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8节．请六将军听听
七天后，丁锡山到上海，在一家高级咖啡馆约见了顾乾元。
在轻快优雅的音乐中，丁锡山笑着说：“乾元，熊剑东总队长想请你回交警当少将副总队长，如何？当时，你突然离开税警总团督察大队，熊总猜测，是戴局长又予你以特殊任务了。”
顾乾元说：“锡山兄，我不能回交警总队。理由一，熊总曾在抗战胜利、国军到达上海时，立过大功，受过委座唯一嘉奖，理应升为上将，然至今仍是中将军衔。二，税警总团改属交通警察总局后，熊总应升任副局长乃至局长，然而，却只是被委任为交警18位总队长之一，并被调出上海。三，熊总所部将奉命赴苏中、苏北，明显是与粟裕将军所部对阵。我的预见，是熊总所部必败。所以，请您转告熊总，苏中苏北，火炕也，虽军令不可违，却还是要多加小心。”
“对，多加小心。”丁锡山呷一口咖啡，又说：“乾元，刘葆珊告诉我，你前一阵子常去真如，之后又带一个人去见了蝴蝶，之后，又和那个人去了浙江。”
“怎么？真如的羊肉，我不能吃？我的活动，需要刘葆珊的关照？”顾乾元竖起眉毛，大为不满，同时，立即警觉十倍——在真如跟踪他的人，原来是刘某所派！
“不不，是他的部下偶然发现你的行动……好了，你我兄弟多年，真正朋友之间，不说假话。你坦言告诉我，那个人是谁?是不是……”
“锡山兄，你到底怀疑我什么？你说那个人，是谁?”
“熊总、蔡将军和我，都怀疑那个人是……”
“你说吧，痛痛快快说。”顾乾元表面仍然平静，但他不知道他和戴笠的江山之行，是否已被熊、蔡、丁掌握，更担心的是，戴笠——“江雨春”离开西湖白堤时，是否有人跟踪、截捕。
“是戴局长戴将军。”
顾乾元冷笑：“何以见得？证据何在？”
丁锡山有些气短，说：“戴局长222号出事后，军政界有多种看法，其中之一，是戴局长自设迷局、金蝉脱壳。而戴局长对你十分器重，龚处长，也多次和你会谈——我和熊总、蔡将军及国军不少军长、师长，都从未见过龚处长。”
“所以，戴局长就让龚处长等以死布成迷局，然后，由我帮助他远走高飞?”顾乾元冷着脸，又加一句：“锡山兄，你不觉得荒唐？”
“那你说，那个人到底是谁？他现在在哪里？”丁锡山有些急了。
“好，我可以说。不过，请锡山兄邀请蔡将军、熊总，我当了三位将军的面，照实说。”丁如此追问，顾乾元心里就有了底——戴笠，肯定没有被跟踪、截捕。他想一想，又说： “对了，还要请王新衡兄、唐生明兄、李崇诗兄，一起听听。”
“那我马上，请这几位聚一聚。”
第二天，蔡熙盛、熊剑东、丁锡山、王新衡、唐生明、李崇诗六将军和顾乾元，会聚在原军统上海办事处的会议室。
蔡熙盛来了个开场白，随后，由顾乾元作“报告”。
顾乾元有所选择、有真有假地说：“我加入军统、任上海站三组组长后，戴局长在浙江仙霞岭召见了我，任命我为局本部上校华东特派员，此职，仅龚仙舫处长、新衡兄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同时，秘密下达了三项任务。一是侦察日军军舰、潜艇的秘密泊位；二是查证有关要员的情况；三是提出设立苏浙方面军或苏浙战区的方案，并由戴局长呈报委座。第一、二项任务完成后，我将任务报告报龚处长转戴局长，之后如何处理，不属我的权限。
“44年3月，我写了关于河南战役的作战建议书，当时，我虽然考虑到日军随后有进攻两湖、两广、贵州、陕西乃至重庆的可能，但没有料到日军会在河南获胜。建议书反复强调我军应集中70万以上兵力，在河南境内，一举歼灭日军16万，至多三城三战定胜局。建议书对京沪苏浙方面的战事，也作了设想。4月下旬，我又写了一份作战建议书，提出改长线防御为固守重点、反向进攻，集中优势兵力，攻占武汉、上海、南京。戴局长和委座对两份建议书都很重视，委座还曾下令调我到军委会秘书处，但因为被熊总所部截捕而作罢。
