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俱乐部小屋，已是半夜两点半时分了。小屋冷得有零下十度，于廉从走廊上拖来一个大铁盆，把做画框剩下的杂木统统倒进去，点燃了火。火苗忽忽地蹿起来，小屋顿时变得又温暖又明亮。他冲了一杯上海麦乳精递给我：“喝一点，暖暖身子再回医院吧。我还要继续画画呢。”
我想起医院那同样零下十度、冰冷的女单身宿舍，真依恋这儿的火，这儿的温暖，还有他。我说：“我不走了，你画你的画，我给家里写信，很快就天亮了，我再回医院。”
他坐在画框前的木椅上，准备临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他说：“第一次遇见你，我们谈到死。对我来说，如果现在突然结束生命，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一幅绘画大师的原作。我多么想去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看看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和油画，多么想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去亲眼看看那里的无数收藏……这些对我来讲，可能一辈子只是梦想罢了。”
他不无遗憾地叹了口气，便又沉浸在全力以赴的临摹中了。他在谈到“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梦想时，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令人神驰的光芒。
不知什么时候，我写完信，抬头一看，他已在火炉前的木椅上睡着了。天色熹微，我凝视着靠在桦木椅上那张沉睡的脸，柔和的火光洒在浓密的黑发上。我现在说不上来是否该用“温柔”，或是“生动”、“魅力”这些字眼，不过那天晚上，在燃烧着木柴噼啪声的炉火旁，我确实认为，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丽的脸。
我那时多么狂热地依恋着他，多么甘愿随他浪迹漂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或者就在脚下共享北大荒的山峦、流萤、春融、冬雪。我那一股久久压抑的青春激情被他的辉煌无比、天使一般的面容和高贵的气质引导着不断高涨、升腾……我站起身子，轻轻地走近他，在他的面前跪下。举手之间，我便能摘到爱情的甘果，只要我轻轻地吻一下他的前额，或者是捧起他的手，把它放在自己胸前，对他说“我爱你”，他就是我的了！
像以前多次发生的那样，我的情绪突然坠跌下来。我羞愧，我害怕。当一个人仍然被痛苦和渺茫压抑着的时候，他是不能去摘取那轻易而得的幸福之果的，安多纳德是对的。“她不会依附一个没有来由和没有前途的爱。”在这黑暗的山峦，痛苦和幸福的意义，究竟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眼里涌满了泪水。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终于悄悄地站起身，捡起他滑落在地上的旧大衣，轻轻地为他盖上，然后，我小心地打开木门，离开了那个晨曦中的小屋……
第二天，我休息。我没有去找他。
第三天，我在内科病房值白班。下午，我去X光室取一张病人的摄片单，在走廊上遇到内科徐主任，他正在同院长谈话。我向他们点头打了下招呼，便走进了X光室。
当我翻第二张X光片时，徐主任出现在我身后。
“小周，看什么片子？”
“302病床的。二尖瓣狭窄，肺水肿加心肌炎。”
“是突发性克山病的那位女病人吗？”
“是的。我给她用了大量维生素C静脉注射，昨天已经神智清楚了。”
“这一年来你研究克山病心肌坏死很有成效，刚才院长还专门谈到你。说你是很有前途的内科心脏病医生。内科要扩大，打算专门开设一个心脏病房。你好好干，说不定那时能当上心脏科主任呢！”
“徐主任过奖了。”我一边看X光片，一边说。谁都知道我已经打了几次请求调离回南方的报告，院长和科主任一概置之不理，当作没这回事儿。
