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先生说：“二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最有地位的人，要算梁启超、胡适和王国维三位。但究其根底，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最大。”蔡尚思《王国维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三辑（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又说：“中国近代兼通中西文化最著名的大学者，有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但他们都比不上王氏中西兼而专深。”《“国际王国维研讨会”述要》，《学术月刊》1987年12期。此乃二十世纪学术界之公论。王国维所治的研究学科都担当得起这个评价，而其在美学、史学等领域，可以说在本世纪属于世界上少数学术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而其有贡献的学科之广且多，则庶几无人匹敌。
王国维对文学、美学的巨大贡献，本书前言已有评价且又是本书的阐述主旨，此不具论。这里就其在哲学、史学、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学、敦煌学、西北边疆地理学、教育学、翻译学等方面的各项成就，举其荦荦大者，根据当代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作一概述，以供读者略知其面目。
王国维初进上海的开放性先进学校东文学社即迷上西方哲学，尤其钟爱康德、叔本华哲学。刻苦学习的结果使他： 第一，明白哲学的伟大作用和哲学家艺术家崇高的地位；第二，读通康叔哲学美学之作，并撰写出多篇有质量的论文。他瞄准西方和德国的哲学精华，给以热情介绍和评述，诚如蔡元培所由衷赞美的：“他对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代人能及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选集》第223—224页。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王国维的哲学研究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几十年后当代学界巨擘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仍大力称颂：“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谈艺录》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修订版，第24页。第三，他对于西方哲学的研习和精通，使他在精研中国哲学的基础上站到一个新的高度，藉助一个新的理论系统的参照比较，重新认识中国哲学，于是他对中国哲学的精华和局限两方面都有了更高更深更新的卓特见解。出于时代的需要，王国维对中国哲学的局限性的一面，就“性”、“理”、“命”、“道统”这些最基本的范畴，作出系统、深刻的批判，其水平不仅高出同代人有些地方也远远高出明清两代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其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和犀利明快的笔调，不仅在当今仍有启示，也必将使后人久久难忘。
冯契先生对此曾总结说：“在王国维的性格中，既有对思辨哲学（他所谓‘纯粹之哲学’）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观的，知识’的实证精神。正因如此，他能用实证精神对‘概念世界’进行反思，并从哲学的高度来总结治学方法，使得他在分析批判传统哲学范畴和自觉运用实证方法两方面，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则可以说是自觉地贯彻了他对名实关系的哲学观点： 既肯定‘名生于实’，要求从事实材料出发，又强调抽象的重要，要求从哲学的高度来考虑问题。他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也汲取西方实证科学的精神，他的哲学思辨能力帮助了他，使他的治学方法超越前人而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与前人不同，他治学很善于运用比较法，熔古今中西于一炉。”“第二，他有比较自觉的历史主义态度。”“第三，他强调要从个别与一般的统一来把握事物。”冯契《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对其哲学上的成就作出精辟的总结。
在史学方面，郭沫若誉其为新史学的开山祖，与新文学的领袖鲁迅有同等地位。以考释史学之“史”字来说，此对探求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和最初的国家形态都很有意义，故考释者甚多。王国维于1916年作的《释史》是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一篇。李孝定说：“王氏《释史》一文，贯穿群籍，立论精当，于史字在经籍及古器铭文中所有之含义，阐述征引，殊多创获，诚为不易之论。”《甲骨文字集释》卷三。1917年的《殷周制度论》被赵万里誉为“实为近史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是王国维“研究古文字学及古史之归纳的结论”。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王文耀先生指出王国维此文中“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个科学断语，“其眼光之敏锐，言辞之果敢，至今读来仍有清新之感”王文耀《论殷周之际社会制度的大变革——读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有感》。；此实首倡商周之际为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界线的权威性论断。又如王国维通过甲骨研究，证实《史记》叙列商代历代君王的数字和次序的正确性，他在《商三句兵跋》中对商代贵族以日为名的习俗制度的推断，有着相当的科学预见性，他对夏代史的研究，对唐、蒙古、元代史研究也有巨大成就。此外还有其它众多的成就，难以具体列举。桂遵义先生等指出郭沫若古史研究的成就与王国维学术贡献有重大的直接关系： 首先，郭氏综合利用了罗（振玉）、王两家搜藏、考释甲骨文全文和古器物的成果，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史料；其次，郭氏在王氏殷商古史考证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第三，王氏关于殷周制度异同的考证，及其有关殷周政治制度更替的思想对郭氏早期古史分期说有较大的影响。《“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述要》。
