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立
改革者的最大手笔，就是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名称之前，创造性的加上了个耐人寻味的名词——“初级阶段”，这种提法起初都为国人所不理解，甚至为拥有传统政治理念的人难以接受，因为“马恩列斯毛”之前并没有将社会主义理论，分解成若干阶段，也没有细化成有多少个具体实践的过程。所以，当这个新理论被写进中国的宪法时，确实需要过人的智慧和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魄力。
历史选择了一位在中国政治上历经磨难、且戎马一生的老人，他在七十多高龄时，步履艰难却意志坚定地告戒十三亿踌躇不前的国人，——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发展。
于是，中国三十多年风风火火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下子又回归到了“初级阶段”，在这位谦虚的自称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看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重新开始，它的回归符合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且，它也完全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同时，它还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需要雄厚的经济作为基础。
众所周知，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几大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将出现两个分支，一个是帝国主义，既垄断资本主义，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的结果是爆发革命，而社会主义的结果，是通向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必须走上改革之路。然而如何改法，需要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充分的评估。中国是一艘载着13亿人口的大船，急转弯会把船身折断，因此，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经济上的“软着陆”，既经济上的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理念，政治体制上循序渐进的不断完善。
（二）摸着石头过河
经济上的改革，不可避免的伴随着政治体制上的冲突，有关姓“资”姓“社”的讨论，曾经使我们的经济改革处在了十字路口，因为发展经济必然涉及到国家体制上的原则问题，拘泥于传统政治因素，无可避免的会阻碍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步骤。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在世界上并没有先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就是一次探索，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发展。
“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名称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改革是一次高风险的涉水，只有踩着河中的礁石才能够安全过河，如何确定礁石的位置，一边摸一边过，方向是对岸。于是全国人民就一边向前冲，一边修正自己涉水的路线，当然也有不幸落水的。当时有一种新名词叫“交学费”，就是说，在经济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可以大胆尝试先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失败可以成为今后成功的经验，就像是交了“学费”。
其实，在句话理论上是个悖论，虽然从它本质上看似乎并无谬误，因为既然是探索就必须勇敢的面对可能的失败，但问题是，有些失败是可以预知的，经济学家叫做“量化”，所以在我们交出的“学费”中，有许多是明明可以避免的，有许多是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借此终饱私囊故意而为之，让国家买单。所以，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法律上并没有及时跟进，即所谓的“法律缺位”问题。
也许这正是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在时间上的阵痛，中国的历史发展表明，一个刚刚从“反帝反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突然转入社会主义，其经济并未达到应有的发达规模，因此，中国的社会情况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中国长期物质匮乏，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物质积累，因此继续已有计划经济，将阻碍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于是，一个更鲜明和具体的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大地上诞生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改革者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个市场，与世界经济相融合，无法回避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贸易规则，而加入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实行市场经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与我们当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早期，它伴随着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即所谓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支撑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厦。社会主义实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要计划经济——是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尚未处在发达阶段，计划调控是平衡生产过度的唯一方式。
