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小屋
——于廉，你在哪里？
不管你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论你年轻还是年老，喜欢文学的人是最幸福的。
歌德说：“读书是和高尚人的谈话。”我不仅喜欢读书，还喜欢做笔记。常常是大段大段地摘录书中精彩的片段或精辟、幽默的警句，然后写下自己的感想。有时触书生情，感想如泉涌，创作冲动也随之而来，就由笔记而随意写开去，不知不觉便成了一篇散文，一个短篇小说或电影中的一个片段。当我神驰在这般境界时，常常忘记了世间的一切烦恼。
转眼间在曼哈顿已经住了五年。每天夜晚，当儿子小安德鲁酣睡在育婴室，先生麦克·伏赫勒在睡房中看录像电影时，我在书房，抛开白天的喧嚣和大堆文件，又和我那些可爱的书籍——中文的和英文的书籍生活在一起了。书是我亲密的忠实伙伴，我的藏书非常之多。从上海到北大荒那年，我才18岁，当东北老乡把别的知青的一只只箱子飞快地往小土炕上递的时候，遇到了我的箱子却愣住了，整整五大箱，沉甸甸的挪不动。“是金子啊？这么死沉沉！”老乡们指着箱子问我。“不，是书。”从此，我的炕上炕下、床脚枕边到处堆满了书籍。二十年后，在我纽约曼哈顿寓所的客厅和书房里，直到天花板的书架上都装满了书籍。经常是这样：窗外是曼哈顿的湿雾和阴森森的刺骨寒流，而书房中却温馨暖人，奶油色的灯罩下，我捧着一本书躺在沙发上，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满足。
从大都会博物馆回来后，我就翻阅着几年前写的关于于廉的笔记。十年过去了，他那双明亮、聪慧、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仿佛已经离我十分遥远。他那略带苍白却充满魅力的脸庞，也渐渐地成为一幅模糊的肖像。
可是突然他又变得如此清晰起来……
我家住在纽约中央公园西面。离我家不远的中央公园东边82街，就是我和于廉当年在北大荒的小木屋里心驰神往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常去那儿，而每次去那儿，我总是先去油画厅。这是一座灿烂辉煌的艺术宫殿，几十年来，大都会博物馆是靠着那些酷爱艺术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慷慨捐款、捐画来维持和扩大的。从正厅的大理石台阶直上二楼，即是气势博大的西欧油画厅，迎面而来的第一幅巨幅油画是法国19世纪著名写实主义画家戴卫的传世之作《苏格拉底之死》。然后，沿着一个个布置得比宫殿还要典雅的大厅，你会看到雷诺阿的《芭蕾舞会》、《琴课》，梵高的《雏菊》、《午餐》，德巴克的《朗格多克》、《葡萄园的一角》和提香、伦勃朗、鲁本勒、莫奈、塞尚、米勒等人的绘画和罗丹等世界著名艺术大师的雕塑原作……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肖像馆里，有被断头的路易十六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的肖像，有从法国卢浮宫借来的大卫所作的拿破仑与约瑟芬“加冕大典”的巨幅油画。我常常是一个人坐在油画前的沙发上，默默地仰面欣赏着这一幅幅人类艺术的瑰宝，细细地观赏着每一个局部、每一块颜色，每一笔都像是不经意地抹上去的线条和肌理……突然间，视线模糊了，出现了大雪覆盖的北大荒的小木屋。灯，像渔火般地漂流着……
冬夜，一幕动人的情景。既充满了热情的激动、强烈的吸引，甚至情欲的骚扰，又保持着端庄和矜持，一动不动，像两个相对的塑像。
……
地上全是油画印刷品：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梵高的《向日葵》，雷诺阿的《舞会》，更多的是俄罗斯的油画。列宾的《突然归来》，马拉的《什么是真理》、《庞培城末日》、《不相称的婚礼》、《弥撒游行的队伍》。这些油画和窗外到处可见的“批林批孔，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彻底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大幅标语口号如此格格不入。在这个凌乱的画室里，除了满地的油画资料——用于廉的话来说，这叫“我的大学”，便是各种各样打开的颜料、调色油、炭笔。整个屋子就像一块抹布，可以随时把弄脏的颜料往上抹，连靠屋角的一张小床上也全是斑驳陆离的颜料。