徐主任拿过我手中的X光片，一边漫不经心地对着日光灯察看，一边对我说：“这鬼地方没假没节的，难怪人人都想往城里跑……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好吗？”
徐主任是1962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生，四十多岁，爱人孩子都在哈尔滨。他业务还行，很受院长推崇，只是处世圆滑，为人过于精明，还有一股滑腻腻的、令人不舒服的味儿。出于礼貌，我没有拒绝他。
这儿没有酒馆，也没有饭店。徐主任不知从哪搞来了几听罐头，两瓶酒，放在他宿舍的方桌上。同来的还有院长，他带来了一饭盒香味扑鼻的狗肉。
院长是位60岁的老人。早年曾经留学东京医学院，后来不知怎么落魄来到了北大荒。也许是岁月的蚀融和精神创伤，他总是醉醺醺的，大家背后叫他“二锅头院长”，或者干脆叫他“二锅头”。
“小周，喝吧。”徐主任递给我一杯烫温了的酒，“你毕业以后来医院一年多了，肯钻研，肯吃苦，干得不错。来，干一杯！”
我不会喝酒，只佯做样子，抿了抿酒杯边缘。
“这鬼地方，冬天全靠酒暖身、壮筋骨。小周啊，你得学会喝酒啊！”徐主任说，一边不断地给院长斟酒。院长只对我说了一句：“留下来，好好干。”不一会儿就酩酊大醉了。徐主任也满脸通红得像猪肝，薄薄的眼皮耷拉着，里面不知是泪花，还是酒熏的蒸气，湿腻腻的半睁半闭。
我站起身说：“主任，我实在不会喝酒，我想回去了。”
“别走，别走。”徐主任把酒杯塞给我，说：“小周，你可能近来也听到了不少议论。首先，全师都知道你这里最容易开病退证明，有人讲你是……引渡出关……哈哈！引渡！你懂吗？只有偷渡国境的才需要引渡……小心啊！别帮了别人，却毁了自己的前途！”徐主任说着，突然凑近我，从他那两个鼻孔中冒出来的酒精味直冲我来，令人不堪忍受。
“……我说，都走得差不多了，可那个画画的，你怎么不帮他也引渡一下，开个病退证明呢？”
他用这样的语气提起他，我嗔怒地放下杯子。
“俱乐部那个画画的，才貌出众一点不假。不过，他父亲是个畏罪自杀的右派，我看他咋干也没什么奔头。听说你常常往他那儿跑……”我转身要走，徐主任一把拉住我，说：“呵，别这样，我这人见多识广，把门关上画画裸体，或者琢磨一下什么线条，这都是艺术……只是别把人从画室带到床上，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妙龄姑娘……”
一个人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有人亵渎了你心中认为神圣的东西。所以，在那瞬间，在徐主任和喝得酩酊大醉的院长面前，我觉得我所做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从桌面上探过身子去，打了徐主任一个耳光，站起来，把台子掀翻在地，就回自己宿舍去了。
夜幕降临了，天边飘起纷纷扬扬的大雪。女宿舍里冻得要命，土暖气片早已结了冰，修理工一周前就讲要来修，却不见踪影。我双手抱着胳膊伫立在玻璃窗前，望着漫天的大雪，一种遭受侮辱的愤怒使我全身战栗。眼泪不知不觉滴落下来。“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我对自己讲，“难道还有什么需要顾盼流连？还有什么需要犹豫的呢？你有什么理由，要和你所珍爱的东西失之交臂？……去对他说，对每一个人宣布：我爱他，是的，我是属于他的，我要永远和他在一起……”
两行泪水流淌在冰冷的面颊上，我向窗外望去，从医院的窗口是看不到俱乐部小屋的灯光的。这时我想，哪怕让我看到一点点小屋的灯光，即使是微弱的一闪现，也会给我受了伤的心灵带来多么大的慰藉！
我披上大衣，沿着两天前和于廉散步的小径，冒着风雪向俱乐部小屋走去。我几乎发疯似的奔跑起来。我这才意识到，我，是我，在追求他。几个月来，我最害怕的，就是被他拒绝。今晚，我要大胆地对他说，我爱他。即使我父母亲反对，即使要在北大荒一辈子，我也要跟他在一起。这是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我不能想象，没有他，我怎么生活下去？
我奔跑着，向着北大荒小屋的灯光——那令我魂牵梦萦的灯光奔去。灯光，还是这么炽明透亮。他一定在那里，一定在画架前画画！
