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军事记者
既然说到胥晓东，我就讲一个他的故事。他也曾在帕里遇险，如果不是找到道班工人，早丢命了。
胥晓东是我们军区中央电视台记者站记者，1994年冬天，中央台要他拍几条西藏边防军人的新闻，在元旦期间播出。他就带了个记者匆忙飞进西藏，然后坐车赶到了遥远的亚东边防。连路程连拍摄，整个儿只有15天的时间。
一到亚东就遇到大雪，大雪封山，把他们去乃堆拉哨所的路给断了。他们和军分区慰问演出小分队一起，开车到没路的地方，下来步行。扛着机器在海拔4千米的山上跋涉了8公里，8公里走了8小时，总算在天黑前走到了哨所。
在山上拍完后，他们又下山在亚东镇拍，一口气把上面要的三条新闻全拍完了。胥晓东一掰手指，离任务的最后期限没几天了，得马上回成都，才能保证在26日前把画面传过去。可是，更大的一场雪降落了，封住了他们出去的路。边防团的团长和政委一见此情都说，胥记者你们不能走，无论如何都不能走。现在如果出沟，那有生命危险。胥记者就问，什么时候才可以走？团长和政委答，等雪化了。胥记者又问，什么时候能化？团长和政委又答：明年6月。胥记者一下乐了，说，我怎么可能等到明年6月？那不是开玩笑？我必须在25日前赶到成都，26日前把画面传到北京。
团长和政委看出他想走，说又说不通，就让通讯员看着他。胥晓东铁了心要走，一方面是任务急，一方面是觉得进来的时候路都好好的嘛，能有多难？从亚东沟出去，到帕里镇只有45公里，只要出了沟到帕里。路就好走了。
轻敌。我事后说胥晓东，你轻敌了。胥晓东说，是。第二天一大早，团长和政委在开会。胥晓东趁通讯员不注意，拿上机器，带上记者，还带上两个搭车的女护士，悄悄上路了。两个女护士是参加军分区演出小分队来亚东的，本来应该跟着演出队一起回去，可她俩急着探家，于是大起胆子搭上了胥记者的车。
后来肯定后悔不已。
我说胥晓东轻敌，还不仅仅指他执意上路，而是毫无准备的上路，连干粮都没带。早上走的时候，他就吃了两个煮鸡蛋。他打的如意算盘是到帕里镇吃午饭。
那年的雪实在太大了，差不多要把亚东沟填平了。胥晓东他们的车从早上8点出发，5、6个小时只开出去19公里，还出沟，车就开不动了。起初他们还拿着铲子下来铲，后来发现这样做毫无意义，跟蚂蚁啃大象一样。放弃了。当时已是下午1点多。车上的5个人又冷又饿，又绝望。胥晓东预感到事情不好，危险正在降临。他迅速作出决定，让同行的记者关辉带上两个女护士出去找人，找道班或者部队救援，他和司机留下来守车和设备。
胥晓东跟关辉说，你们找到人，我们就得救，找不到，我们就完了。关辉比较年轻，也比较强壮。胥晓东觉得让他带两个女护士去找人比较合适。
关辉他们走后，胥晓东和司机在车里继续忍饥挨饿，日头慢慢西落，气温越来越低，冻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胥晓东就让司机打开空调暖和一下，然后赶紧关上，怕费油。他们就这么坚持着，熬着。
再说亚东的团里，团长政委发现这个胥记者跑掉了，连忙向军区这边报告，军区指示赶紧派人找，他们就从帕里和亚东两头出发去找，但大雪早已埋掉了一切他们的一切痕迹，寻找的人一无所获，害怕出现新的危险，只好收兵。
时间已经走到了凌晨一点。胥晓东觉得就要坚持不住了，20个小时之前吃下的那两个煮鸡蛋早化成空气了，他前胸贴着后背，脚和手冻得发疼。他不得不想到最坏的结果，今天可能要死在这儿了。
突然，他听见司机喊了一声：看前面有灯光！他抬头，发现在茫茫雪原上，真的出现了一个亮点，肯定是灯光，肯定是人，而且肯定是来找他们的人！胥晓东一下来了精神，有救了！可那光亮就像星星落在雪原上冻住了，总不往前移。他们等啊等啊，望眼欲穿，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光亮终于移近了，是几个人影，接着听见了关辉的喊声。是关辉带着5个藏族小伙子来了，5个帕里道班的养路工人。那一刻，胥晓东真是恨不能把雪山化作哈达献给他们！
