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是一个几乎用滥了的词语，作品中只要有一点想象或抒情的东西就会被冠以浪漫主义，但事实上浪漫主义在中国的遭遇并不怎样，它似乎有着与现实主义相提并论的位置，但那只是在把它当成洒胡椒面的功效时才有意义，如果浪漫主义成为主角，其后果多半是悲剧性的。浪漫主义曾经在“五四”新文学初期很是兴盛了一段，后来受到致命的打击，成为一缕衰弱的游丝延续到今天。它至今已构不成一种思潮，在“思潮与个案”这个栏目下，也许不太适合谈论浪漫主义，但是最近读到鲁彦周的新作《梨花似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它再次勾起了我对浪漫主义的思考。
鲁彦周在他古稀之年写出了感天动地的长篇小说《梨花似雪》，我首先由衷地发出宝刀不老的赞叹。小说让我回想起八十年代《天云山传奇》曾引起的反响。从艺术风格上说，《梨花似雪》完全延续了《天云山传奇》的浪漫特质。《天云山传奇》是“文革”结束后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之一，在文学刚刚解冻的时刻，爱情还是一片严寒的禁区，《天云山传奇》不仅是率先突破了这一禁区，而且可以说是第一部通过爱情来表现和反思革命历史进程的作品。当年《天云山传奇》发表时，由于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阶段，人们更关注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以及作者对现实的批判，而作品的浪漫特质却被忽略了。但这股浪漫特质在鲁彦周的心中浓郁得化解不开，终于时隔二十多个春秋，鲁彦周让心中的浪漫特质绽开出一朵奇艳的《梨花似雪》。当我读《梨花似雪》时，我被小说中的传奇般的命运遭际以及人物的真诚而又苦涩的爱情所感动，感到了一种浪漫精神的艺术力量，我就想到，也许鲁彦周的这部小说是提醒我们，该为中国的浪漫主义作一了结的时候了。
革命与浪漫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就是伴随着革命浪潮而诞生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革命可以说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温床。20世纪初，西方的浪漫主义传入中国，正是中国的革命精神笼罩大地的时刻，它决定了中国的浪漫主义从诞生之际就与革命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浪漫主义发端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学，与启蒙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年在西方新思潮的感召下，最先觉醒的年轻人决心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新的中国。革命者从本质上说是浪漫的。尽管当时在西方列强的欺凌下，人们普遍感到了现实的无望，但能够站出来反叛传统开创新路的往往是胸中荡漾着浪漫情怀的人。革命也需要借助浪漫主义的主观激情和对理想的讴歌来壮行。因此，中国的浪漫主义是属于革命者和革命运动的。只要回顾一下“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那些新文学的开拓者和活跃的作家几乎都是浪漫主义的热情鼓吹者，他们的作品也无不充溢着浪漫的精神。鲁迅在1907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被认为是最早引进西方浪漫主义概念的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张扬浪漫主义“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精神，他将浪漫主义文学归纳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一直坚持写实主义的茅盾也说：“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之所以力推浪漫主义，就在于他们是自觉地以文学作为启蒙的武器的，而启蒙就是中国近代的一场最伟大的思想革命，于是就有了“革命是最大的罗曼谛克”的说法（蒋光慈语），就有了“革命加爱情”的创作模式。但是，尽管浪漫主义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恣肆汪洋的想象和激情，开启了美妙的意境，它的遭遇却一点也不美妙。当革命运动在中国广泛掀起来后，浪漫主义就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否定，高歌浪漫《女神》的郭沫若甚至将浪漫主义宣判为“反革命的文学”。在以后的文学史著作中，二三十年代流行文坛的“革命加爱情”的浪漫主义创作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贬斥。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革命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不可能维持长久。因为革命可以在激情中爆发，但革命的持续必须面对现实的残酷性，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去应对各种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以后，革命组织内部需要严格的纪律来维持，无法容忍浪漫主义的自由激情和个性表现。不过我们会问，如果革命运动不能容忍浪漫主义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同样也要遭到攻击呢？这是因为中国新文学是被革命者当作启蒙的武器来使用的，他们担心浪漫的文学会涣散人民的斗志。当革命明确拒绝了浪漫主义之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也许只能在边远的田园山水中找到一处栖息之地，所以当年沈从文自称是“最后的浪漫派”。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理解了浪漫主义大师席勒这段话的含义：“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参与政治，最终会发现只有美学才能解决问题，经由美，人才能达到自由。”