我的心剧烈地跳着，气喘吁吁地推开小屋的木门，屋里竟空无一人！大铁盆的炭火快要熄灭了，几颗已烧焦的豆子在冒烟。我大声喊着：“于廉！……于廉！你在哪里？”
没有回音。
突然，我看到画架上那幅已经临摹完的油画《蒙娜丽莎》。右下角写着：
临摹于北大荒五师俱乐部
For the Memory of Z.L
Z.L是我的名字缩写！我的心怦然大动！注视着几乎逼真的《蒙娜丽莎》，她那入神的微笑和垂放着的十指，无论是艺术的完美，还是右下角题词所带来的激情，都使我激动不已。我在小桌前坐下，又遇到那本熟悉的、摊开着的日记本。我先翻了最后几天中的一篇，我想看看他是否也像我想他这么想我。
有一篇全部是关于蒙娜丽莎：
尚未有情的眼光是最苛求的，如果真是爱了，那爱的顾盼有宽容、溺爱。它将容忍我们的缺陷，慰藉我们的尚未坚强，扎裹我们的创伤，而尚未有爱的顾盼则毫无纵容的余地，它瞄准我们，对我们的要求绝对严、无限大。它在无穷远的距离，向我们盯视，召唤。我们只能是一个无穷极的追求，无休止的奔驰。
达·芬奇是置身于这眼光中的第一个。
把我们有限的存在拉长，变成无穷极的恋者、追求者、奔驰者，像落在太空里的人造卫星，在星际、星云之际，永远下行，死在尚未触到她的时分、在她的裙裾之前三步的距离里。
我立即有了一种不幸的预感。
日记的最后一页有几行字：
她是个很好、很聪明的女孩子。几个月来，从她的眼睛里，我已经明白了一切，我知道她将向我说什么……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
我犹如被霹雳震撼了一下，呆呆地望着那“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清晰的字迹。只觉得头脑昏昏沉沉，脚下的薄冰在崩裂，整个身子在下沉、下沉……没有泪，没有期望，周围的一切变成了一个大空洞，我就这样呆呆地坐了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他一直没有回来。
我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医院。
我病倒了，诊断是大叶性肺炎，躺了两个星期。于廉什么音讯都没有。两周后我痊愈上班时，院长宣布，把我调离到离师部医院五百华里以外、一个叫建边农场的小山庄卫生院去工作。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调回南方的希望是完全破灭了，而在那个无人知晓的偏僻的小山庄，又不知道要度过多少漫长的岁月。而这一切，都是由我那一记耳光直接造成的。
离开五师医院去建边农场前，我决定向于廉告别。最后一次看到俱乐部小屋的灯光，我有一种锥心刺骨的疼痛。我终于体验到了“心如刀绞”一类词汇的分量。
小屋的木门是敞开着的，他还是不在。我问一个每天为俱乐部拉水的老人，才知道，就在那个夜晚，他被在哈尔滨省美协的林斌叫去了，省里让他俩合作一幅油画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
而他给我留下的，就是最后那一篇日记。
骄傲的自尊和被拒绝的爱，都化作一股不可名状的羞惭和悲伤。当一个女人，不能获得她所心爱的男人的爱时，那种感觉不仅令人心碎，而且是撕裂神经的。那些天，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那是我一生中最寒冷的日子。白天下雪，傍晚下雪，深夜也下雪，终日大雪弥漫，昏昏沉沉。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无底深渊。离开师部医院那天，俱乐部的拉水老人，赶着一辆老破牛车送我上双山火车站。一路上牛车颠簸着，牛车轱辘辗轧着雪道，发出轧吱轧吱的、单调重复的声音。老人用鞭子轻轻地抽打着黑色的、瘦骨嶙峋的牛背，他叹了一口气说：“画画的那小子，也不打声招呼，就腾地一下去了哈尔滨。唉，你俩整天在一起，这么一走，能让人好受吗？”我抬眼望着老人那张布满皱纹的、善良的面庞，又低下头去，呆呆地望着牛车轧出的雪辙轨迹，那轧吱轧吱的轱辘仿佛慢慢地、沉重地从我的心头碾过，碾了一圈又一圈……我强忍住泪水，这时如果身边没有人，我多么想放声地在这雪地里大哭一场啊！