藏族小伙儿把他们接到道班，用高压锅压了一大锅米饭，还在米饭里加了两个军用罐头，胥晓东说，那是他这辈子吃的最香的一顿饭。饭后道班工人又给他们煮了香喷喷的酥油茶，喝得他们浑身暖洋洋的。第二天，在道班工人的帮助下，他们把车调了头，返回亚东团部。
胥晓东回到亚东后，亲自跑到亚东县委的书记家，请求支援。那位书记是个藏族汉子，听胥晓东说了情况，二话不讲，马上调了4台推土机帮他们开路，还为部队的推土机提供了用油，并且通知县委各机关前去帮忙。于是5台推土机，加上浩浩荡荡的开路大军，分段推雪，一直将胥晓东他们送出亚东沟，终于在26日前回到了成都、及时将新闻传到了北京。
路过帕里时，胥晓东没忘记道班的藏族兄弟，他专门买了一箱酒和一箱罐头，送给了他们以表谢意。
我们平日里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边关军人的画面时，我们即使想到了边关军人的艰辛，也不会想到拍摄者的艰辛。比如胥晓东，在他十多年的记者生涯里，车祸就出了10次。我专门为他写了一篇“一个记者的10次车祸”，他的车祸多数出在西藏。
我曾跟他们一起跑过。深知其苦。那年冬天我在西藏邂逅了我们军区《千里边关》的摄制组，我的同学许建华当时是军区录像室主任，带着五六个小伙子在边关拍表现西藏军人的专题片，一个个又黑又瘦，脸上蜕了几层皮。许建华在无名湖拍摄时，差点儿就过去了，后来含了红参才缓过来。每天晚上睡觉，都两个人一头一脚的睡，经常互相踹一下，免得在梦中过去了都不知道。
走川藏线的时候，我也邂逅了我们军区记者站的记者，曹铁和杨涛，曹铁还算老记者，承受力比较强。那个杨涛是第一次进藏，我一看那张脸，花的。问他怎么啦？他说他没经验，在理塘拍了一天，就被太阳灼伤了。又拉肚子又吐，一下瘦了好几斤。当时我们在怒江山的盘山路上相遇，他们架好机器想采访我，忽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塌方了！塌方的地方，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我还在那儿腿软心跳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扛着机器往塌方的地方跑了，豁口上的石头还在继续往下滚，他们就开始拍摄，一直拍到路通。
曹铁说，他们头一天在义敦沟遇到泥石流，整个路被冲断了，车子堵了几里路。可是他们必须过去追前面的车队。不然就无法完成拍摄任务。曹铁就和司机小王商量，冒险冲过去。小王也深知任务重要，同意冲过去。地方车上的那些司机都瞪大了眼睛，觉得这几个解放军不要命了，敢趟泥浆！车子的半个轮子都陷在泥浆里，小王用了最大马力往前拱，那真是拱，一点点的，拱过了泥石流冲垮的路段。一过去，旁边的老百姓就围过来说，你们好危险啊，你们一边过，上面一边还在掉石头，滚碎石呢，没把你们砸着真是运气。
曹铁是我们军区联勤部的记者，已经跑了八趟川藏线了。
我们军区的记者们，无论是摄像的，还是文字的，都非常不简单。像我前面提到过的刘永华，曾是新华社驻西藏军区记者站的记者，也是跑遍了西藏边防的。那曲雪灾时，他每天晚上就睡在会议室的长条板凳上，由于天气太冷（当时的气温为零下39度），带去钢笔圆珠笔全部冻住不能用，所有的稿件都是他铅笔写出来的。而且他当时还在发烧。与他一起在那儿采访的，还有解放军记者站的两位记者，杨彪和刘励华，他俩也很惨，一个感冒了，一个脸浮肿了，但无一人撤退，全部坚持在那里写稿发稿，等他们采访完回到拉萨时，正是年三十的晚上，全国人民阖家团圆，守着春节晚会。刘励华说，我从机场出来，听到鞭炮声声，真不知身在何处
刘励华已离开西藏几年了，但他的心脏至今不太好。那就是在西藏采访时留下的后遗症。1995年他和另一个记者杨成，从西藏最东头的察隅边防线，一直跑到最西头的昆木加，执行“西藏边防角落行”的采访任务，专门跑那种平时不易走到的哨所，换句话说，专门跑最苦的地方。两个月里跑坏了三辆车，可想而知人所遭受的折磨。而且他出发时心绞痛犯了，是一路吃着救心丹坚持的。等采访结束马上住院，才知是得了心肌炎。由于没及时治疗，至今时常疼痛。
