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向俱乐部小屋的灯光走去，我想去看看在那里画画的人。尽管那临时搭在仓库一角的舞台照明灯亮得耀眼，屋里却空无一人，只有那窗架上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在播放着兵团禁听的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传来一遍遍重复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主旋律。“好大的胆子！”我想。我四下环视了一周，只见地上凌乱不堪地铺满了油画册、油画集和散开的油画印刷品，大多是俄罗斯油画和西欧油画，墙上用一根生锈的小铁钉钉了一幅列宾的《伏尔加纤夫》，歪歪斜斜地挂在那里，几个竖着的一人多高的大画架上是未完成的油画稿。有的刚开始打底，有的已上了第二遍颜色，内容都是描写兵团生活的。不知为什么，油画上的主人公都是姑娘们——有扎着小山羊角短辫的，有梳着又黑又亮的大长辫的，有披着短发的，有戴着军帽的……一个个身材颀长匀称、鲜明夺目。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轻轻回荡在小屋内，我想找口水喝，但到处都是零乱的颜料和用来制画框的碎木料，却找不到一口水缸、一个茶杯。突然，我发现小桌上有一本摊开的日记本，这是本褐色的、看上去年代已久、厚厚的日记本，像这屋子里的一切东西一样，日记本的周围也沾上了斑驳陆离的颜料。它摊开着，就像这里摊开的每一张纸片、每一页油画一样，仿佛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秘密。在摊开的那页上，跃入我眼帘的是刚劲秀丽的钢笔字迹。“多么漂亮的字啊！画家都写得一手好字！”我不由得赞叹着，一股好奇心使我竟情不自禁地一页页地翻阅起来。
其中有一篇日记是这样的：
终于搞到了伦勃朗的宗教画集和米勒的风景画，是林斌在省文联偶然发现的。两本画册和其他东西一起塞在省文联地下室的炕洞里，幸亏那里从不生火！今天翻了一整天，伦勃朗的圣母圣子、天国人物肖像有着辉煌无比的光感效果，在16世纪就能把人体如摄影般精确、生动地描绘出来，真是令人惊叹。米勒的人物画大多是用精细的线条描绘的，他的《晚钟》和其他风景画中，每一片叶子仿佛都在摇动着，随时会随着秋风落地……西方绘画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绘画、17世纪的肖像画、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印象派直到本世纪的现代流派，都有着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渊源，越看越感到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从上海中学画校刊墙报，到兵团整天搞命题画，是出不了什么成果的。我打算除了完成兵团宣传部的任务指标外，用大量时间练习素描。我跟林斌开玩笑，咱们两人轮流，每人一天脱光衣服当模特儿，让另一人画骨骼、肌体、线条……
这人对画画这么痴迷，我读着不禁扑哧一笑，又翻下去。
伦勃朗笔下的基督和圣母，以及异教诸神周围丝毫没有那种冷漠的、理想化的、虚无缥缈的气氛。他们是人，他们象征着抱负、斗争、梦想、成就、希望、失望、痛苦，而尤其体现了人类永恒的信仰和勇气。在伦勃朗的绘画中，基督不是神的儿子，而是人的孩子。
又是伦勃朗！
下一篇日记简直是诗画结合：
师里终于批准了我们的写生计划。昨天，和晓沫、沈加蔚来到大兴安岭，这里群山起伏，和我所期待的、所想象的一样，真是令人兴奋！
画了一天的山。
山性是我性，山情是我情。流观是楚骚艺术的审美意识，屈原在《离骚》中写道：
“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
观江河之纡曲兮，离四海之瞻濡。”
我极欣赏这里的行云大风，广漠大地。仰望大山，觉得自己是何等渺小，大山望我，又觉得人类是多么丰涵博大。寓激越的情感于淡泊平静的大山之中，这算是我画山的信念吧。
隔了两行又有：
果然托人搞到了一本明清笔记散文的结集，内全部《陶庵梦忆》，赫然在焉！
这个充满才气的人是谁呢？我想。
又翻到一篇《父奠》，那是在日记很前面的部分。
昨天是父亲去世五周年，我始终不能忘记在医院里看到的父亲那张最后的苍白的脸，和脖子上勒出一道深沟的痕迹。他被里弄居民小组长发现后，送到医院已经断气了，两小时后，我才获讯从上中赶来。