坐在双山火车站候车室等车，处处弥漫着东北旱烟呛人的辛辣味和尿酸味、马粪牛粪味儿。眼看着其他知青（已经剩不多了）高高兴兴地登上南驰的列车，而我却孤独一人扛着行李包，去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既偏僻又遥远的建边农场。这未知的命运、渺茫的前途和绝望的爱折磨着我，我再也忍不住了，索性趴在行李包上，呜呜地痛哭起来。
于廉，为了你，我流了多少泪。而你一滴也没看见。我不会让你看见，因为这毕竟与你无关。我已经承认，是我在追求你。
等哭了一场醒来之后，不知怎么，反而感觉到轻松了不少。
到了建边农场，才知道这真的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被称为场部卫生院的土坯屋里，只有几间黑黝黝的房间，分别是门诊室、女宿舍、小药库和仓库。仓库同时也是手术室。卫生院的门框外悬挂着一条破毡毯，风卷着雪花一个劲地往里灌，地面上都是被踩得湿腻腻的雪水。走廊的水缸早已冻结上一层薄冰。这儿的设备无法和师部医院相比。也没有什么知青，病人全都是当地老乡。听人讲，有一次，一位老乡患了急性阑尾炎，当地的李大夫想发挥一下手艺，没往县医院送。卫生院的麻醉药不够用，李大夫硬是扎了几下针灸就下了刀。哪知开到一半，阑尾还没取出，病人就疼得哇哇大叫、不住地翻滚，急得李大夫一时没了主意，索性一跃身跳到手术台上，叉开双腿，骑坐在病人的上半身，紧压着病人的身子和四处乱抓的双手，令助手取出阑尾，匆匆地缝合。幸亏那个老乡命大，发了几天烧就恢复了。从那时起，李大夫的“武术”（不是手术）也出了名。
建边农场虽然荒凉，但却有一股荒凉之美，一种返璞归真的田园风光。每天傍晚，田间里响起农妇的唤鸡唤猪声，装运水的牛车的铃铛声，山间泥坯屋顶升起一缕缕白色炊烟。而这一切都笼罩在绯红的晚霞中，衬在到处是密密的白桦树、钻天杨的黛色青山下。这里没有师部医院的迂腐和沉闷气息，人们对我——一个单身的上海姑娘都充满了友好和好奇心。为了心境的安宁，也为了回避任何感**彩的冲击，我告诉老乡我在上海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在他们的眼光中，我看到一种由衷的祝福。我常常在下班后独自漫步在森林中，回忆着童年时的幻想：森林中的小房子、小红帽。有时蹲在地上，看着两只松鼠打逗，有时步上高山，望着不远处的中苏边界。我觉得这儿——眼前的一切，就像一幅幅俄罗斯油画，像克里米亚黑海之畔的山峦，像高加索壮丽的早春……深夜，皎洁的月光照在平静的建边河面上，粼粼的水波闪耀着银光，一望便使人想起范仲淹的“长烟一空，皓月千里”的名句。大自然给我带来了无比慰藉，我也渐渐地爱上了这儿的老乡。他们常常在深夜策马来到卫生院，拼命地敲打着窗棂。我常常披衣而起，提着“李玉和”式煤油灯，跌跌撞撞地跟在老乡后面跑。这里一概不分什么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也不分医生护士，我什么病人都得看，也时常挽起袖子打静脉穿刺、挂吊瓶、扎小儿头皮针，给孕妇接产……
一年不觉过去了。生活在紧张的工作中，心胸逐渐充实起来。我仍然常常想到他，想到俱乐部的小屋和那些温馨的夜晚。我常问自己：我的未来呢？能永远呆在这里吗？难道像现在这样永远孤独下去吗？
1977年，大学恢复了高考制度、正式招生的消息终于吹到了这个北疆的小山庄。所有适龄青年，都有资格报考。而且这对我说来无疑是另一个重要的途径：如果能考取大学，回到大城市，那么也许我还来得及抓住已经在逐渐消逝的青春。我在一连熬了几个通宵、啃读了三角几何一大堆理科书籍后，便急不可待地去场部“报名”。当我踏着厚厚的积雪，好不容易走到离卫生院十里远的场部，一位穿黑棉袄的当地干部拱着手，打着典型的东北大官腔说：“你这工能（农）兵学员，毕业后回到北大荒，就该在这儿扎根一辈子，你懂吗？大学都上过了，还整个啥呀？”他拿起一支钢笔，以坚定不移的神情把我的名字从申请表格中划掉。天哪！我又一次尝到了那种孤独无助，一切道路都被堵塞了的滋味。当天黄昏，我就赶回到医院。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往回走。越想越委屈，眼泪不由得又夺眶而出。遇到这种事情，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除了哭，还有什么办法呢？