“画家都这么脏吗？”我问。
他正忙着用刮刀使劲地刮画布上的颜料，然后又持着调色板，思索着该如何添加一笔。
“嗯！”他微微一笑，“反正都一样，在你们穿白大褂的人眼里，这个世界没有干净的地方。”他说着，把一块油彩往画布上的一位女孩头发上轻轻一抹，那头发顿时便飞扬了起来。这是一幅题名为《浪遏飞舟》的油画，画面上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海，两个女兵团战士正驾驶着康拜因割麦。夕阳下，晚风正吹着她们的脸和丰满的胸膛，显得那么英姿焕发，充满着青春气息。
“兵团都快解散了，还画这干嘛？”我怏怏地问。
“这是上级指定的题材。高副司令员说，就是因为快解散了，所以才一定要在全国美展上，把兵团的最后一个奖状抱回来。”他说着突然叹了一口气，把画笔一扔，坐在地上的画册堆里。
1976年冬，在大返城的狂飙中，兵团五师师部只剩下我们两个上海知青了。我是师部医院的内科医生，他是师部俱乐部的画家，我们谁也走不掉。我们走不掉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我是因为在别人眼里看来太顺利了，条件太好了。1972年被送到医学院上大学，回到兵团五师医院成了内科医生，国家干部编制。什么眼下时兴的办病退、困退都轮不到我了。他呢，是因为出身太差，父亲是在“文革”中自杀的资本家，美术学院几次来招生，他都是考第一名，却屡屡因出身不好被拉下。大学上不了，俱乐部又不放他走，硬把他的名字挂到了黑龙江省文艺联合会，这样他也成了编制内的干部，虽然拿着知青的32大块（元），却没有资格享受知青的权利了。
“爆点黄豆吃吧！”于廉在画堆中站起身来，从一只脏污的旧书包中倒出一大堆豆子，放到床下的小炕洞里，火花劈劈啪啪地爆起来，映照着他那张天生优雅、漂亮、轮廓分明的面庞。他的头微垂着，那乌黑浓密的鬈发下，是如此白皙的颈项，雪白得令人炫目。“上海中学的高材生，确实气质非凡。”我心里想。他是上海中学的老高一，比我高两届。上海中学是上海最著名的重点中学之一，就像在美国，别人一听你是哈佛大学的便肃然起敬一样。在上海的中学生中，你只要佩带着“上海中学”的校徽，别人便会投来羡慕和敬仰的目光。上海中学是荣誉和智慧的象征。我小学毕业那年，班主任和校长都让我考上海中学，“我们班级希望最大的就是周励。”班主任说。校长也说：“考取‘上中’，为我们小学争光。”我满怀信心地填写了志愿：第一志愿是“上中”，第二志愿是“上中”，第三志愿还是“上中”，看来非“上中”莫属了。可是不幸却发生了。在考试时我因为太紧张，审错了一道数学应用题，我这个平常在老师同学眼里的“天之骄子”一下子名落孙山，被分到一所非市重点中学。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震撼的痛苦。
爆豆子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隆冬的小屋香味四溢。室外，黑暗笼罩着白雪皑皑的小山寨。我们的心情是压抑的，在这个凌乱不堪的画室里，就这样度过了最后一个冬天中最寒冷的一个夜晚。“怎么办？今后怎么办？”同样的问号萦绕在我们心头。老乡是热情的，山民是善良的，北大荒的黑土是肥沃的，但谁能回避笼罩着我们的愚昧呢？我们谈列宾、谈伦勃朗……我们劈来木柴烤豆子，交流着心底掩藏着的爱。深沉的克制力量，使我们装着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地板上铺满的世界名画，和墙上悬挂的《乌苏里船歌》、《麦收的日子》、《兵团战士之歌》交相辉映。在劈柴的咝咝燃烧中和火光映照下，我心中有一种东西，像虫子般地噬咬着，我多么想距这个矜持而又深沉的他——我在内心深处千百次地叫着的于廉——更近一些呀！我被心中涌起的一股柔情和莫名的恐惧、羞涩激动不已，我尽量想让自己自然地和他说话。
“我看了你的日记了。”我指着桌上翻开的日记本，对他说，“你在意吗？我进来的时候，它是敞开的。”
他抬眼望了望我，那像黑夜中明星般的双眸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没有关系，我的日记像一份病历，只有诊断，没有处方。”
“别开玩笑了。”我说，“我在医院里是医生，离开了医院就什么也不是了。”我曾经想，如果他突然得了肝炎，住在我的病房，由我精心治疗照看，该多好啊！我确实已经想不出什么能使他和我更加接近的办法。我想起他不久前写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晓沫走了，我失去了这么多……”我问：“晓沫是谁？”
