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作为世界性的学术巨擘，他的平凡而又富于光彩的一生，他那闪光的晚年和突然发生的悲惨结局，引起20世纪国内外几代学者的关注和争论。通过他的论著和生平，探讨这位大学者所走过的成功之路和惨痛的人生教训，对后来的莘莘学子很有启迪意义。
一、 人生道路
王国维于1877年阴历10月29日诞生于浙江省海宁县旧治县城(今之盐官镇）中。其祖先在北宋末年由河南迁来，是靖康之难大批南渡的北方居民中的一员。据王氏世代保存的有限资料可知，王国维的祖先王禀以总管守太原，金兵攻城时殉职。其孙王沆随高宗南渡，赐第盐官，于是世世代代成为海宁人了。南宋灭亡后，王氏失职，降为农商之家，但一直未曾彻底败落，直至王国维父亲王乃誉这一代，通过经商，尚有薄产，可以小康度日。
王国维四岁时生母即不幸病故，靠叔祖母和姑母扶育长大。他因始离襁褓即丧生母，更兼自幼身体羸弱，这就给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忧郁压抑的种子，形成他郁郁寡欢不苟言笑的悲观性格。
王国维的家就住在钱塘江边，他在二十岁离乡来沪前，与钱塘江的波涛作伴二十年。文艺家常得江山之助，钱塘江汹涌的波涛和磅礴的气势，对王国维后来开阔的学术胸襟和眼光之形成，是颇有影响的。“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蝶恋花》，拙编《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以下简称《王集》），第32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虞美人》，拙编《王集》第337页。如此境界魂系梦绕，无论王国维在东瀛还是在京沪，总是陪伴着他。可以说，其学术风格带有浓郁的钱塘海潮的包容众流、波澜壮阔的气势和特色。
王国维五岁进私塾，背诵和学作诗文。“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自序》，拙编《王集》第241页。九岁时，父亲回乡奔祖父丧，以后父亲便长居家中，每天晚上对他进行辅导，“夜课骈散文及古今体诗若干”。其父颇通书画篆刻，尤其绘画，故而王国维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学艺术的熏陶。
王国维由于喜爱优美精湛的古典诗文，从小即不喜枯燥乏味的帖括之学，于八股文用力不多，但在1892年6月赴岁试、入州学之时，即初露才华，名噪乡里，居海宁这个文才荟萃之地的“四才子”之首。他自己回忆说，这一年，“十六岁（实足是十四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从此他精心钻研《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为以后走上治学的道路打下坚实的史学基础；他对科举失去兴趣，渐欲将心思专心于研读文史典籍，而不可得。
甲午战争爆发后，王国维作为一个爱国青年，目睹国势衰危，很想发愤“新学”（指西方的先进科学），以图报国，但其家境虽“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但要出国留学则远远不够，他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面对钱塘江口的大海，不禁大有“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虞美人》，拙编《王集》第337页。之感慨。
1898年阴历正月，二十岁的王国维来到上海，进康梁派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四个月后进入罗振玉主办的东方学社学习英、日文和数理学科。他每日下午三时后去学社读书，由于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所以考试竟然不及格，被列入退学之列。幸遇罗振玉在其同舍学生扇头见其所题诗句有“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读史二十首》之十二，拙编《王集》第311页。按“黑海西头”一作“黑海东头”。之句，罗振玉极为赞赏，他慧眼识伟器，拔英才于群贤之中，对王国维大加奖勉。于是他不仅关照执教的日本教师破格让他继续学习，而且在《时务报》关闭之后，免他学费，并让他在学社内兼职，解其生计之忧。从此他在罗的提携下学业大进，并与罗结下终生的不解之缘。
王国维于此时开始迷上西方哲学，在博览西籍的同时，尤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毕业后，罗振玉介绍他到武昌农务学堂任职，又聘请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学者担任罗自己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的主编——有此阵地，王国维得以及时并自由发表自己一系列的重要论文并很快即名闻天下。同年，罗又资助他去日本留学，“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不到半年，即因脚气病发作而被迫辍学回国，结束了他多年向往的留学梦。罗又先后推荐他到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师范学校、苏州师范学校任职任教。在这三、四年（1901—1904）中，他创作了大量诗词，钻研并读通了不少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名著。
自1904年起，至1907年，以《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王国维发表了多篇中、西哲学和美学研究的论文和译文，成为在中国引进西方哲学、美学的第一个学者。在此期间，经过几年研究，其重要成果《人间词语》也于1908年冬起分批刊出。而王国维的主要文学创作之一的《人间词》（后又改名为《苕华词》）也都作于1905年前后。
王国维于1907年所作《自序》（又名《三十自序》）说自己自东京回国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大读其西方哲学和哲学史名作，“顾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朋友谈论，则涉猎杂书。唯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而已。”他又感慨：“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成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故书十年之进步，非徒以为责他日进步之券，亦将以励今之人使不自馁也。”既自勉又教育别人，并对自己的成果作出确当评价： 若夫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此则汪中所谓“斯有天致，非由人力，虽情苻曩哲，未足多矜”者，固不暇为世告焉。”《自序》，拙编《王集》第242、243页。“天致”指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造就，并非静安自许为天才—— 但从旁人的客观眼光言之，他当然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天才。“未足多矜”一语表露静安的一贯谦虚谨慎的治学和为人风格，而评己作“诚有过人者”又见出他对己对人实事求是的老实诚恳的态度，不作虚伪的过谦之言。
