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雨果的巴黎是与巴尔扎克、莫泊桑、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左拉、法朗士、都德、梅里美、司汤达的巴黎汇合在一起的，也有人把它叫做“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的巴黎，那是因为当罗兰刚从巴黎师院毕业，为抉择道路而苦恼彷徨时，看到了托尔斯泰的一本小册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其中谈到：“文学……是一种巧妙的剥削”，罗兰先是震惊后又迷惑，于是他决定写信请教托尔斯泰，回信的希望几乎没有，因为世界闻名的托尔斯泰不一定会注意到像罗曼·罗兰那样默默无名的与他毫不相干的法国青年！
可是过了几个星期，托尔斯泰给罗曼·罗兰回信了，信是用法文写的，写了三十八页！
“亲爱的朋友”，托尔斯泰写道，“我收到你给我的第一封信，它打动了我的心，我含着眼泪读完了它……”
信中谈到了艺术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托尔斯泰向罗兰说：“不是对艺术的爱，而是对人类的爱，才能使艺术家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托尔斯泰的回信对年轻的罗曼·罗兰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改变了他的一生……
巴黎五区，写了《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故居并不宽大，但墙上挂着几幅珍贵而又生动的照片，使人感到这间房间曾经充满了快活的情趣，在巴黎的作家们常到这儿聚会，大家都带着刚刚出版的书。福楼拜拿来的是《圣安东尼》和《三个童话》，龚古尔是《费尔·哀丽萨》，左拉是《摩拉长老》，屠格涅夫是《处女地》，都德是《佛罗丝》，他们真诚地分享成功的快乐，又尖锐地挑出书中的毛病，争辩、畅叙，毫无隔阂……
但是，到了现代，作家和作家间都互不来往，各干各的，并且有的还相互瞧不起，撬杠。我曾经在纽约向一名在国内时非常有名的作家提议：现在，在美国的大陆作家、诗人不少，能不能组织一个联谊会之类的组织，大家交流切磋，触发创作激情。我记得在上海我就有许多推心置腹的文学朋友。
那位大名鼎鼎的前国内作家对我无奈地笑了笑，摊开双手说：“谁买谁的账啊？”
我瞠目结舌。直到现在，我还为在美国的大陆作家没有任何形式的交流聚会而深感遗憾。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来到巴黎圣母院，向巴黎告别。望着那使许多人为之炫目、灵感迸射的圣母院钟楼。我想起了雨果，他的灵魂总是在这里散发出震撼世纪的光芒。从圣母院，我又走向凯旋门。拿破仑在遗嘱中说：“请将我的骨灰运回我终身热爱的法国。”他死后二十年，遗体从凯旋门下隆重地运回巴黎，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半跪在香榭丽舍大街旁默默哭泣，为一位伟人祈祷。1885年，维克多·雨果去世时，法国在凯旋门下为他举行国葬，200万法国人民护送他的灵柩，背诵他的不朽篇章。我又想起《少女的初恋》中的一句话：
巴黎埋葬着罗伯斯庇尔、巴尔扎克、肖邦，然而法国最大的荣誉，是属于那些精神自由和自豪、有纯粹人道特点的人。对人类说来，这些特点的价值远远超过艺术和文学的才能。
再见了！香榭丽舍大街！再见了，巴黎！
苏 联
我至今对苏联仍充满幻想。
我这人不到黄河心不死。
就在我写下这一章这一段的前一个星期，我到纽约中国城珠江百货公司录像部，去借几盘199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大联欢录像看，我每年在这时都邀几个朋友过一过瘾，特别是看看陈佩斯和朱时茂那令人捧腹的小品。我借完了录像带，突然看到架上放着一排陈年影带，其中有一个录像带上写着《丹娘》，架下是一行中文字：“处理录像带，特价5美元。”我立即将《丹娘》买下。回到家里，我想：这还是我小学三年级时看的电影，现在我已经快40岁了，我再看《丹娘》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打开录像机，屏幕上出现丹娘（即卓娅）小时候的画面，她指着窗外克里姆林宫的五角星，问母亲那是什么，妈妈说那是列宁、斯大林在照耀。