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的年轻作家们最近专程到北京去参加“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会议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召开的，明显透着皇家的阵势，因此来参加会议的年轻作家们显出一脸虔诚的表情。我觉得这真像是当年的学子们赴京城赶考似的，都期待着考上一个状元、榜眼，来一个鲤鱼跳龙门。但在会上，我的感觉却颠倒了过来，我发现宁夏的作家从边远的地区来到中心的北京，他们并不是来赶考，而是来考我们当下的文学。考试卷子就在他们的手上，是他们写出的作品。这既包括宁夏专门编辑出版的一套《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四卷（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包括宁夏作家最近一段时间相继推出的新作，如陈继明的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张学东的长篇小说《西北往事》等等。我们面对这些试卷，应该解答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宁夏的文学是否存在着特别的意义。我在会上听了大家的发言，有些发言很精彩，但总的来说，我以为人们并没有完全解答出这份试卷给出的问题。然而宁夏文学确实是一份值得我们认真解答的试卷，在解答中将测出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是否真正够得上“及格”的标准。出于这一想法，我愿把宁夏文学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就它的特别意义作出我的解答。
宁夏属于大西北，以经济的眼光来衡量，大西北都属于中国的落后地区。所谓落后，当然是指现代化的程度落后。虽然我们现在说现代化应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但落到实处，现代化最后还是化作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物质的数据。比如GDP，比如人均收入，甚至比如高速公路新修了多少公里。我们习惯于以进化理论来描述历史，按照进化的观点，人类社会总要迈向现代化的进程，而现代化之前的社会就被称作为前现代社会。西方的发达国家觉得自己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得过头了，就称之为后现代社会。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真正进行现代化建设要比西方晚了很多，后发国家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别人的成功经验搬过来，发展起来更加快。虽然我们通过这种搬用能够加速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加速了现代化弊端的蔓延和放大。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化不是完美无缺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精神价值的贬值、人际关系的冷漠，都是现代化带给我们的弊端。我以为，现代化的弊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现代化以一种粗暴的和极端的否定态度处理前现代社会的文化所造成的。所以，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往往把目光投向前现代，表现出一种复古的倾向，通过接续起人类文明的链条来纠正现代化的弊端。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行启动的，从内部来看条件尚不充分，但后发的特点又使得我们能很快地效仿现代化最先进的范式，因此中国构成了多重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存于一体。中国的前现代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还很强大，大量的农村，以及许多不发达地区的城市，都应该说是还处在前现代。大西北则是前现代的大本营。我觉得这是中国走一条更具独特性的、更为健康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条件。西方的思想家为解决现代化的弊端要与前现代接续起文明的链条，但前现代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历史，他们只能通过历史去寻找精神资源。但中国的前现代不仅仅构成历史，而且仍是强大的现实存在，这就不会像西方那样，仅凭着精神资源在思想上影响现代化，而是直接嵌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在策略上、政策上还是制度上都得考虑到它的存在，因而它牵制着、调整着、校正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
这样也就说到了宁夏文学的意义。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提供一种精神合力的话，那么文学是传达这种精神合力的重要途径。宁夏文学生长在前现代的土壤上，感受到现代化的阵阵季风。多年前，宁夏的文学隆重地来到北京举行研讨会，当时被命名为宁夏的三棵树，如今已经不止是三棵树了，而是一片树林。这种比喻非常好，因为树是长在土地上的，离开了土地，也就离开了宁夏的文学。宁夏的文学当然不是封闭的，它在现代化的季风的吹拂下，把自己最为亮丽的一面展示出来。宁夏的文学相当精准地表达出建立在前现代社会基础上的人类积累的精神价值，它是由伦理道德、信仰、理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等构成的。这些往大了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往文学方面说，则是提升和丰富了当下文学的精神内涵。因此我们不能小看了宁夏文学的意义。比方说，季栋梁有一篇小说《军马祭》，写生产队从上面领回一匹军马，交给“我”的父亲养。这匹军马在这个乡村与乡民们一起经历了农村改革，当土地承包后，父亲将军马调训为一头耕地的牲口。显然这匹军马具有象征意义，作者通过这匹军马的遭遇祭奠着英雄时代的逝去。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把重点放在“祭”上，而是通过“我”——一个孩子纯真的眼光去看军马，军马的英武、胸襟、不同凡响与孩子眼光中的景仰、惊异、敬重，共同烘托出英雄时代的精神价值，而“祭”只是作为点睛之笔出现在最后，这样一种轻重安排，就不是把读者的情感引向失落、哀伤的悲观一面，而是唤起我们的珍惜之情。而在石舒清的小说中，我能读到一个隐藏在所有情节后面的重要角色——时间，石舒清让自己的人物和事件都严格遵循着古老时间的运行秩序，缓缓徐行，张弛有秩，没有急躁，没有焦虑，这其实透着一种人生观，一种洞穿时世后的心归于平静。平静可以说是石舒清小说的基本主题，比如他的《农事诗》，在徐缓地记述农家日常景象中时间停滞了，凝固成一幅恬淡的图画，传达出一种静穆的情感。这里面无疑包含着一种精神价值。