他的眼光一下子变得黯淡起来：“晓沫，她是北京青年，也是画画的，返城了。”“是你的女朋友吗？”我问。“可以算是吧。不过，现在吹了。”
我们两人又久久地不语。我拨着豆子吃到嘴里，却一口也没有咽下去。晓沫，听这名字，一定是个有才华的女孩子。她为什么要离开他，他们为什么要分手？难道爱情的花蕾不能在这荒原上盛开？我的心燃烧了，真想马上扑到他的怀抱里。不，只要一句话，一个最微小的暗示，就会冲破我心中的自我设防。尽管他在荒山野林，孤身一人，但我认准了他是个出类拔萃的画家，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男子汉。
喔，如果我们自成天地，如果我们一起拥有那片树林、田野、雾霭和云霓，拥有北大荒这优美迷人的大自然，那么我们将会同萦绕着青春的孤独与寂寞告别！“于廉！”我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于廉，你不孤独，我在你身边！”
“听说刘副师长把五十五团的团政委魏旭东介绍给你了？”沉默了许久的于廉突然问我。
“是的，不过没成。”我甩了一下辫子说。
“为什么？”
“刘副师长、严副政委、还有刘副师长的爱人轮番来做我的工作，说魏旭东是上海知青的扎根典型，就是在兵团解散通知下发那天，还坚决表示扎根边疆志不移。师里正准备提拔他当师级干部，相当于地方副局级的接班人呢！他们讲，我是师里惟一的上海女医生，和他算是很配对，还说魏旭东到师里来开会时，高副师长还专门安排他到内科病房玻璃窗外看了我……这种先入为主、隔窗相面的法子，我一听就很来气，甚至有一种被人捉弄的感觉。我干脆告诉这一大群红娘，我不准备扎根。”
“你不怕得罪他们？”于廉问。那年代，决定命运的档案掌握在他们手中，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
“难道为不得罪他们就得得罪自己？我又不准备做哪个大人物的花瓶，我是我自己，我就是不准备扎根。”
“那你打算到哪里去？”
“回南方，上海回不了就去安徽，我姑妈在马鞍山。或者去大连，那里有我父亲的老战友。你呢？你打算怎么办？”
“我只想上学读书，只要能上学，毕业后随便到哪里，哪怕回到这小屋也行。”
他的眼里充满着柔情，可是一点也不过分，使你感到他只是在友好地和你谈话。我的心中同样充满着柔情，可是又隐隐感到这是一种没有前途的爱。面对这股冲击心灵的浪潮，我死死地堵住了闸门，让它连一点儿水花都不溅出来。
我们就这样，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眼前炕洞的火苗在跳跃着，没吃完的豆子渐渐焦了，房间里洋溢着一股暖暖的焦味儿。
他站起身来：“屋里太闷了，我们出去散散步好吗？”他拉起我的手，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
也许是突兀地讲到“我们”，也许是突然间两只异性的手活生生地接触，我们一时都被内心的情愫震撼住了。于廉惊诧地抬起头来，漆黑清澈的眸子凝视着我。
他的眼睛映着燃烧的火，流露着一股爱抚之情，径直地冲进我的心窝。
我凝视着他。他很英俊，可以说漂亮得惊人。他蒙着一层黑色，他所给予人的一切感觉，就像夜一般的静谧、深邃。他的双眼宛如两个幽深的洞穴，闪烁着模糊而令人神往的光。
在这火光中，在这个温暖的画室里，我的心充满了仰慕之情。那些出神入化的油画，冬雪沉醉的夜晚，黑暗中搀扶起我的那只有力的、紧握的手，所有这一切，都在我情绪上酝酿着一种朦胧的欲望，我的心颤栗着……
我赶紧抽出自己的手，说：“好吧，都十二点了。反正明天是我轮休。”我们俩推开俱乐部的小门，走到室外，室外好静，空气好清新！
冬夜，在这个被寒月浸透的小木屋前，成排的钻天杨在小径上映出它们光秃的枝杈和纤弱的影子，那丛攀到木屋顶上去的枯萎的鸢尾花藤，仿佛吐出一阵阵荒原上的清气，使一种缱绻哀婉的情感在这积雪茫茫的夜色里飘浮。
雪很深，很新鲜，是那种洁白无瑕的雪。每走一步，都要花力气把靴子拔出来。我们并排走着，眼前的一切是这么静，这么美，只有靴子的沙沙的声音。不远处，是通向师部医院的小径。在这条小径上走了多少次，我已经记不清了。每当我从内科下班，脱下白大褂，踏上这条小径，向俱乐部那栋小屋的灯光走去，我心中便充满了渴望和温情的冲动，我多么希望见到他呀，哪怕是见一面也好！