父亲的眼睛是睁的，死不瞑目。可见父亲的冤屈有多么深重。
父亲曾经经营一家纺织印染厂，刚解放，就主动地交给人民政府了，连同厂里的资金；几十万元的财产和现金，全部由父亲亲自签字交政府清点接收。那时许多资本家都早已把财产移向海外，或是变卖换成金条去美国、去台湾、去香港。可父亲对母亲表示：上海是我的家园，是我白手起家的地方，我不走，我不亏待政府，相信政府也不会亏待我。父亲上交了全部财产后，被称为红色资本家，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可是到了1957年，他竟因为一篇劝党克服官僚主义的文章，而被打成了右派。父亲不服，为自己申诉，却又罪上加罪，成了资本家加右派的双料反革命。在“文革”刚开始时，经不起造反派皮鞭的抽打，一个人在夜里悄悄地走进厕所关起门，含冤上吊了……
父亲，你为什么从1957年以后，就变得那么不爱说话了！你是多么地爱我，可你总是呆呆地望着我，默默无语。父亲，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冤屈、你满腹的冤屈，你满腔的泪水，告诉你的爱子，向你的爱子倾诉呢？
1957年被打下去的右派，大多是知识分子的精华，是像父亲这样刚直不阿、热爱自己国家的人。
我读后又难过又困惑。这位老人的悲惨遭遇使我心疼唏嘘。而“文革”中，又有多少这样的冤魂啊！但对“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这些词句，我迷惑了。一个人在6岁时就开始受到这样的教育，因而也相信右派是**，是坏人。现在，到了25岁，却突然听说右派是好人，而且是精华，你能不困惑吗？
屋里静静的，晚霞已经完全消失了。玻璃窗外是一片黛紫色的天空，小屋的主人仍没有回来。我继续看下去。有一篇日记的题目是《知人论画》，像是一些警句：
人品不高，用墨无法。
泯没天真者，不可以作画。
外慕纷华者，不可以作画。
与世迎合者，不可以作画。
志气堕下者，不可以作画。
还有一句歌德的话：
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
另一篇日记很奇怪，几乎什么也没有：
1976年2月8日
……！
这些省略号和惊叹号，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一幅未完成的画？还是为了一个姑娘？
突然传来了一阵纷沓的脚步声，俱乐部仓库的小木门被推开了。三个小伙子见了我，惊诧地盯着我，我也同样惊诧地、有点不太好意思地盯着他们。毕竟是我，闯到人家这儿来了。
其中一个大个儿看样子足有一米八十多，大阔脸盘上沾满了黑灰和焦炭末，一双小小的眼睛使劲瞪大着。他显然是把我当成贼，对我愣头愣脑地嚷嚷：“你是谁？怎么钻到我们这里来啦？”边上一个瘦瘦的、眼睛也是小小的带着一点浮肿状，穿着一身黄军装的小伙子（沈加蔚无论什么时候，70年代还是80年代，总是一概不变地穿着那套黄色军服）拉了拉大个子说：“别把人家吓坏了，说不定她是师里的大干部，来咱们画室搞视察呢！”说罢，他故意咳嗽几声，作立正状。他那黄军裤上被扯破一个大口子，球鞋上沾满了各种颜色的油墨迹。我看了看他俩，他们都属于那种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思想敏捷、心地善良的人。
我的目光又转向第三个人，他没在看我，正盯着我面前小桌上那本翻开的日记本。我心里很慌乱，真像做了贼一样，心也怦怦地跳了起来。“对不起，”我说，“我是来找水喝的……我是师部医院的，路过这里。”我看着那本日记本，本来想说“我翻看了这本日记”，但终又不敢说出口。正在惶惶不安之时，他抬起头来了。我遇到了他的目光，第一次看到了他的目光。如果说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站上第一次遇到渥伦斯基并且被他的目光所震撼，在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觉也正是如此。他的眼睛深邃明亮，使整个屋子顿时更加明亮起来，而那被浓密的、长长的睫毛掩盖的眼神，更有一种对一切女孩子来说摄人心魄的力量。我屏住了呼吸，凝视他，下意识地感到他也在凝视我。“一定是他的日记！那秀气的钢笔字迹，那字里行间的风格，和他是多么吻合！真是不能再吻合了！”
“你在师部医院，是看病的？还是管人的？”他说话了，口吻轻松，既脆亮又浑厚，像多明戈的声音。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我是内科医生，只管病人，不管正常人。”我回答。在我们医院，保卫科、宣传科、人事科、组织科都有不少知青，大多是从基层连队或团里调上来的，但上海知青当医生的，只有我一个。