她小时候也朗诵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她戴着鲜艳的领巾参加红场前的国庆检阅。在莫斯科201中学，她举手请求老师把被纳粹烧毁的书都借给她读一读，她和我小时候一样每天写日记，她和我一样对祖国、对党充满了崇仰和美好的理想。后来她死了，死在法西斯德寇的绞刑架下。死前她高呼：“不要难过！不要为我哭泣，斯大林会来的！”而我，在和她差不多同样的年龄时，向报社写了一封怀疑“文化大革命”的信，并在信后恭恭正正地签下了自己的学校和名字，却遭来对一个女孩子残酷的批判斗争。我也差点死，但不是死在法西斯的绞刑架下，而是死在对突如其来的大批判的恐惧和无穷冤屈之中……
我像丹娘那样地长大。我边看边流泪，为了这个英雄姑娘的死，为了她那颗晶莹正直的灵魂，也为了另一个丹娘而哭泣。我没有去参军，也没有战争，却突然赶上了运动。由于她为了突然失去的亲人和周围善良人的哭泣声，向党发了一个问号，发出了一封信，就立即被恶风席卷差点儿被置于死地……
我的眼睛哭得肿肿的。电影中的一切，红场、列宁墓、涅瓦大道、莫斯科郊外河畔的晨曦，曾经给了我多少梦想，曾经给了我一个多么光辉灿烂的金色童年！小时候，我翻破了两本书，一本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另一本是《古丽雅的道路》，却做梦也没有想到在17岁上时，会遭受到那样的厄运！我更没想到二十年后在美国看《丹娘》时仍有这么多的泪水、激动和颤栗！
我无法形容我走向中年时再看《丹娘》的心境。我的梦想曾经两次破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一次是现在——因为苏联已经解体、它不存在了。红场上飘扬着的已不是卓娅每天向它敬礼的镰刀斧头红旗，而是沙皇时代的三色旗，甚至还有人提出要拍卖列宁的遗体来换取饥肠辘辘的人民所需要的牛油和面包。于是，实现我儿时的梦想，去看一看列宁，看一看红场，成了我在1991年圣诞前最强烈的愿望！
1991年12月20日，我和麦克再次飞往欧洲时，正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全世界宣布苏联解体、由独联体代替前苏联的时候，全世界都不知道下一步又会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变化，或者是更大的灾难，而我看到麦克父母的第一句就是：
“我一定要去苏联！”
在我飞往德国前一星期，就打电话让麦克父亲为我预订从柏林飞往莫斯科的机票和饭店房间，但是他们惊惶失措。慕尼黑、柏林、维也纳、日内瓦所有的亲戚都知道了麦克父亲——“老警官”的这句话：“我们的中国公主要去莫斯科！她说非要去看看列宁不可！”这些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宣传下长大的亲友们，一个个目瞪口呆，怎么也不明白我怎么会在苏联正陷入一片混乱时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于是，从欧洲各城市来的电话不断，维也纳的燕妮姑妈和日内瓦的伏尔奥汉舅舅甚至专程飞到慕尼黑劝我不要去冒险。我并不是想去冒险，很久以来，我都一直想着：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和光辉都到哪里去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瓦西里也好，那个冲进“天鹅湖”演出剧院宣布苏维埃诞生的警卫队长也好，他们都到哪里去了？难道红场会变成纽约四十二街的时代广场？难道演出了十月革命雄壮剧幕的斯莫尔尼宫会变成纸糊的、倒塌的偶像？
我一定要到苏联去！在有人企图搬走列宁之前！在我脑海中，什么都不怕，即便会有大乱。美国记者约翰·里德不是在大乱中写下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吗？波斯湾战争中，美国ABC、CNN、CBS电视台记者，不是也冒着生命危险采访吗？我甚至希望看到一些精彩的东西，诸如一幢大厦的倒塌、千百人的逃散，甚至炮火、坦克……我当过记者，我想看看我是否仍然具备一个记者应有的冷静和机警。
圣诞节一过，我一个人去了柏林，再从那儿去莫斯科。
从慕尼黑到柏林的电气火车上，我翻阅着十几年前写的厚厚的日记本，除了几本日记本之外，我带了满满一袋食品，火腿、熏肠、腊肚、奶酪、面包、橘汁。“当一种巨大的贫穷和匮乏降临的时候，罪犯也就随之降临！”麦克母亲还硬让我在这个信条之下带上一把牛角刀以防不测。麦克已经飞回纽约公司去指挥他的那个部门。麦克父母曾向儿子保证不会让我去苏联，但我还是去了。我是一个无法禁锢的人。所以，过了几天麦克又飞了回来。