中国的经济模式从原先的“计划”转化成“市场”，是我们改革过程中最具体、也是最冒险的一次尝试，因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把市场经济融入社会主义发展的体系。因此，当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有人想不通，因为马克思没有说过，马克思没有说过的事就不能做，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中国的理论家解释道，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它打破了我们思想的禁锢，从前我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靠国家的统一调配，可人家外国人不干了，说你这是行政干预。我们需要拓展国外市场，没有他们认可是行不通的，尽管100多年前中国政府也不认可鸦片，可它还是照样进入了我们的市场。于是，我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我们在那里获得了理论上的平等待遇，中国想通过这种平等的经济交往，来平衡世界对中国这个潜在大市场的觊觎，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关门锁国是无济于事的。
加入WTO后，中国与其会员国之间就会出现贸易上的“顺差”或者“逆差”，这是客观存在的贸易技术问题，事实上这样的交易额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巨大的差异，会导致一个经济体下的贸易国，发生经济纠纷、乃至政治冲突。比如我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就存在上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个巨大的差异，足以反映出美国贸易进出口额严重的失调。
当然，这其中包含了美国经济的成本过高，政府的经济政策过严，以及他们在出口技术含量上的自我禁锢，目前，能够平衡这种贸易差额的交易，仅仅是波音飞机、电脑设备和部分软件的订单上，它既暂时平息了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的磨擦，又能够缓解西方国家日益强烈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句话，这是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的一种“双赢”政策。
（四）“负责任”的国家
我们常常听到有媒体自豪的称，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家”这句话，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顶住国内经济受到的冲击，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时说过、朝核问题协助西方国家压朝鲜让步时说过、减免贫困国家债务问题时说过、中美和中欧发生贸易摩擦时我们也说过，最近美国煽布中国威胁论时，我们差不多连辟谣带保证也这么说了。——我有点不太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责任”？
当今世界，是谁赋予了全人类这样的责任规范，当年，中国发展汽车工业，西方指责我们的汽车尾气超标，破坏了天上的臭氧层，那东西是一天就能够被破坏的吗？它们不想想，自蒸汽机发明以来，西方的汽车工业发展至今100多年，而我们中国才刚刚起步，西方享受了文明带来的好处，难道还要我们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为全球环境的恶劣帮它们买单吗？
不过客观讲，中国当年的计划经济，确实存在着许多弊病，首先它扼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人家手里有闲资，且只对某个产品感兴趣，国家不批说不在计划之中，断了人家的财路不说，还因此失去了减少失业人口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个个都是采用市场经济，所以我们要跟他们接轨。
但问题出来了，市场经济有它的游戏规则，就是说必须接受现有的国家相关法律监督，而我们是一边摸着石头一边看西方的眼色，因此，法律跟不上市场需求所带来的，不是合法倾吞国有资产，就是假冒伪劣比比皆是，社会矛盾因此不断加剧。
另外，在摈弃市场宏观发展的指导下，市场的供需往往会因一蜂窝而产生过剩，产品所有者为了解决库存，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互压价，看起来消费者好象得到了实惠，但是压价的背后却是质量的偷工减料，而且它还链接了生产工人廉价的劳动报酬，以及社会不公平竞争所带来的恶性生产循环。
中国目前仍处在经济的发展中，老百姓要像西方发达国家人民一样享受包含先进科技的生活用品和信息资源，按西方的价格标准，目前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比如“视窗”软件，正版价格一般为100至200元，我们不说一个公司可能有几十台电脑，就是家庭使用，一台电脑，由于网络病毒的关系，往往是每个月都要无奈的重装一次。即便是正版的，它的使用率是多少，恐怕不会超过一年。打击盗版虽然是国家的经济策略，但是老百姓摸下口袋里的钱，5元钱能够买到的软件，谁会去买正版的呢？