“怎么，你们也去过师部医院吗？”我问。同时奇怪为什么这三个画家都满面尘埃，衣衫扯破，像刚从废墟里钻出来似的，“你们从哪里来？怎么搞成这副狼狈样？”
“小挂彩。”大高个子说着，把外衣脱下往地上一扔，“下午糖厂着火了，来师部要人灭火，一时找不到什么人，我们仨到后勤部要了辆马车赶去了。火势真凶得很，幸亏是在烧仓库里的几十吨糖，没烧着人。我们一边泼水一边从火里往外拖麻袋包，搞了半小时，师里又送来一个连队的人，不一会儿就扑灭了。瞧，虽然没烧着，但手被焦木板划破好几块皮呢！”他伸出手，我才看到十指上斑驳的血迹。
“你叫什么名字？”
“林斌，北京人。”大个子带着不可掩饰的骄傲自我介绍。
“林斌，你要立即包扎！立即打破伤风预防针！懂吗？”我又问边上两个，“你们有没有伤？快让我看看！火灾时的焦灰和铁锈末儿钻进创伤皮肤，是最容易引起破伤风杆菌侵入的！”果然，瘦个子和日记本的主人也是十指红肿、血迹斑斑。
“你们都在这儿别动，我立即去医院取纱布和破伤风针！”
我真怨自己在偷闯他人之室的慌乱心虚中，竟没有注意到站在面前的竟是三个救火归来的伤员！
我一路小跑冲到医院，背了急救箱，又到药房取了注射针便奔回俱乐部。
在包扎、打针中，我知道了那瘦瘦的、文弱的，牙齿有点往外突出的小伙子是沈阳人，叫沈加蔚。而那个一眼望去才貌出众的，叫于廉，不用说，从日记中我就知道他是上海人，上海中学的。
“你家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我一面包扎，一面问他。
“住淮海路，淮海坊。”于廉回答，“你也是上海人吧？”
“我家也住在淮海路。你知道永隆食品公司和淮海大楼吗？我们就住在那后面的一幢大楼，叫瑞华公寓。”
“瑞华公寓，我知道，我经常路过，看见小轿车出出进进的，不是寻常百姓人家……怎么？看来你是上海哪位大干部的千金了，马上要回城了吧？”于廉眼望着伤口，问我。
“我不是什么大干部的千金，也绝对回不了上海。”我说，“只能在这里给死神当助手。”
“死神？什么死神？”林斌叫了起来，“不要开玩笑，刚才你讲的什么破伤风杆菌，还真怪吓人的。我小时候一个同学就是爬篱笆摔下，被铁丝网勾破了一个小口子，不几天就死了。死得好痛苦，抽搐了三天三夜……快告诉我们，刚才打的这一针管用吗？还来得及吗？如果破伤风杆菌已经进了血液怎么办？”
看到林斌这副惊慌的样子，我暗自好笑，故意说：“如果破伤风杆菌已经进入血液的话，那就要看各位的运气了。今天晚上，如果你们身上任何一块肌肉有抽搐，请马上到内科急诊室来找我。”
将三个人包扎、注射完毕，我说：“我以破伤风杆菌的名义保证，今天这针，既拯救你们的肉体，也拯救你们的灵魂。”说罢，我抬起头，欣赏着面前这三个刚才还是陌生的、现在却是我病人的人。
突然，三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林斌甚至跳了起来：“该死，手指头上都缠上了纱布，怎么画画？”
我说：“你们几个的伤口都不深，只要不沾水，两天之内一定恢复。”
“两天不画画？”
“两天不画画。”
一阵叹息。是于廉的叹息，林斌的叹息，沈加蔚的叹息。
“当生命之星熄灭的时候……”于廉突然轻声地、像朗诵般地、带着沉思的语调说道，“米开朗基罗对前来帮助他忏悔的萨尔维蒂红衣主教说：‘在我刚刚对艺术有点入门时，我却要死了，我正打算创作我真正的作品……’”
沈加蔚接着说：“达·芬奇，作为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临死前说：‘我从未完成一项工作。’”林斌讲：“雷诺阿临死前，对病榻旁边陪守他的人说：‘请拿一支笔给我。’那人走到隔壁房间去找笔，在他匆匆地拿着一支笔回到床边时，画家已经断了气。”
又轮到于廉，他说：“科罗临死前，嘱咐别人在他的墓志铭上刻上：‘希望天堂也有绘画。’”
这三个人在讨论“死”时，对画的深厚恋情，使我的心灵受到震动。这三个人——北京的、沈阳的、上海的——从那天起，成了我的朋友。他们的博学、多才多艺和想象力，像北大荒原野上的春风，给我带来了快乐，温暖着我寂寞的心。而于廉，从我见到他的第一眼起，就有了一种从内心深处滋生起来的微妙的感觉，就像磁石对铁产生的吸引力一样。我总想常见到他，而每当我往俱乐部的小屋走去时，心里总是荡漾着一种混合着紧张、羞怯、渴望和骚动不安的情愫，而在见到他时，又立即烟消云散。
到了1976年冬天，林斌被借调到哈尔滨，沈加蔚被沈阳军区创作室录用，小屋里只剩下于廉一人了，而兵团五师师部只剩下于廉和我两个上海人了。我到俱乐部小屋来的次数更多了，只是于廉一次也没到师部医院来找过我。