王国维在三十岁时又回顾自己的哲学研究、词的创作，审视自己的能力之长短，重新确定主攻方向。他自叙三十岁前“疲于哲学有日矣”。原因是，他研究西方尤其德国近代哲学后发现“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又认为“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自序二》，拙编《王集》第244、245页。看来，他离弃哲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自度当不了哲学家，而又不甘屈居为哲学史家。于是王国维在年近三十之时已将嗜好“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而“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对己作颇为自负。但同时他又自审性格和能力上的局限，对未来的方向难以从宏观上测定，具体方向似更难预计： 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虽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浅，而修养之力之，而遽绝望于哲学及文学，毋乃太早计乎！苟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不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终有成功之一日乎？即今一无成功，而得于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赏为消遣之法，以自逭于声色货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若夫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苟一日集于余躬，则俟诸天之所为欤！俟诸天之所为欤！同上，245页。静安自律极严，故对自己的才力作“苦多”“苦寡”之评品，实际上他的哲学研究因其戛然中止而我们无法评定，其诗词之感情与智力之兼美之丰富深湛，确属一代作手而无愧。他的自勉与高自期许的凌云壮志皆为后学之楷模。
尽管他对远期目标难以规划，而对近年课题，他已有明确把握：“因词之成功，而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他进而自白其从事戏曲的崇高的目的和成败的疑虑： 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此又后人之通病。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则愈不敢知矣。《自序二》，拙编《王集》245页。他怀着振兴戏曲使之上升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宏愿而立志于动手创作戏曲，其志其愿十分可敬。但他又不幸而言中，他后来并没写出戏曲作品，他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实践，在戏曲理论研究上开辟了新的时代。他善于及时调整自己方向，并且勇于修正自己过去的错误观点，也十分令人钦佩。
自1907年起至1912年止，他写出多种戏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王国维作为效忠清室的“遗老”，跟随罗振玉一起携眷东渡，移居日本“避难”。1912年春他在日本以三月之力，完成其戏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宋元戏曲考》，并因此而影响日本汉学界，掀起一股持久的中国戏曲研究热。
此后，王国维在罗振玉的建议下，潜心于经史小学，与文学、美学研究分手了，诗词创作也很少。他的三十年学术生涯中的后十五年，在甲骨文、古代史和考古、音韵诸方面的研究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度崇敬。郭沫若正确地指出： 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祖，王国维则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祖。郭沫若《历史人物·鲁迅和王国维》。
王国维在日本约四年，不仅与罗振玉一起致力于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而且和日本汉学家往来甚多，他极受日本中国学学者的崇敬。
王国维在1916年自日本返沪后，先后任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他为教授，胡适等人也曾荐举，但因北大是民国政府的国立大学，忠于清室的王国维辞谢不就。1923年废帝溥仪召他为“官”，他立即携眷北上，做溥仪的老师，为“五品”“南书房行走”。
王国维于1925年起应聘为清华大学（初名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校方本请他当院长，他自认为不擅做行政工作而未允，但在院长梁启超到任前，他实际上主持着院务。在清华期间，他为国家的潜在需要而研究西北边疆地理和辽、金、元史。这位年已五十的学界巨擘虚心向精通中亚和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的年轻文史专家陈寅恪等学习。他诲人不倦，培养国家英材多人，深受全国青年学者的一致爱戴。可惜他因愚忠于清室，加之性格悲观，眼看北伐节节胜利，废清复辟无望，1927年6月2日，这位正当盛年的一代学者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享年五十岁。德国东方学术研究会本拟聘他为名誉会员，因他去世而未成。
王国维不幸逝世的消息震惊了海内外学术界。当时的报刊上不仅发表了大量的悼念文章，而且多家中外著名学术刊物出版纪念专号。1927年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出版“王静安先生纪念号”，日本《艺文杂志》出版“王静安先生追悼专号”；1928年北京述学社出版《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专号》，上海开明书店文学周报社出版《文学周报·王国维追悼专号》——这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