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
此行我们不去岗巴，仅仅是路过。但依然让我想起了许多与岗巴有关的故事。现在我想讲的这个故事，也发生在40年前。
在我们军区，有一支特殊的部队，它不属于西藏军区，但它的官兵的足迹，却踏遍西藏高原。它就是军区第一测绘大队。
１９５０年西藏和平解放时没有地图，１２０万平方公里基本是无图区（只有外国人测的局部图，很不准确）。解放军进入后，先是由随军测绘队进行局部测绘。后来局势稳定了，开始全面的测绘工作。
1９６２年，成都军区正式成立了第一测绘大队，专门负责测绘西藏地图。西藏大多是无人区，海拔高，与５个国家相邻，有３千里边防线，测绘的难度非常之大，常人难以想象。其中包括测量珠峰、阿里无人区和不通公路的墨脱岛。加之那时是国家的困难时期，他们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６毛，第二年加了５分钱的牛粪钱（燃料）。但参加测绘的上千官兵全部坚持到底，没有一个离开或者退缩的。
经过２０年的努力，历经千难万险，１９８１年，终于完成了西藏第一代完整地图。１９８２年，中央军委命名成都军区第一测绘大队为“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测绘大队”。
前面我曾提到的许建华，就是从测绘大队出来的。他当新兵的时候，有一天上山作业时间过长，把脚给冻僵了。晚上回到营地，几个战友让他赶紧烤火。一个老兵看见了连忙呵斥，让他离开火炉。然后他解开自己的棉衣，把许建华的脚放进怀里，用身体将它慢慢暖热。多年后许建华娶了一位做医生的妻子。妻子说，若不是那个老兵，你的脚早就残废了。冻僵的时候绝不能烤火的。
许建华至今感恩在心。前年，他热情邀请去我参加测绘大队的纪念活动。我就在那一次，听到了一个他前辈的故事。这个我曾经在别处讲过，我愿意在这里再讲一次，再纪念一次。
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那是个让人内疚的日子。
这个日子是1964年6月22日。
第一个感到内疚的人是故事的主人公，成都军区测绘大队的一名军官，名叫杜永红。当时他正奉命带领一个作业小组，来到西藏岗巴中区的山野里，测量中尼边境线。
杜永红时年24岁，未婚。当然他有未婚妻，而且有了好多年了，但由于常年在野外工作，几乎没时间与未婚妻在一起，故一直未婚。他带领他的作业组在岗巴执行测绘任务已经20多天了。岗巴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而他们测量的地方就更高了，“荒无人烟”这四个字是无法概括这儿的艰苦和恶劣的。杜永红病倒了，而且患了非常可怕的肺水肿。但他不肯休息，坚持上山作业，结果昏倒在山上。同小组的战友们把他抬下了山。他在帐篷里醒来，恢复知觉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内疚。他想，自己是个gcd员，还是个作业组长，怎么能没完成任务就倒下了呢，怎么能让同志们抬下山呢?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于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一刻也没休息，就开始整理当天的资料和图纸，一直整理到深夜。当他终于完成工作想要休息时，才感到自己呼吸十分困难，以至于根本无法入睡。也许那时他的肺里已积满了水。他想，反正躺着也睡不着，不如去站岗，让能睡的同志去睡。他就走出帐篷，换下了站岗的战士。
第二天早上，杜永红看天色微亮，就叫醒做饭的战士起来烧火做饭，他们今天还要上山，还要走很远的路。叫醒炊事员后他就去睡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到早上的，谁也不知道他去睡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胸口好受一些了。
这第二位内疚的，就是被替下岗来睡觉的哨兵。事后回想起来，他不停地自责：我为什么要让他替我站岗呢?是的，他是组长，可他也是病人啊!我不该那么听话地把哨位让给他。是的，那天我也很累，我的身体也有气无力，可他病得更厉害啊，他比谁都累啊。再说，他们组里哪位同志不累呢?他们进藏执行任务的全体测绘兵谁不是靠意志在支撑呢?