在舒适明亮的西德电气列车软包厢中，我翻开以前的日记，那是我20岁时记的读书感想，我细心地看着书中的摘录：
《黑面包干》德伯拉金娜
“有这样一个党”
采烈尼里的发言到了顶点，他用力地伸开手臂，用完全控制了听众的声调说下去：
“那时，”他说，“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说：把政权交给我们手里，走开吧，让我们来代替你们的位置，这样的政党在俄国是没有的！”
留着长发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脑袋摇晃着表示赞同，孟什维克也抖动着稀疏的胡须，唯唯称是。但是，一个响亮而清晰的声音突然划破了这一片寂静：
“有！”
那是列宁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盯着这位卖身求荣的部长、社会党人，喊道：
“有这样一个党！”
于是，在这因为出其不意而沉寂下来的大厅里，在俄罗斯，在全世界都响彻着他那气势雄伟、热情洋溢的声音：
“有！有这样一个党，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
……
“圣诞节前夜”
“执行命令，”他说，“快！”
我把两手放到了伯爵夫人大理石般的肩头上，由于仇恨和反感，我们两人都哆嗦起来：她对于我，是由于我这双风吹日晒的粗糙的手；而我对于她，是因为她那柔软得像蛇似的身体和滑得像绸子似的皮肤。
“你细搜！”库兹米切夫说，“要搜得仔细！”
我克制住心头的厌恶，对轻软蓬松的花边的每一个皱褶都作了仔细的检查。忽然我发现伯爵夫人的左胳膊不知为什么总紧贴在身上，我轻轻把它拉开，伯爵夫人就反抗，我猛然一拉，把手硬伸进去，摸到了一根密封的小管子。
“当心！”廖尼亚叫了起来。
廖尼亚，我的朋友廖尼亚！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日子里，你，苏联著名的将军陷入了重围，可是你要受伤的战士们坐上派来接你的飞机，自己却留在战场上牺牲了——被法西斯匪徒打死了。
那时候也是这样，在逮捕沃龙卓夫伯爵夫妇时，你扑了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我。就在这一刹那，我看到了从墙底的裂口中伸出来的左轮手枪的枪口，枪声响了，子弹射穿了你的大衣，但我们仍牢牢抓住伯爵夫人不放。
我仔细地看了我当时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的大段感想。《黑面包干》这本书，我从上海带到北大荒，后来又带到纽约。这时一位西德小姐走来，向我面前的杯里加了点咖啡，车厢里开始播放一首德国流行歌曲。
我又翻了下一页，那是我摘录的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中的一段：
当廖丽亚唱起一支和先前唱的那些迥然不同的歌曲时，季米特里好像给刺了一下。他非常喜欢这支歌，它是这样地激动着他，使他一听到这首歌就想站起来，在黑夜里迎着风，漫无目的地走着——让风使他的胸怀凉爽，让漫无目的地散步给他带来安慰，使他忘却过去经受的一切。
廖丽亚唱道：
敌人烧毁了故乡的草房，
杀害了我的全家，
战士啊，现在你将走向何方？
去向谁倾诉自己的悲伤？
季米特里站起来，走到窗前，凝视着窗外的一片黑暗。
普拉斯柯维亚，请原谅我，
就这样来到你的身旁。
本该为人们的健康而畅饮，
我却为死去的亲人洒下了祭觞。
在那广阔的俄罗斯大地上，它为那个民族哺育了多么富丽堂皇的文学艺术和音乐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名著，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第一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俄国画家列宾、列维坦、希什金……没有俄罗斯就没有我们这一代的精神世界！我仿佛独立来到莫斯科郊外，站在卓娅和她的男友一起散步的暮色笼罩着的涅瓦河畔，在金色的晚霞中听她大声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
我赞美，祖国的现在
我
三倍的赞美
祖国的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