我每次来到小屋，他总是一边往画布上抹颜色，一边和我侃侃而谈。他喜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讲：读这本书之前，一定要熟读两晋六朝的文卷和苏词、杜诗。他说李白是天纵之才。他用苏轼的词“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来形容自己从小清高孤傲，自尊极强。他进了上海中学后，也一直是班级和年级的佼佼者。可父亲的突然自杀，使他一度对人生失去了兴趣。
“是画拯救了我。”他说，“一拿起画笔，你就非得想象，于是抽象的思维和想象便掩盖了现实中的痛苦。我常常逼自己作画，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就这样，我们常常谈到深夜十一二点。于廉总是在午夜前放下画笔，蹲在炕洞前爆豆子来充填我们两人的辘辘饥肠。我总是在午夜一点前离开，回到师部医院我那干净而又寂静得可怕的单身女宿舍。
雪地，沙沙沙地响。已是午夜两点，我们仍在那片一望无际的雪原上散步。师部俱乐部小屋的灯光，已经越来越远了，在光秃的白桦树枝杈中隐隐约约地闪现着。我们两个默默无语，我的心又开始战栗起来。我多么希望他靠近我，走近我，多么希望他挽起我的手，或者，在这万籁俱寂的夜，在这柔和的月光和白雪中，给我一个深深的、甜蜜的吻……几个月来，我不是一直在被他的才气、他的面貌、他的气质所深深吸引吗？我们两个人不是一样害怕孤独、害怕寂寞？而现在，在这远离上海万里的北大荒，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交流双方心底的欢乐、希冀和创痛吗？
我咬紧嘴唇，机械地把靴子从一个雪坑里拔出来，又踩进一个新的雪坑。他离我有一个半人的距离，也是同样机械地拔出厚重的棉胶鞋，又踩进一个个雪坑，脚后已是两条长长的平行线，看来，这两条平行线只会延续，永远不会相交叉了。
沙沙沙，沙沙沙……
“你看过苏联小说《红肩章》吗？”我问他，“《红肩章》中也有在雪地散步沙沙沙的镜头。”我记得那是苏联军官学校的男生初次和女友约会的描写。
“没有。”于廉回答，“没看过《红肩章》。”
又一阵静默，只有沙沙沙的踏雪声。
“你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书中，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保尔和冬尼娅、保尔和团委书记丽达、保尔和妻子这三部分的描述，哪一部分给你印象最深刻？”于廉突然打破沉默问我。
“当然是保尔和冬尼娅那段写得最好。”我说。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我反问道。觉得深夜的雪，有些湿润而清新，好令人舒心！
“当一个人在纯真少年的时候，情感总是最美好的。冬尼娅是保尔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一个插曲。但那是一道美丽的闪光，是永远经久不衰的。”
于廉停下来，他凝视着我；我也停下脚步，凝视着他。
在雪地和月光辉映下的于廉，美得像阿波罗塑像。他那白皙文静、轮廓分明的面庞，柔情地面对着我。他的嘴唇翕动着，仿佛有千言万语呼之欲出，却欲言又止。我心中青春的潮水在涌动，一股不可知的力量在推着我，我向他迈出了一步，我要拉起他的手！拉起他的手！
突然，“啊”地一声，我一跤摔倒在两条平行线之间被雪掩盖着的一个坑洞中。于廉向我冲来，一把将我抱起，可没等他站稳，他也“扑通”一下跌在这个不小的坑洞里了。霎时间，我们竟挤跌在一个坑洞里！他距离我这么近，我能闻到他头发的气息、脖颈的气息、嘴唇的气息和他睫毛上凝冻着细细的冰凌的气息。这时，我做了个大胆的、近于疯狂的动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盯住了他那双在雪夜中燃烧的眼睛：“于廉！……”我轻声叫道。我想说：“不走了，永远不走了！让我们一块占有这些树林、山峦、积雪和雾霭，让我们自成天地。萦绕着我们的孤独和寂寞一去不回头了！……”而且，我感觉到他那双手——那双清瘦白皙的手已紧紧地、有力地握住了我。我多么想一头扑进他的怀抱，多么想仰起头，闭上眼睛吻他，深深地吻他；也让他吻我……久久地吻我……可不知为什么，我的手松弛了。我站了起来，说：“于廉，快爬出去，不然要被活埋了！”我说着爬出雪坑，他也跟着跳出雪坑，我们扑打着满身、满头的雪沫，在雪地上一起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
爱一个人，真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