鲁彦周充满着浪漫的气质，这种浪漫气质使他不仅选择了文学，也选择了革命，当年他年轻的时候，中国革命斗争如火如荼，他投身到革命队伍之中，我猜想那时候他正是浪漫激情迸发，因此他还要用文学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我并不是想在这篇文章里回顾鲁彦周的革命生涯，而是惊讶于他在半个多世纪的坎坷经历中，在浪漫主义始终受到贬责和冷遇的语境下，仍能保持着浪漫的赤子之心。《梨花似雪》是一部典型的体现“五四”新文学精神的浪漫主义作品，这种浪漫主义风格在今天的年轻作家身上很难觅到，因为新的文化环境已经不再适宜这种浪漫主义的生长。在这部作品中，年逾古稀的鲁彦周感情充沛地讲述了周家三姐妹在革命风云中追求各自爱情的故事。请注意，这里包含着两个最基本的元素，一是爱情，二是革命。它呼应着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加爱情”，但完全不是两个元素简单的相加。周家三姐妹也许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她们都忠实于自己的爱情，都珍惜自己的爱情，不过她们各自的性格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对革命的体认也不同，因而她们结出的爱情果实是不一样的。周凤热恋着表哥罗南民，但罗南民心仪的女性是周凤的姐姐周丽，周凤一气之下跟着同学到大别山追寻gcd的游击队，演绎出一桩桩传奇的爱恋。周丽的爱情则具有更多的磨难性。少女时期的周丽与英俊的军官丰勤一见倾情，两人相互敬重，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丰勤牺牲在战场，从此周丽独自承担起生活以及政治的磨难。周凤和周丽的故事在小说中占的分量最重，周凤的传奇性彰显了爱情的力量，周丽的磨难性则讴歌了爱情的坚贞。
鲁彦周对于浪漫主义风格的把握了如指掌，他充分发挥了浪漫主义在表现主观情感、发掘内心世界的艺术优势。小说采用了一种多个第一人称交替的叙述方式，这种交替的第一人称叙述可以说是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各自长处集于一身，既有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又有第一人称的主观性，它使得每一个重要人物都有机会站出来袒露心迹。除了交替的第一人称叙述外，小说还通过日记、讲述或笔记等多种方式，将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更为丰富多彩。鲁彦周在《天云山传奇》中也采用了交替的第一人称叙述，他对这种叙述方式有一种偏爱，这种偏爱也许可以证明他的浪漫气质，如果不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他那充沛的情感无法抒发出来。所以我们得注意到，在交替中的多个第一人称中还有一个作者本人的第一人称，它的重要性显然不能忽略，小说由于有作者的第一人称的穿插衔接，不仅使得每一次第一人称身份的转换显得自然清晰，而且也通过作者的直接抒情和议论，强化了作品的主观色彩和主观意愿，而这正是浪漫主义最富艺术感染力的部分。
但仅仅是以上这些，那还只不过给当代的读者提供了一部浪漫主义的新作而已。不要说中国的浪漫主义一直就处在被压抑的处境之中，今天在后现代思潮的席卷下，浪漫主义早已成为过气的时尚，因此单纯以浪漫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很难为当代的文学提供新的东西。然而鲁彦周却做到了这一点。《梨花似雪》的意义就在于，它通过几个人的爱情故事，揭示了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精神与浪漫精神相依存又相抵触的时代特征，它是第一次以文学的形象礼赞革命运动所蕴含的浪漫主义精神。在这里，浪漫主义的艺术形式与浪漫主义的时代内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周丽、周凤、周彩三姐妹的命运遭际各不相同，按照过去的政治化的说法，像周凤参加了gcd的军队，属于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而周丽的丈夫虽然壮烈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但由于他的身份是国民党军人，使得周丽以后始终逃不脱政治上的无辜伤害，周彩的恋人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儿子，恋人赴美留学了，她满怀期待迎接革命的胜利，没想到迎来的却是监牢的生活。但鲁彦周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去追究每个人物的政治选择，而是极力写出每个人的选择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小说的目的不是要对历史和政治进行是非判断，而是要在历史性的革命大潮中展现浪漫精神如何伴随着人们、影响着人们的。周家的三姐妹带着浪漫精神走进革命，革命改变着她们，考验着她们，她们在革命的挟裹下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不得不按照革命的指令行事，但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这就是她们的爱情。无论是周丽与丰勤、罗南民的爱情，还是周凤与方青、黄承、匡星的爱情，还是周彩与何开的爱情，都充满了浪漫的想象，都因为有了浪漫的激情，才可能使她们在残酷、严峻的现实面前、越来越刻板、冷漠的革命生活中，碰撞出爱情的火花。