西藏官兵们在雪域高原上艰苦卓绝的戍边生活，就是这些记者们告诉给世人的。对于他们，我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
56、走进亚东沟
中午我们在帕里某连吃午饭。帕里被称为“高原第一镇”，也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镇。帕里镇平均海拔4640米，拉萨至亚东的公路穿镇而过，公路两边店铺林立，显示出浓郁的商业气息。全镇共有个体工商户202家，480户居民中大约有一半的家庭在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有不少人也翻过山去不丹做生意。
原先亚东隶属帕里，1957年建了亚东县后，帕里就隶属亚东了，现在叫亚东县帕里镇。颠了个个儿。
从帕里到亚东，跟从错那到L一样，也是急转直下，45公里，就从海拔4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亚东某边防团。
亚东，又一个美丽的山沟沟，又一个让行走在高原的人可以舒坦的小憩的地方。它的海拔是2925米。虽然也靠近3000米了，但感觉上比日喀则（3900米）低多了。我甚至觉得它跟成都差不多，丝毫没有身处高原的感觉。
几年不见，亚东依然美丽，年轻，安静。从我的窗户望出去，一棵浅绿色的树，一棵淡红色的树，都在风中轻轻摇曳。绿色的那棵是榕树，红色的我不认识。一红一绿，占据了我的全部视线和心思。我顾不上洗脸，赶紧拿出相机拍摄。遗憾的是，连照了几张都不理想，远不如我眼睛看到的美丽。我只好作罢，任心思轻轻漾动。
忽然就想到那个禅故事。小和尚说，不是树动，是风在动。六祖慧能说，树没动，风也没动，是心在动。
的确是我的心在动。往事翩翩而至。
这是我第三次来亚东了。第一次是13年前。我和朱苏进，张波、薛晓康一起。和所有到亚东的人一样，我们也想去乃堆拉。乃堆拉海拔4315米，是西藏通往印度的主要通道。乃堆拉哨所很著名、也很重要，与对方哨所相隔只有几米，哨所旁有个国际邮亭。记得团里派车送我们上乃堆拉，经过军事禁区的警戒哨时，我被拦下了，哨兵说女人不能上去，因为与对方哨所相距太近，对方完全能看清我们的来人，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向哨兵好言求情，哨兵不语。这时来了辆北京吉普，跳下一中校，原来是正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某团长。他刚从哨所检查工作下来，听了我的情况，跟哨兵说，让她上去吧。然后嘱咐我说，上去后不要脱帽子，也不要脱大衣。我连连点头应诺。这样才得以上去。
（照片：1992年我在乃堆拉）
那次去乃堆拉，我们只在宿舍里坐了一下，因为我的原因，没有去阵地。害怕暴露。也怕我爬不上去。路很陡，又是高海拔。我们就在国际邮亭前照了张像。本该多和战士们聊聊天说说话的，也是因为我的缘故，没敢久留。其实那天是阴天，雾蒙蒙的，我看对方都只是影子，想来他们看见我也只是个影子，最多不过就是这个影子比别的影子渺小些。现在回想起那一次，我觉得很内疚，我把乃堆拉当风景点了，仅仅上去，拍了照。
7年前我再到亚东，是和许多作家一起来的，我们仍想去乃堆拉。尤其我，想到第一次那么匆忙，很想有所弥补。但团里告诉我们，路不通，不是因为雪，而是因为雨。大雨带来了泥石流，堵塞了道路。我们不甘心，反复和团里协商，最后团里同意派一个小车，去3个人。只去三个人，我就不好意思争了，我毕竟去过。
那天我们在招待所焦虑不安的等待。乃堆拉海拔4300多米，亚东沟不到3000米，他们一家伙要攀高1400米。加上路又不好。我们一直到天黑他们才回来。回来后个个情绪都很激动。路的确不通，最后一段是他们走上去的。上阵地时，更是在战士们的拉拽之下，后来脸色都变了，赶紧吃了救心丹。