我认识他的时间不长，最多只有半年时间。这半年是兵团上下人心骚动的日子，人人都变着法儿返城。上海的，北京的，哈尔滨的、天津的……当初怎么呼啦啦地来的，现在就怎么呼啦啦地走。不同的是当年红润的面孔，如今已布满着被北大荒的风雪雕蚀的皱纹。不少缩在穿了八年的破黄棉大衣领子里的脑袋上已是白发丛生，看上去像个小老头。五师双山的火车站上天天挤满了返城的知青，大箱、小箱、麻袋包、面粉、黄豆，弥漫着知青和当地老乡喷吐出的东北旱烟的呛味儿。
……
“给我开张化验单。”一个病人站在我面前。这是个身材高大的青年，沾满尘埃的狗皮帽子下面，露出两只冻得通红的耳朵。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惶惑地直愣愣地盯着我，一看就知道是乘了一昼夜卡车，从鬼知道的什么连队到这儿来办病退的。
由于职业关系，那个春天我每天都要接待大批办病退的知青。半年前的政策还卡得很紧，犹如一股洪流通过窄小的瓶颈处，掀起漩涡激湍，被打回去的是多数。因此，每个人站在医生面前总是提心吊胆，生怕那些愚蠢的花招露了馅。
差不多所有的冒充患者，很快就学会一种本领，驾驭自己的面部表情——他们会在破旧的翻毛领上挂起一副冷漠的假面，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色；他们能抑制住嘴角纹缕，咬紧牙关压下心头的紧张慌乱，镇定自若的眼神不露痕迹地掩饰内心的焦灼与急迫。他们能把自己脸上棱棱突暴的筋肉拉平下来，扮成满不在乎的模样。然而，恰恰因为他们竭力地控制面部神经，不使暴露心意，却正好忘了两只手——在那双常常颤抖不已的手上，总是拿着伪造的化验单、假病史证明，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
“不是这样的，小伙子，不是我给你开化验单，是你把手上的化验单给我。”
于是他颤颤悠悠地递给我一大摞病史报告，后面一连贴着十几张化验单，全是“RBC（红细胞）满视野、全血尿”。
“你一直患肾炎吗？”我问。
“我一直患肾炎。”
“你想让我再给你加一张化验单，而且是关键性的一张，是吗？”
“没有师部医院的证明，团里不给办病退。”他说，声音像女孩子一样轻微。
“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看看。”
于是，凭着医生的视觉，在那只粗糙皲裂的中指上，我看到几条浅划的刀痕——刮胡刀划的、清晰的刀痕。
“你有肾炎，可能还有外伤。”我说。小伙子眼盯着地面，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拉开抽屉，取出一叠化验单，填好后交给了他。
他接过化验单，转过身快步地走了。走了十几步远，当我看到他那双神经战栗的手伸进大衣口袋时，突然大声喝住了他。
“站住！”
“什么事？医生。”
我一言不发地盯住他，一步步地走向他。
在他似乎被我的静默震慑住了的一瞬间，我迅速跨上前去，从他大衣口袋中掏出一只小瓶，我知道，想病退返城的知青常用小刀割破手指皮肉，让血滴入小瓶中，再倒入医院发的尿液化验纸杯中——这样一来，就能开到血尿红细胞满视野，急慢性肾炎的“病退证明”了。
那正是一只用来装青霉素粉的小瓶，内有半小瓶鲜血。
我攥起他的手臂，把他那布满刮胡刀伤痕的中指举在他面前使劲地摇晃着：“听着，医生可不是供你捣鬼的！”作为一个医生的神圣的职责感引起的愤怒使我咆哮起来，“混账！这些年，虚伪、狡诈、卑鄙，还未曾踏入医学的地盘，而你竟用这几滴血来玷污它！伪造病历！……”说罢，我举手把那只小瓶扔到走廊的窗外，把他那叠伪造的化验单和病情证明扯得粉碎。
他猝然垂首了片刻，面色苍白、脚步蹒跚地走了出去。
一小时后，当我离开内科门诊部去吃饭时，发现那个大个子，依旧默默地伫立在医院的大门外，他的肩头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雪花，那背影一动不动，像座凝冻住的冰雪坟头。
我被这景象怔住了，不由得呆立在那里。
神圣！什么是神圣？纯洁！什么是纯洁？医学吗？还是别的？面前这个病人（我已经不自觉地把他当作病人），难道他不是和我一样，是从这许多年的污秽和欺骗中爬出来吗？他不是和我一样，怀着沉重的痛苦、极端的压抑或者是真诚的愿望，来到了这个北大荒？难道他没有把汗水大把大把地洒在一望无际的人工堤坝的冻土上？或者是像虫子似的爬在长满杂草的垅沟里铲地？……“九·一三”**“副统帅”出逃后，他不也同样震惊、绝望，被无数的问号缠绕着惊不醒的噩梦？……他难道不是和我同样地意识到已经被人骗够了吗？关键是再也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了！