“抗战胜利前夕，委座认为可以考虑设立京沪苏浙特别战区的事宜了。因戴局长在这件事上作了大量准备，战区主力又以忠救军、别动军、税警总团等为基础，所以，仍由戴局长谋划此事。戴局长即派龚处长多次和我商议，将我原先设立苏浙战区的方案经调整、充实后，写出了新的设立京沪苏浙特别战区的方案。方案拟定，由委座和军委会发布命令，设立京沪苏浙特别战区，辖5个集团军、1个航空军、1个海军陆战总团、1个游击总团及宪兵、装甲师、骑兵师等，总兵力约46万。拟以戴局长中将领上将衔，任战区司令长官；以蔡熙盛中将领上将衔，任战区总督导；以方先觉中将领上将衔，任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熊剑东中将领上将衔，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以唐生明中将任战区军训部主任；以丁锡山中将任游击总团总团长；以王新衡少将领中将衔任战区政工部主任；以李崇诗少将领中将衔任海军陆战总团总团长；我任少将参谋长。其他3个集团军和航空军、装甲师、骑兵师等主官，由任援道中将等出任。此方案经戴局长认可，即上呈委座。后来，种种原因使这一方案难以实施，其中主要原因，是委座考虑由蒋经国、张灵甫、马志超三将军出任该战区主官。从战事的角度来看，蔡将军是元老，方将军是名将，戴局长、熊总熟悉华东特别是京沪苏浙情况，有相当强的军统情报支持，有忠救军、别动军、税警总团的实力，因而以戴、蔡、方、熊为战区主官为最佳构成。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委座和戴局长的不愉快，这一方案，现在肯定冰封了。然戴局长对我等的看重，我等理应感念。
“戴局长222号专机坠毁后，有一位自称闵东伯的人找到我，称局座生前有过安排，一、局座买过一枚钻戒，托我呈送给蝴蝶；二、局座托闵东伯和我去浙江江山，嘱戴藏宜陪护祖母离开大陆；三、局座曾写一信让我去见方先觉将军，现将此信交予我。这位闵冬伯，枪法极好，赴江山途中，三百步外树叶抖动，他出枪奇快，一枪击中一只小麻雀。我知道戴局长有直属9位神秘杀手，闵冬伯恐是其中之一。今日所言诸事，就此范围内，敬请各位兄长，勿再外传。”
顾乾元说完，出示了戴笠手书致方先觉的信，信上的日期，是1946年1月18日。
蔡、熊、唐、丁、王、李六将军，均长叹不已。特别是熊剑东，有感伤凄凉之情。
029节．顾乾元的善事、杂事、正事和恨事
1946年7月中旬，一位自称卢三省的先生，上门拜访顾乾元。卢三省说：“顾先生已无军职，现在处于中立，但在八年抗战中，广交朋友，国共双方都有。您所营救的蒋梯云，实乃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所营救的其他不少人，有顾复生、朱亚民的部下，有中共南京、苏州地下党的干部。在我方运送药品和军用物资到新四军解放区的过程中，您也帮过忙。目前，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我想您一定能看清形势，分清是非。所以，粟裕司令命我拜见您，请您赴苏北，参加中国gcd领导的伟大的解放事业。”
顾乾元微笑，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非两个字最说不清，最分不清。不过，粟裕将军，我确实是十分钦佩的。但我母亲卧病在床，已有月余，所以，赴苏北之事，容后再议。”
卢三省又问：“戴笠将军坠机身亡一事，七成以上的人不相信。顾先生，您，是否相信？”
“我是相信的。国民政府关于戴笠将军殉国的公告，不是不明不白就能发的。”
1946年7月25日，毛人凤函召顾乾元到南京出任某部参谋长，顾乾元复函，还是称母亲有病，婉拒毛人凤之邀。
7月底，毛人凤、周伟龙到上海，约见了顾乾元。
毛人凤开门见山地问：“乾元啊，你是不是在浙西一带，为戴局长找过替身？”
“没有。”顾乾元暗吃一惊，这毛人凤，是从龚仙舫那里得到过风声还是自己查到了什么？
“乾元啊，”周伟龙说，“我们三个，都是戴局长的部下、兄弟，你啊，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戴局长，是不是还活着？”
“这怎么可能？”顾乾元摇头，“雷击、坠机，又验明正身。”