最近，中国有关部门与微软公司签定了“视窗”软件在中国地区的买断协议，也就是说，既然外国人管不了中国庞大的软件盗版市场，干脆就让中国政府买单，把他们的愤怒转嫁到了我们自身。这个结果最后不得不是，政府买单，全民继续盗版。于是，中国在这件事情上是“负责任”了，但是它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这笔巨大的费用呢？
第一章我们怎样越来越穷了
小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是穷人或富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中，贫富差别似乎只有万恶的旧社会、以及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有，直到有一天，国门大开，我们发现自己突然成了穷人，于是穷则思变。
“三中全会”后，中国兴起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浪潮，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虚心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并引进国外投资和管理机制，甚至理直气壮的要与国际接轨，仿佛社会主义加了“初级阶段”，什么事情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了。
于是，以前不敢赚的钱，现在可以赚得心安理得，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行为，都可以在“黑猫白猫”理论指引下进行，从“摸论”到“猫论”，中国的“一部分人”通过“敢为天下先”，成了今天富人俱乐部光荣的新贵，而另外更大部分的人，则成为固守传统生活方式的穷人，在中国，它有个含蓄而又体现被关注的名字：“弱势群体”。
什么叫“弱势”——其实它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名字，尽管社会学家把现实中的富人，作为穷人这个称谓的参照对象，但是，“富人”这个称谓，原本就是最体面、最值得尊敬的代名词，如果非要为他们寻找一个负有使命感的名词的话，那就是有人把他们叫做“社会的精英”，因为事实上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是这些“社会的精英”率先打破了所谓的“大锅饭”，走在了社会进步的前列，并且还肩负了带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重任，——这就是我们总设计师的伟大逻辑。
历史果真这样发展的吗？让我们通过以下几个侧面，重温一下穷人的上帝——富人，是怎样带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
（一）股票的风险
穷人想脱贫，靠得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因为穷人脱贫既没有原始积累，又没有足够的才能，他们匮乏的经济资源，使他们又不敢去冒创业的风险，只能每天为了生计维持着他们现有的生活水平，他们整天为了生计奔忙，活动范围有限，从而失去了可能出现的创业机会，“脱贫”的梦想，只能等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一天了。
90年代初，股票这块馅饼突然降临中国，穷人仿佛看到了“苦尽甘来”的希望，在舆论的指导下，很多穷人相信，股票涨跌的随机性和公正性，打破了富人垄断的财富，于是在一段时期，全民炒股成为中国特有的一道风景线，连毫无智商可言的小脚老太也仿佛成了某家企业理论上的“股东”。
但是穷人哪里知道股票的本质，股票和证券市场原本是资本主义资本运作的方式，早期它是资本家榨取社会的一种融资行为，资本主义进入中期，随着国家对证券市场的严厉监管，有价证券才成为了老百姓投资未来的手段之一。
今天，新中国的股票历史，只经历了短短十几年，在其尚不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各种症状，由于有关法律条款的缺位，市场先与法律的发展，使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有了大展
拳脚的机会而毫无顾虑，他们不惜官商勾结，暗中操纵股市，通过各种手段，大肆骗取股民的盲目投入，然后自己清仓溜之大吉，从中牟取暴利，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富，而让尚在贫困线上的人，加入了穷人的行列。
可怜的穷人，又一次上了富人的当，他们哪里知道，没有大多数人赔进，哪有他卖出的赢余，股票，从来就不是穷人用血汗钱可以与之公平对决的。
（二）企业“产权改制”
在目前中国大富的民营企业家中，有许多原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下，他们管理的企业倒闭了，却摇身一变，又成了原来倒闭企业的主人，这是所谓国外摆脱国有企业困境的先进经验，美其名曰：“MBO”（管理层收购），于是，这些国企领导人为了达到将国有资产占为己有，不惜通过官商勾结、财务造假、大幅度提高管理成本、资本运作等手段，蓄意做亏企业，使企业股价暴跌，然后他们利用国家法律尚不健全的空隙，以合法的名义，实现所谓“产权改制”，合法的吞噬国有资产，把老弱病残的劳动力“买断工龄”后，扔向了社会，让穷人去适应市场经济的残酷。
穷人开始想不通，为什么社会主义到了今天，昔日当家作主的企业主人翁，突然成了改革的包袱，而那些民营企业家却在讲台上堂而皇之的大唱改革的赞歌，张扬自己的创业精神，从不坦诚他们是如何巧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大量攫取社会资源的，从不坦诚他们是如何不顾国家劳动保护条例，压榨和剥削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他们似乎只会谈成功，却从不讲成功背后的原罪。
他们的成功，使更多的人变成了穷人，当社会绝大多数资源被一小部分人占有的时候，穷人为了生存，便开始相互竞争，为得是能够在剩余的资源里，分得可赖以生存的一小杯羹，随着农民纷纷涌进城市，城市人口的失业率越来越高，发生了供大于需的现象，它为富人提供了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的机会，而地方政府为解决失业问题，往往在劳工纠纷时，权利更偏向于用人单位，可怜的穷人，为了自己不会失业，甘愿为富人创造财富，成功之道，仿佛真的变成了“剥削有功论”。
（三）医疗福利“产业化”