多么神圣啊！神圣的医学、洁白的医院，竟不能帮助他从污浊和欺骗中爬出来！竟堵住了他想寻求的另一条生路。或许，堵住了一个羸弱的生命仅有的希望？
我走上去，对他说：“你跟我来吧。”
我为他开了一张病退证明书。
从那以后，我开始为每一个到我这里来的知青开“通行证”，甚至主动为他们杜撰、假造病情病历。看着那些诚惶诚恐的知青们拿着轻易到手的一纸病退证明，满怀喜悦地离开师部医院，我的心中有一种向命运报复的快感。半年过去了，我的名声不知不觉地传开了。有一次，从一个连队一下子来了12个知青，他们全部患着同样的病：“腰肌劳损”。那个连队的连长给师部医院打了电话，说土豆烂在地里没人收了。到了1976年，谁还有心思去管土豆呢？
我像一个渡口艄公，把一个个人渡到了彼岸，自己却又回到了孤岛上。一点走的希望都没有，心情是压抑的，就像一头被困在空谷的狮子，真想怒吼几声来打破这可怕的寂寞。
有一天傍晚，我到化验室老李家去，她下夜班时对我说有事要告诉我。老李见了我，皱着眉头说：“怎么从你这儿来的病人全是一种血型，一种血清呢？”我心中暗想，不知是哪位老兄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让难兄难弟们分享他用刀片割出来的、或是咬手指头咬出来的血，于是化验结果、病历证明也变得一模一样了。
老李是个善良的、认真的医务工作者，她拍了拍我的肩头说：“连队里的那些知青，为了返城是什么花招都想得出的，现在报上天天批判右倾翻案风，政治运动又要紧了，你还年轻，可不要为了那些素不相识的知青，白白地毁了自己的前途啊！”
从老李家回医院的路上，我就像背着十字架的耶稣，心情沉重得连脚都抬不起来。秋日的黄昏是何等沁人肺腑，一直沁入人的痛苦中。因为有些微妙的情愫，虽然恍惚迷离，却也是十分强烈……而现在，苍穹的深邃又使我惊恐不安，山峦的冷漠和这永恒不变的景色又激起我怒火满腔。
啊，难道就应该永远地痛苦下去、永远地迷失在渺茫中吗？
于是，这间俱乐部的小屋，因年深日久的腐蚀，那桦皮树的顶棚看样子快要塌陷的小屋，就像一个梦，出现在我面前。我渴极了，离医院还有十几分钟的路，我一眼看到了俱乐部阁楼上那片炽白的刺眼的灯光。不由得想起几天前听医院的文化干事说，有一个美术小组从基层连队搬到师部来了。据说师首长讲那些画画的在基层连队呆了七八年，又为兵团在黑龙江省及全国美展中捧回了几个大奖，于是赐给他们一块宝地，把俱乐部中一间原来放道具器材的仓库腾出来，给这几个画画的当画室兼创作室用。
我从小爱画，也爱爱画画的人。小学时班里有个叫俞晓夫的男孩，整天就知道画画。老师派我这个戴中队长标志的小干部到他家去监督读书。他抱出一大堆画给我看，有他仿徐悲鸿画的《万马奔腾》图，有在课堂上画老师打喷嚏的速写。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拿起炭笔，坐在自家阳台的玻璃窗台上，画我家对面五原路口的一幢洋房、几棵梧桐，还有来回往返于小菜场买菜的市民。有一次，我心血来潮，画了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别图挂在墙上，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带着一支画笔，离家出走，到全世界去闯荡。稍大些，我又试着临摹贺友直的《山乡巨变》，终因画不得法，也无人指导而渐渐疏画弃笔。后来俞晓夫成了一名出色的画家。“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时，我认识了一群中央美院附中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他们看见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往我们手里塞一大堆油画印刷品。什么《造反有理》、《希望在你们身上》、《解放全人类》等，创作这些油画的艾轩、刘红年后来干脆在地上铺上一张大画布，说：“上海小姑娘们，你们说吧，你们要画什么，我们就画什么。”当时最自然不过的当然是要画领袖像。于是不过十几分钟，伟大领袖便出现在面前了。作为索取这些油画的回报，中央美院附中这些自称的“大哥哥”们要我们跳舞，我们这几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便跳起《红日快快照遍全越南》，一舞跳毕，我们才有了那些在我们眼中灿烂无比的油画占有权。在我印象中，画画的人总是既聪明又快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