因此这部小说并不是写她们纯粹个人化的爱情故事，她们的爱情故事里包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但作者鲁彦周似乎担心人们把小说的主题往大的方面说，他在其小说的前面所写的“我的一点说明”中特意强调他只是想讲述几个人物的命运，“没有想多触及政治，更没有想通过这部作品来概括我们的某些经历和历史”。我们的确不必去分析作者对历史作出了怎样的总结，不过小说终归绕不开历史和时代，因为小说人物所表现出的浪漫激情正是契合了时代的精神，而在某些方面，他们的浪漫精神又是革命的时代所赋予的。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曾这样概括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精神，毋宁说是时代的精神。”（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下］，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这句话用来理解《梨花似雪》恰如其分。周丽是一个体现完美精神的人物形象，作者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寄托在她的身上，但更具独创性的形象还应该是周凤。她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也是一个革命的胜者，她为了革命的原则，有意地压抑身上的浪漫气质，她使自己在某些方面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比如她为了划清敌我界限，可以长期地拒绝姐妹情，不与周丽来往。但她终究还保持着浪漫精神，这缘于她的爱情的力量。周凤就是这样一位独特性的形象：当革命者在长年累月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已经将身上的浪漫精神磨蚀得干干净净时，她仍能保持着一份浪漫性。也许可以说，周凤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的革命者。因为历史翻过新的一页，迎面而来的经济建设时代宣告了革命的终结。
李欧梵在其专著《浪漫的一代》中认真讨论过“五四”文学中的浪漫主义问题。他认为五四文人有两种浪漫心态，一种是“普罗米修斯型”，一种是“维特型”。在我看来，李欧梵所说的“普罗米修斯型”正是二三十年代风靡文坛的充满革命精神的浪漫主义，是自命为启蒙者和革命者的浪漫主义，这是浪漫主义中的主潮。过去我们把浪漫主义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虽然积极、消极的区分不能与李欧梵的“普罗米修斯型”和“维特型”完全对应起来，但这两种说法都在于意识到浪漫主义从思想观念到表现风格大致上可以分出两大类型的事实。李欧梵同时认为，“五四”新文学的观念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的，“一般五四作家引用西方文学，仅停留在表面的‘引证’（quotation）上，或认同西方作家并以之作为榜样。”浪漫主义同样如此。李欧梵把郁达夫视为“维特型”的浪漫派，他在分析了郁达夫汲取西方文学的实验痕迹之后，对郁达夫未能通过这种汲取“作更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而感到可惜。他认为，如果有了这种“创造性转化”，就可能“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出另一个新的现代主义写作传统”，李欧梵还大致勾勒出了“维特型”浪漫主义的发展脉络，他认为在郁达夫之后，一直到30年代的施蛰存才将“维特型”浪漫主义“发扬光大”。（以上引自李欧梵《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所谓“创造性转化”，应该是指将西方的思想资源与本土的经验和本土的文化结合起来。这种“创造性转化”在“普罗米修斯型”的浪漫派中更是一个问题。这也就是我在文中反复提到的体现革命精神的浪漫主义，或者说就是过去我们所指称的积极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伴随着高涨的革命运动而风行，很快形成了一种“革命加爱情”的模式，这种文学模式的流行说明革命者的浪漫主义还停留在“汲取”和“引用”的阶段，不过我以为应该看到，即使是在这种模式化的创作中，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本土化的新质，它期待着“创造性转化”的到来。但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对浪漫主义的从革命实践到文学创作的全方位的攻击和压制，中断了这种“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可怕的还不是“创造性转化”横遭中断，而是这种中断几乎延续了半个多世纪，革命者的浪漫主义很难在文学中理直气壮地发展，它只是若隐若现地存在于一些作家的作品中。鲁彦周也许可以说是一位始终不放弃对浪漫主义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作家，《梨花似雪》就是一部“创造性转化”最圆熟的作品，如果说，“维特型”浪漫主义文学到了30年代还通过施蛰存等作家掀起了一个高潮，那么体现革命精神的、属于启蒙者和革命者的浪漫主义文学在刚刚形成一些模式化的东西之后就被彻底打压了下去，一直萎靡不振。终于到了一个新世纪开始的时候，由年逾古稀的老作家鲁彦周来完成了这一“创造性转化”，借用李欧梵的说法，我们同样应该看重鲁彦周在文学史上的传承意义，正是以《梨花似雪》为标志，“五四”新文学开启的积极浪漫主义在鲁彦周的创作中才得以发扬光大，从而使得属于革命者和启蒙者的浪漫主义文学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可惜的是这一“创造性转化”来得有些迟缓，当它到来的时候，革命者已经从时代的舞台上告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