水前、跳楼前、割手腕前、开煤气前那种凄惨的哀鸣和冤屈的呼喊……
列宁，我为你哭泣。
我又想到我居住了五年的美国，有一件事始终让我深感惊讶：越是反对美国国家政权的电影，越是能获得奥斯卡大奖！
如由德斯汀·霍夫曼主演的《水门事件》，揭露了美国总统竞选的丑闻，迫使尼克松遭弹劾下台；如由凯文·柯斯纳主演的《与狼共舞》，以诗一般的悲壮画面重现了美国军队对印第安人的杀戮和毁灭，因而获199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同样，由凯文·柯斯纳主演，奥烈佛·史东导演的《JFK》（《约翰·肯尼迪》）则以电击般的震撼手法和精细的逻辑剖析、案情跟踪，说明并不是奥斯华单独一人杀了肯尼迪，而是由美国政治联邦调查局（FBI）、军火商和**邪恶势力携手一起杀了“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企图阻止越战”的美国总统肯尼迪。1991年电影一出，立即造成轰动，并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影片。
奇怪的是，这些影片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人民的爱国情绪，也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动乱。
离开波兰的那一天，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红场上示威游行的报道，抗议叶利钦的苏联人高举着列宁的头像，高喊着：“叶利钦是犹大！”在镰刀斧头红旗的一片红色海洋中，一幅醒目的标语上写着：
“今日菜单：没有糖的茶，没有肉的汤，没有油的粥。”
一辆白色汽车中播放着二次大战时《起来，伟大的祖国》的乐曲，游行队伍中的示威者扛着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列宁万岁！工人阶级万岁！”
而在红场的另一处，则聚集了一两万支持俄罗斯总统的示威群众，他们挥舞着沙皇时代的三色旗，呼吁大家给政府更多的改革时间，他们围绕在俄罗斯国会大厦外面，用喇叭竭力大声喊着：
“宁可吃白面包喝白开水，也不过共产主义生活！”
随着电视镜头，又转移到已改为彼得堡的列宁格勒，在冬日的斯莫尔尼宫广场上，也聚集着两派截然不同观点的示威群众，一派喊着：“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另一派喊着：“彼得堡！彼得堡！”镜头渐移到彼得堡的上空，没有红旗，也没有三色旗，只有一片澄蓝明净的天空。彼得堡——俄罗斯帝国的明珠，暮色掩盖不了这座彼得大帝时代故都的泱泱气魄，瞬间将逝的太阳余晖为巍峨的古老建筑宫殿镀上一层薄金。我梦寐已久的列宁格勒！在高喊口号的示威人群中，我突然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拔出一把小手枪，对准了列宁的胸膛！
“列宁！你不要倒下去！”幻觉中的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却被一样东西绊倒：是90年代被钢索推倒的列宁铜像。
我的心被一层白雪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