这样说也许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我们推崇宁夏文学，只不过因为它保存着前现代的文化，只不过因为它作为一种落后的时代，可以对现代性起到一种参照和对比的作用。这种误解必须消除。我们肯定宁夏与前现代的关系，不是肯定它与落后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前现代，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版图中的前现代，在西方现代化版图中，前现代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而我们这里的前现代是活生生的现实，是在变动着的，我们说它牵制着、调整着、校正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这种实践同时就包括着前现代社会形态向现代化形态过渡。从思维方式上说，我们看重宁夏文学的前现代精神价值，不是从反现代性的策略出发，而是从后现代性的策略出发。
宁夏为作家们领悟前现代文明的精神价值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但这句话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即宁夏相对发达地区来说是封闭的。封闭对于作家来说构成一种思想上的危险，他们有可能固守的这片土地上，看不到外界的变化，从而造成思想陈旧僵化，缺少创新精神。有人也这样提醒宁夏的年轻作家，而且的确在一些宁夏作家的创作中，应该说是存在着守旧的倾向的。因此面对这样的提醒，宁夏的年轻作家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但我以为，这在宁夏文学中并不是主要的倾向。也就是说，宁夏的作家身处前现代文化形态，虽然这使得他们的目光更多的是往回看的目光，但他们并没有陷入过去，而是能够甄别出哪些资源是已经死在历史的岁月里，哪些资源仍带着活力。这首先是因为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完全拆除了地理的、人文的障碍，现代化的季风毫无挂碍地吹拂着宁夏的大地，同时，全面的现代化建设同样也带动着宁夏。另外，年轻一代作家大多接受了高等的教育，这使得他们在文化准备上就与他们的父兄们拉开了距离。比方说，陈继明最新的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写“文革”时期一个麻风病院发生的故事，一个患上麻风病的造反派伏朝阳仍然忘不了他的革命使命，在病院里掀起了造反的浪潮。而杜仲为了躲避“文革”的风暴自愿报名来到了麻风病院工作，在这里他仍没能逃避了风暴的侵袭，而且还会受到爱情的拷问。麻风病，“文革”，这对于现代思想来说，都是非常值得深究的对象，但陈继明并没有纠缠在具体事件上，而是着力表现人的孤独感，将人的孤独感置于麻风和“文革”这双重的困境中。孤独的原因多种多样，陈继明追问的是那种标举清高之后的孤独。这样的思想表达能说是封闭的吗？但他所表现的孤独又不完全是现代性所滋生的孤独，显然他对此认真学习过。真正萦绕在他内心的还是士大夫出世的孤独感，一种长在田园上的、前现代文化结晶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其实可以有效地弥补现代意义上的孤独感所伴生的绝望、厌世情绪。
宁夏文学并不是一种风格，每一位作家的气质和性格不一样，叙述方式也不一样，但在立足于前现代文化形态这一点上各种风格的作家却都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共同表现出对某些人类精神价值的坚守姿态。这种坚守姿态决定了宁夏文学的一些共同特点。就我的阅读印象而言，以下两点是十分突出的：
其一，神圣感。宁夏的作家多多少少都怀有一种宗教情怀，他们以一种虔诚的姿态对待写作，因此在他们的文学叙述中流露出神圣感来。他们对待自己的写作对象充满了神圣感，自然、人民、土地、生命——这些足以令我们敬畏的内容自然就成了他们描写的主要对象。
其二，纯净的心灵。宗教的情怀使他们的心灵变得纯净、澄清。他们往往是怀着一种善意去面对世界的。他们的风格往往与此有关，如了一容的小说有一种晶莹透明的感觉，漠月的小说有一种毫不雕凿的诗意，而这种透明，这种诗意，显然都来自他们看世界的善意。
因此宁夏作家更多的是以一种氛围、一种情调来构筑的文学世界，读他们的小说所获得的首先并不是故事，而是一种精神享受。不停留在故事层面，这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才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在今天越来越拘泥于写实的文学环境里，能够超越故事性就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不依赖于故事，所以宁夏的作家不太热衷于写长篇，或者说他们不太善于写长篇，尤其是当今流行的长篇。他们把精力都放在中短篇上。
好像有种观点，认为宁夏的作家们写苦难太多，写乡村太多，应该从苦难中走出来，应该把注意力放到城市来。这种建议显然是符合现代化的要求的。但我以为宁夏的作家不应该丢失掉苦难和乡村，苦难和乡村并没有拖他们的后腿。宁夏的作家写苦难是不一样的。宁夏的作家更多的不是从社会的层面去写苦难，而是从哲理的层面去写苦难。比方像郭文斌的《剪刀》，你可以说这篇小说的基本素材都是关于苦难的，在那样的艰难的生存环境下，一个女人又病痛缠身。女人不仅为了解脱自己，更是为了解脱别人，她用一把剪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惨烈的故事。但你能说作者是在写苦难吗？你大概不会这么认为，因为作者丝毫不去对苦难的悲苦进行渲染；那么你能说作者是在将苦难审美化吗？你一定会更加表示否定，因为你能从叙述中明显感受到作者对人物所怀有的同情和体恤，只有关闭自己的情感阀门以冷静态度对待苦难对象的作家才会将苦难作审美化的处理。这篇小说中，郭文斌其实是通过苦难而走向生命本身，他由此超越了苦难，他在苦难中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伟大。在小说中，女人最后用一把剪刀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具有极强的震撼力，但作者并不因此去渲染这个细节，而是采用虚写的方式，苦难的震撼力留了下来，却回避了苦难的悲情和恐惧感。
同样，乡村在宁夏的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描写对象的问题，而是体现为对乡村精神的认同。宁夏的文学不需要改变他们对乡村精神的认同，这是它的独特性所在。我们谈到宁夏文学的地理方位时，不会说是银川，而会说是西海固。就因为银川仅仅在行政和政治上具有重要性，而西海固在乡村精神的重要性上是银川所不能比拟的。
在追求故事奇幻刺激的文学时尚中，我们会觉得宁夏的作家讲的都是陈旧的故事，会指责他们为什么不对今天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感兴趣。这其实是把文学降低为单纯讲故事了，宁夏文学的好处就是它追求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性，在普遍弥漫着物质主义和欲望的时代，宁夏文学对人类的一些具有永恒性的精神起到了一种保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