泪一颗颗地跌落在雪地上，化着一朵朵小雪花。我突然想起龚自珍的那句诗：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既然走不了，那么就让泪水——孤独的泪、伤心的泪，全化作北大荒的春泥吧！我干脆在雪地里放声大哭，边哭边走，任飞雪落进我张开的嘴里。反正这里是荒山，方圆几里地也没有人看见。哭着哭着，漫天的大雪突然停住了，远远近近的雪山雪原，又出现了那永远令人惊叹的黄昏景色：广漠的原野，如血的夕阳，绯红色的晚霞映照着无边无际的白雪，从云层中钻出的金光把云朵镶嵌成一片片金红的鳞絮。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呆呆地望着大自然的壮丽奇观，真想融身于天地之间，哪怕变成一片云。我想哭，也哭不出了。后来我想，干脆唱一支歌吧。于是不知怎么，我面对着美丽的黄昏景色唱起了小时候心爱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绿树红墙的北京，高楼耸立的上海，多么远呀！远得就像天边一片云，远得就像一个梦。而我身边，是实实在在的广漠原野和荒凉的山庄，是实实在在的建边老乡和病人。在病房里，还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在等我呢！
这位心脏病妇女是一天前从屯子里被家人背来的。她丈夫讲着口音浓重的山东话，用这里的话来说，他们叫山东盲流，盲目流动到东北来谋生的。两人破衣烂衫，穷得要命。那妇女不住地吐黄水，心律紊乱，心音微弱。我一看就知道又是“克山病”。这种叫“克山病”的心肌急性损坏症，在70年代蔓延很广，夺去了许多中年妇女的生命。我在师部医院时，通过对病情的一系列摸索，决定大胆采用维生素C静脉注射，以缓解急性心肌坏死，果然很有效。在这建边农场，没有心电图，这里离县医院有好几百里，要翻几座山脉，就是连夜赶到，病人的生命也难保住。因此，只能靠我不断地将听诊器放在病人胸前，一边观察心律波动，一边决定用药。尽管那个妇女很脏，甚至有好几只虱子在她的破旧棉袄中爬进爬出，但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抢救回她的生命。从场部大哭一场后回到医院，我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抢救，一连几夜没睡觉，守在那兼作仓库和手术室、现在又临时改为急救病房的小屋里，日日夜夜地监护着病人，间歇注射维生素C和其他抗心力衰竭的药物。经过两周的抢救，病人终于出现了正常的心律，水肿消退。当她丈夫拉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来接母亲回家时，病人流着泪，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久久地不放……望着这一家五口逐渐远去的身影，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有一次，县放映队到山庄来放电影，放的是苏联电影故事片《山村女教师》，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好的电影之一。影片中俄罗斯大地那和煦的风，哗啦啦的白杨树，孩子们在金色的阳光下高声背诵着普希金的诗，走向考场，那山村女教师的美丽、善良，对孩子们真挚的爱和谆谆的教导……我深深地被这部电影迷住了。没想到第二天，许多到卫生院来“串门”的老乡们说：“你就像乡村女教师呀！”有一次，我巡诊回来，一个孩子在田地里竟模仿着电影中的口气，大声叫我：“瓦里瓦拉·瓦西里耶夫娜！”
人的热力，是能够点燃世界上任何一个冰冷的角落的。冬去春来，我宿舍的窗台上常常出现一把大葱，一包新鲜猪肉，或者是一小篮鸡蛋。都不知道是谁送的。
整整两年之后，我终于收到了上海市政府发来的根据知青新政策调回上海的通知。当我临登上开往嫩江的大卡车时，一位老乡跌跌撞撞地跑到我面前，递上他家刚刚烙出的、滚烫的葱油饼……我又一次热泪盈眶了。
再见了，荒凉而美丽的建边！再见了，贫穷而淳朴的建边老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