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胡厚宣先生概括为：综合比勘、相互参证、态度忠实、方法严谨。王氏注意用新材料、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以至国内一度出现“新证学”。《“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述要》。史念海先生等认为：“王氏论证问题的方法，最引人入胜的是融合众说，进行比较研究；其次是驳正，宛如层层剥笋；此外，特别提出目验之说，即以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这较前代学者迈出了既大又新的一步。”此外，史学界对王国维首倡的文献记载与地下新材料相比证的“二重证据法”赞赏备至。
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王国维是开倡者之一，又列入四大权威即“四堂”之一。戴家祥等先生认为王氏结合金文、石鼓文和《逸周书》、《管子》等史籍进行古韵探索，并定古韵二十二部，是划时代的成就。他在诗词音韵研究中发现双声叠韵的规律，也是令人敬服的突破。他的古文字、音韵学研究既有重大的独立价值，又是古史研究的重大手段，左右逢源，令人赞叹。蔡尚思总结说：“中国近代对古文字学最有权威的学者是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但他们都只懂得书本上的古文字学，有的不仅不懂得甚至还要否定新出土的更古的甲骨文字学（章太炎）。只有王国维能够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后来的郭沫若，超过王氏的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对于书本上的文字学仍不如王氏根柢之深，对于甲骨文字学也不如王氏研究之专。当时的学术界尤其是文字学方面，几乎形成以章太炎为首的纯书本的古文字学与以王国维为首的以书本和甲骨相结合的古文字学两大派。北京大学教授如黄侃、钱玄同、沈兼士等都是章派；王国维培养出的清华研究院人才多是王派。运用甲骨文治商周史，王国维更是第一人。就此一点而论，王派确实高于章派。”蔡尚思《王国维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
在版本目录学研究方面，黄永年等先生认为在王氏之前，学术界从未有过研究版本沿革专著，王氏的《五代两宋监本考》和《两浙古刊本考》填补了空白。其《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是版本目录研究的代表作，其研究成果解决了前人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对《三国志》和徐刻《三礼》的版本研究也发前人所未发。
王国维毕生校勘古籍近200种，“多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其中对《水经注》一书，用功尤深，他对此书的校勘和论证，在郦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发展我国的郦学研究甚有贡献。”陈桥驿《王国维与〈水经注〉》，《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不仅对《水经注》本身的校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水经注》版本、抄本的因袭、源流、翔实程度逐一考证、评论。如王国维这样言之凿凿者，在《水经注》校勘和研究的学者中是很少见的。”吴泽、袁英光《王国维与〈水经注〉校勘》，《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
王国维是敦煌学的开拓者和权威之一，他与罗振玉编辑出版了敦煌遗书汇编八种，内含敦煌遗书达二百余种，并编有名著，《流沙坠简》；他个人又作《流沙坠简补遗》，另又撰写跋文三十多篇，并利用敦煌唐写本等资料，对唐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文艺学研究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袁英光先生认为：“早在中日战争时，青年时代的王国维目睹国家日衰，遭受侵略凌辱，即忧国伤时，怀有强烈的爱国感情。随后，随着国家民族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急形势下，更深感忧虑。特别是当他了解敦煌石室遗书被帝国主义分子劫夺后，限于当时国家的处境，他虽然无可奈何，然而内心的焦虑和愤慨可想而知。因此，他力图通过对敦煌遗书的研究，来表达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用意。在学术上，对敦煌石窟遗书的发现，也以十分敏锐的眼光，看出它对我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于他学识渊博，特别是对两汉历史和隋唐历史有精湛的造诣，在研究方法上又熟练地利用二重证据法，因而能左右逢源，触类旁通，……为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特别是利用唐写本为古籍的版本考证做出了重要贡献。”袁英光《王国维与敦煌学》，《中华文史论丛》1988年第1期，修订本刊《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三辑。
史念海、曹尔琴等认为静安先生于历史地理学亦有“深邃的造诣和卓著的创见”。他对殷商和周秦都邑的论证“不仅纠正多年的舛误，抑且扭转前人治学的旧风”;对秦郡汉群的考释、对古今水道的辨别都有前人未有的功绩；关于少数民族分布地区的探讨，“有关的记载，旧史叙述不清。得静安先生的悉心考释，使后世对这些原来处于边陲的民族的分布地区能够了如指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历史地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静安先生更重视西北地理的研究。……当时西北一隅尤为强邻所觊觎，举国上下为此忧心忡忡，因而研究西北地理蔚然成为一时的风气。……静安先生出其余力，博得中外学者的好评。其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古代行记的整理，以及边塞、古城、道路的研究。”史念海、曹尔琴《王静安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
王国维在教育史上的功绩也是巨大的。他首先主张我国文科大学应全面开设中西古今的哲学史、文学史乃至心理学诸课程，让学生打下深厚全面的基础，其课程设置的构想既重视我国传统的文史哲学术积累，又适应世界潮流，与当时西方的先进水平同步。李国钧、杜成宪认为，“王氏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明确提出了培养完全人格的体、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张，其教育目的论具体贯彻在‘亟兴高等之教育’以适应培养人才的需要，充分反映了反对封建教育和封建专制的鲜明态度。”孙敦恒先生认为“王国维参与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制定章程，并培养了不少国学专门人才，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述要》，《学术月刊》1987年12期。
王国维于1903—1910年出版译作《西洋伦理学史要》（英国西额惟克著）、《心理学概论》（丹麦海甫定著）、《教育心理学》（美国禄尔克著）等专著，可见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对学术翻译作出了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