但他们的收获很大。
现在想来，是我对亚东边防太不了解了，只知道乃堆拉。其实亚东边防应该去、值得去的哨所很多。还有好几个哨所比乃堆拉更艰苦，并且由于太艰苦，去的人很少。比如则里拉，比如詹娘舍，比如卓拉。则里拉海拔4460米，它是锡金通往亚东峡谷的必经之路，属战略要地。每年大雪封山的日子长达8、9个月，我们这次去已经5月份了，雪仍很厚，无法通行。
C大校告诉我，他去则里拉，走进战士们的宿舍吃了一惊：宿舍的天花板上挂满了罐头盒，如绿色小灯笼一般密密麻麻。你以为是好看吗？不，是为了接雨水！一下雨，或者雪化的时候，房顶就漏得跟淋浴头似的。到处滴水，从早到晚滴滴答答的，战士们的被褥都被淋得湿漉漉的。战士们只好用这个方式来接雨水。也只能是稍稍减少一些，被褥依然是湿的。
再说詹娘舍，海拔4652米，是个雷击区。每到下雨打雷时，战士们就只有赶紧坐到床铺的中间，不敢碰任何东西。否则就有生命危险。有时雷很大，能把他们晒衣服的铁丝击成一截一截的。卓拉比詹娘舍还要高，4670米。其艰苦程度完全可以想象。
一想到这些哨所，我总是有些难过。有多少青春的生命坚守在那里？有多少青春的生命留在了那里？
在我发呆的时候，C大校打来电话，说他正在亚东书店里给哨所的兵买书，让我去参谋一下。我连忙赶去。
亚东虽小，却一直很繁华，曾经有“小上海”一说。那时部队为了抵御小城里的“灯红酒绿”，很花了些力气。我走上街头，感觉变化不大，建筑物没有增加多少，路也还是两条，书店也还是那家书店。遗憾的是，书店的书太少了，而且很陈旧。都不知是哪年剩在那儿的。我在那些书里淘了半天，淘到一本《聆听西藏》的散文卷，里面有我一篇，邓一光一篇。而邓一光那篇，恰好是写乃堆拉的，《在乃堆拉听自己的心跳》。可是那本书又旧又破，还不打折。想想，还是为哨所的兵买下了。
我看到一套古典文学名著，想买，C大校说不合适，他说哨所生活枯燥，又缺氧，读不了大部头，适合读那些短小的文章，散文啊，小品文啊，小故事啊，幽默笑话啊。我想我到底不如他了解边关啊。看看他们选的书，果然有幽默和笑话，还有一些工具书，常识书。
我们差不多要把书店清空了，才买了3千块钱的书。而C大校原先预计是要买5千块钱的。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西藏和内地，差别依然很大。
想到书不够，我们又去买光盘。可找到一家看上去很大的音像店，却找不出任何可买的光盘。除了歌碟，没有我们想要的电视连续剧。仅有的几部电视连续剧，他只租不卖。早知道这样，真该从拉萨买一些带过来。又一次留下遗憾了。
我提出去看看亚东居民住的老街。
在我的记忆里，那条街很漂亮，一家家都是小木楼，彩色的门窗，小院里堆着高高的柴禾垛，种着果树和花草，木栅栏上爬满蔷薇花。那年我和朱苏进，张波到此，在小街上转，遇见一个笑容满目的阿妈，主动请我们进家里去坐。我们欣然接受邀请，上到小木楼的二楼。家里很干净，也挺富裕，床上摞着十来床绣花被子。阿妈请我们喝滚烫的酥油茶，我原先喝不来的，但在阿妈那儿竟喝了两碗。后来一聊才知，阿妈的儿子在部队，难怪她看见我们觉得亲切。1998年我再到亚东，怎么也记不起阿妈在哪个小楼了。我在街上转来转去，后来被木栅栏上的蔷薇花吸引住了，就走进院子去看那些花和树，主人也很热情，欢迎我进屋坐。
（照片：我在亚东的小街上）
听我这么一说，Y也很想看看。可是陪我们去的人说，那条街已经拆迁了。真可惜！那是亚东的特色啊，应该保留啊。那样美丽的房屋与雪山顶上的哨所才能相映成辉，或者说，那些孤单矗立在雪山上的哨所，正是为了这些美丽的房屋和美丽的街道而存在的。
就像那首藏族民歌里唱的：
在雪山顶上，住着狮群，
在高崖顶上，住着鹰群，
在草原上面，住着鹿群，
在柳树林中，住着小鸟。
也许还应该加一句，在我们的家园里，住着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