“我们想到的，是替身。”毛人凤不动声色地说，“雨农兄如果还活着，我们都高兴，委座也高兴。”
“我看不一定。”顾乾元直视毛人凤，“戴局长已经殉国，政府公告、全国公祭，然后，他要静静地安息。章士钊先生为他所题‘犹未定后人评’的‘定’和‘评’，他是一丁点点也不想听了。而如果，”顾乾元提高声音，“如果戴局长还活着，却不肯出来，那他一定有他不愿明说的道理。在上两位将军，都是戴局长几十年的至交，又是一龙一凤，怎会不懂戴局长无论死生，都、嫌、烦。”
毛、周对视，又看顾，不约而同地说：“哦，懂了。”
周伟龙后因“图谋不轨、叛党投敌”嫌疑，被毛人凤于1949年2月逮捕；至1950年6月，被蒋介石下令在台湾新竹处决。
1946年7、8月间，第一绥靖区上将司令长官李默庵，率整编83师（原100军，曾在缅甸大败日军）、65 师、49师、25师、交警5个总队等12万人，先后开进苏中。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以3万兵力，机动迂回、勇猛奇巧，一个多月内，七战七捷，消灭李部 5.3万人。熊剑东部于8月12日被歼，熊剑东下落不明；有说被俘的，有说中弹阵亡的，有说自杀的，但生不见人、死未见尸。丁锡山则弃暗投明、率部（其中有刘葆珊）起义，成为粟裕的部下。
自46年至47年，顾乾元应朋友之请，做了不少事，帮过不少人的忙。47年底，他先后卖出股份，辞去了光华商行和皇宫大酒家的职务。其间，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副站长王仲清，多次按“上级”要求，推荐他出任上海或南京的要职，但他一想起戴笠的“金蝉蜕”，就心灰意冷，一一婉拒。
1948年2月，中共华东军区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丁锡山、副司令员汤景延率部进入上海浦东。丁锡山，已由苏南军区政委陈丕显介绍加入中国gcd；汤景延，原苏北通海自卫团团长，抗战中因率全团“假投降”163天，于大险之中建大功而名扬华东。不料，先遣人员刘葆珊等叛变，导致丁、汤所部于18日被青年军、地方反动武装等包围。激战中，丁牺牲，汤受伤后被俘（后于5月14日就义）。丁锡山被枭首示众，首级巡挂于上海青浦、松江、奉贤、闵行等地。
顾乾元心中大不忍，即通过原马丁总队少将总队长马柏生，收了丁锡山的遗体、头颅，仔细缝合后，送回丁之故乡安葬（后移葬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10月6日，刘葆珊带了3名部下，突然“拜访”了顾乾元。这一天，许纫慧正巧约了熊剑东的遗孀唐逸君品茶聊天；许、唐一向讨厌刘，即对刘明白表示“不欢迎”。
顾乾元却背着手，说：“刘兄，你我还是到外面去谈吧。”
顾、刘各驾轿车，来到外滩，进黄浦公园。刘的3名部下，留在门口。
“乾元，戴局长的生死之谜，看来你我都破不了；可是，戴局长留下的3万两黄金和数百箱美元、珠宝、字画、古玩等等，你大概是知道的吧。”刘葆珊眯着眼，嗓音厚重。
“我肯定不知道。一年前，有人说戴局长留有1万两黄金，现在，怎么变成3万两了呢？”
“乾元，你不要死心眼。我知道你和戴局长、龚处长关系不一般，黄金、珠宝的事情，你不会不清楚。有人猜测，你知道的，比戴藏宜、张冠夫还多。”
“张冠夫？我不认识张冠夫。”
“不认识？张冠夫，是戴局长的表妹夫，主管军统财政大权和戴局长私产，你居然说，不认识他？”
“我不贪财，所以不认识他。你真想要那3万两和几百箱，就找戴藏宜、张冠夫去。”顾乾元哼一声，“不过我告诉你，戴局长的儿子和表妹夫，不是像你这样的人可以随便惹的。”
“顾乾元，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刘葆珊，敢吃人，就不吐骨头！”
“是啊，锡山兄信任你，到头来，反而给你卖了！你呀，呸！”
“你，你！你等着，我会让你低头的！”
“好了，你走吧。我要小坐一会。”顾乾元别过身，去看黄浦江上的轮船。