有个现象非常奇怪，今天，在一些被我们昔日称为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的医疗福利实行的是半社会主义化的政策，倒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中国，却要将人民的医疗福利，进行产业化推向市场，这种源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将医院变成了公司性质去追求利润，而医院为了创收，不得不采取企业的管理理念，广告宣传无所不及，医生仿佛也成了一名产品营销员，把病人当成了他们的客户，于是多开药方、以关心病人健康作为幌子，为他们提供更多额外的服务。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农民基本不去医院看病，城市里的人，小病不敢去医院，白衣天使在治病救人时，居然还要收所谓“弱势群体”的“红包”，它几乎成了医生对病人履行承诺与否的潜规则，于是，穷人在要命还是要钱的痛苦中苦苦挣扎，如果“不幸”，家里四位老人尚在，且体虚多病，穷人的经济负担更是雪上加霜，时间一长，便“久病无孝子”，恨不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似乎是穷的结果，更像是穷人面临的道德选择。
中国有句俗话：“人穷志短”，人到了赤贫，道德就会被冲破底线，连自己的养育之人都尚且这样对待，“和谐社会又从何谈起？中国有“孝为先”的传统美德，这种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德，如今却成了百姓家庭的一种负担，也成了自己若干年后的真实写照。
（四）教育改革“市场化”
如今，“市场”这两个字是等同于“先进性”的概念，大凡叫“计划”的东西，好象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里，早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计委”改成了“国家发改委”，前不久，国家“几五计划”中的“计划”二字，又被“规划”代替，似乎唯有“计划生育”幸免。
中国义务教育是9年，高中实行自费分级制，重点高中分数线基本由学校控制，且每年上调，那些不到分数线的学生，想进重点高中，必须交纳数额可观的所谓“赞助费”，那些“望子成龙”不想继续受穷的家长们，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往往是掏空家里所有的积蓄，甚至不惜借钱。孩子到了大学后，每年是超过1，0000元学费负担，四年下来穷人几乎是清家荡产，钱从哪里来？每个家长心中都有一笔心酸的血泪往事。
中国的舆论机器常常说，强国靠教育，但是把教育推向市场，使原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的孩子，失去了将来报效祖国的机会，而那些学业优秀的学生，大都在大学一到三年级，就急着在准备考“寄托”（GIE和托福），等待出国生造，将来能衣锦还乡，或光祖耀宗、或替家长还债，国家四年的教育投入，就此都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有媒体曾经还沾沾自喜的宣传，中国的某高校世界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你不想想，你培养的人才都去了国外，那还是自己的高校吗？
我们以前都这样认为，是国家培养了大学生，按照这个逻辑，大学生一毕业理应听从国家的安排，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可现在是，普通大学生国家把他们推向社会，让他们自谋职业，高才生却一个也留不住，等他们“海归”现实吗？拿了人家的美圆，不“**”算是有民族气节的了，——这能怪“没良心”的学生吗？大学四年寒窗，靠的是学生家长勒紧裤带，你国家凭什么要他们“爱国”？
所以，教改市场化，不仅使国家人才流失，阻碍了国家的科技强国战略，也让家长为自己下一代能够摆脱贫困，献出整个中年美好时光，过着含辛茹苦的日子直到老，却未必能等到“乌鸦反哺之孝”的那一天。
（五）房产改革私有化
也许中国房产商的暴利性，最能体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征，随着国家全面实行住房私有化和市场化，昔日靠单位分房的老百姓，现在一下子有了对房屋需求的自主性，也许这是国家“房改”最具人性化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的房产价格居高不下，穷人仍然无缘改善居住条件，这使得有能力购房者，不得不承受开发商和银行的双重压迫。
由于国家对房产商的干预不够，政策不到位，长期以来，中国的房改处于一种畸形市场化的状态，开发商乘机热炒高楼，以牟取暴利，整个房产市场品牌一个比一个高，低价普通房却无人开发，就是经济状况稍好一点的工薪阶层，也只能靠银行贷款购房，现金购房无异于“痴人说梦”。
一般来说，买房后连本带利偿还银行贷款的资金，有几个方面构成，一是多年的积蓄部分，二是单位公积金部分，三是每月从工资中提取部分，这三部分像一根绳索，牢牢的套住了“还债奴隶”，夫妻双方条件尚好的工薪阶层，尚且不得不毕生省吃简用生活，穷人就更难以说清，购房到底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还是掉入富人的陷阱。
中国的房产开发在这种虚高的热炒中，不断在盘剥穷人的血汗钱，而国家现在所能做的，似乎只有靠出台相关政策，来所谓健全房产市场，中国穷人这么多，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他们更需要的是能够住得起的普通住房，而不是靠毕生还债住进豪华楼盘的享受，国家为什么不将目前闲置的2千忆公积金利用起来，自己经营国有的房产开发，大量建造适合被称为“弱势群体”居住的安乐窝，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呢？。
（六）后记
改革开放前，我们都生活在一样穷的水平线上，或者说，我们在社会相对公平的环境下，生活得一样的富，我们常常说，穷人和富人是两个相对的概念，现在看来，其实不够准确，从现实的角度看，这个“相对”应该是“对立”才更为科学。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穷人就有富人，富人越富，穷人就越穷、越多，原因是富人的财富，是通过对穷人的无情剥削获得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原始积累”的名词，并向我们揭示了“原始积累”血淋淋的构成，——这是19世纪末开始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