刘葆珊快步走出公园，却又急急地走回来，压低了声音，问：“乾元，乾元，我的人呢？”
“你的人，我怎么知道？”
刘葆珊的额上，沁出了汗珠：“我的3个人，怎么一个也不见了？”
“我看啊，大约是戴局长的九大秘密杀手，盯上你喽！你曾经派人跟踪我到真如，在真如和我见面的人，就是九大杀手之一闵东伯。你要小心了，据说就是这位闵东伯和另一位秦正国，一夜就暗杀了65个日本鬼子。”
“啊，啊……”刘葆珊张口结舌。
“好了，念在你我也曾经共事，所以奉劝你一句，从今以后，戴局长的上下前后左右事，你都别管、别问啦。”
“是，是。我，我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刘葆珊说着，提心吊胆地走了。
1949年4月，原汪伪第二军中将军长徐朴诚，急请顾乾元帮忙，为他的朋友何义隆、他的秘书吴某弄两张国民身份证和4个人的特别通行证。顾乾元将2张国民身份证、1张4个人的特别通行证弄来后，徐恳请顾带他、何义隆和吴秘书出封锁线。顾乾元通过原军统部下，带徐、何、吴顺利通过5道封锁线，到苏州再到无锡。此时，顾乾元方知何义隆乃中共胶东军区特派员，来上海密谋策反龙华空军，事泄，藏入徐朴诚家。
徐、何、顾见到苏南军区司令员刘先胜、政委陈丕显后，刘、陈请徐协助管文蔚等招降国民党在太湖区域的游击队7000余人；徐同意，又请顾帮忙——太湖的大小游击队司令，不少曾是戴笠、熊剑东、丁锡山旧部，多与顾有朋友关系。顾无奈，与徐至太湖各处，以军区党委制定的“弃暗投明、既往不咎”的政策，规劝各部司令投诚。事成，国民党太湖游击队各部7000余人至木渎改编，却因十数名司令反悔而被解放军包围、缴械。经查，有数十名司令、旅长、团长等，本就奸淫烧杀、罪大恶极，于是，被捕后，即被处决。
徐朴诚闻讯，慌忙离开无锡；后来离开大陆，不明去处。
顾乾元认为，既是“既往不咎”，该数十名司令等，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就地处决，而应等待华东军区粟裕司令指示；捕后即杀，不是道理。随后，顾婉拒有关任命，返回上海。
据传，粟裕司令获知此事后，严厉批评、处分了有关人员。
上海解放前夕，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三次安排顾乾元赴台湾。顾自认从军期间、离军以后，无恶无罪，遂决定仍留上海。
上海解放后，军管会曾派人请顾乾元至土改工作总团任职，或至上海市公安局、福建省公安厅任职，他又一一婉拒。刘先胜及上海军管会、公安局的一些干部，先后就戴笠诸事询问过他。他只说一般的，不说机密的——殷丹天、熊剑东、丁锡山，已经不在；王新衡、蔡熙盛，已被他秘密送往舟山再转香港；已被逮捕、关押的“淞沪人民反共抗俄自卫军”司令刘葆珊，也说不出什么关于他和戴笠关系的真凭实据。
蔡熙盛后来到台湾，传说他摆过地摊，但不久即在商业上有较好发展。王新衡则在多年后，成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密友。
戴笠之子戴藏宜，却顽固对抗解放军，与叔叔戴云林先是成立了500人的“保安特工纵队”，后又成立了1000余人的“苏浙游击大队”，自任“司令”，但这些人马，岂能翻天？戴藏宜、戴云林于1949年9月、12月先后被捕，后在浙江江山县三卿口经群众公审大会后，被处决。
1951年初，顾乾元来到青浦朱家角，开了一家不大的杂货店。店前，常常有人争，一帮说戴笠被美国人偷去了，一帮说戴笠被苏联克格勃抢去了。
同年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园（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公审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9人，随即全部处决；其中名列第二的，是刘葆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