哨兵因为这样的自责而哭泣。不，是痛哭，痛哭不已。
我们再往下说。早饭做好后，炊事员把大家叫起来吃饭，叫到杜永红时他有些犹豫了，他知道他天亮才睡下，还知道他在生病。于是他绕过了他。
吃完饭要出发了。杜永红还在睡，一个老同志说，今天咱们就别让组长上山了，让他在家歇一天吧。大家一致同意。他就嘱咐炊事员，千万不要惊醒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到中午十一点时再叫他起来吃饭，免得他又硬撑着上山。炊事员点头答应。
一个上午，帐篷里都静悄悄的。炊事员在准备午饭时十分小心，轻手轻脚，生怕惊了组长的梦。他知道只要组长醒来，就会不顾一切地上山去。总算到了十一点，炊事员走到帐篷门口，侧耳听了听，里面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想组长实在是睡得太香了，已经很久没这样睡过了。他决定让他再多睡半个小时。
到了十一点半，太阳老高了，而且暖洋洋的，炊事员想，这下可以叫组长起来了，吃碗热乎乎的面条，再好好晒晒太阳。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走进去，叫他。叫他的组长，叫那个叫杜永红的人。但杜永红一动不动，他大声叫，他不动，他用力拍他，他也不动，他就使劲儿推他，他还是一动不动，就像一块紧贴大地的岩石，除非火山爆发才能令它改变。他预感不好，掀开被子，才发觉他们的组长，他们的战友杜永红，早已僵硬。
这第三位内疚的便是炊事员。他想自己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地晚叫他半小时呢?也许早叫半小时还会有救的。尽管后来医生说，杜永红的死亡时间是在早上，他还是内疚不已，他想我竟让他的遗体那么孤孤单单地在帐篷里呆了一上午。我该去陪陪他的啊。
炊事员抽噎着说不出话来。组里那位老同志劝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如果怪应该怪我才是，是我叫你不要叫醒他的，是我说让他好好睡一觉的。当然，我不知道他会一觉不醒，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会让他去睡的。哪怕我们轮流给他唱歌，哪怕我们轮流给他讲笑话，哪怕我们再让他去站岗，去工作，我们也坚决不会让他睡的，我们会尽一切一切的努力让他醒着，醒在这个世界上。
但所有的后悔都已无济于事。杜永红毕竟是睡去了，而且是永远地睡去了。老同志成了第四个内疚的人。他默默地淌着眼泪，领着组里的同志把杜永红仔细地包裹好，放在担架上，抬到岗巴他们的总部去。
抬到半路时，见一匹马卷着尘土飞奔而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大队医生。医生一见担架就想下马抢救。但所有的目光都在告诉他，已经晚了。医生扑在担架上就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我来晚了，我该再快一些的!我该昨天晚上就出发的!我就知道是你!我对不起你啊!
原来，杜永红病倒后，就给大队医生写了封信，他说小组里有人病了，希望医生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下。他没说是谁病了，也没说是什么病，有多严重，他是怕医生知道了着急。他知道医生很忙，进藏后生病的人太多。但医生了解他，知道他身体不好，也知道他是个工作起来就不要命的人。一看信就猜到生病的是他本人，而且还猜到一定是病很重了他才写这封信的，所以医生一大早就骑马往这边赶，没想到竟在路上与他的遗体相遇了。
医生怎能不放声大哭?
讲到这里，医生已经是第五个感到内疚的人了。
但故事还没有完。杜永红牺牲的消息传到了阿里。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另一个测绘小组的组长，是杜永红的好友，名叫王玉琨，他一听说岗巴牺牲了一个同志，心里马上有种不好的预感：牺牲的人是杜永红。
从拉萨出发前，杜永红曾跟他说，他的那位和他谈了好几年恋爱的未婚妻，最近写信来要和他分手。原因很简单，她总也不能见到他，总也不能和他“谈”恋爱。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是靠通信维持关系的。杜永红有些难过，他跟王玉琨说，他想好好和他聊聊，还想给他看看他未婚妻写的那些信，让他分析一下还有没有挽回的可能。信一共有40多封，进藏时他把它们全背进来了，他走到哪儿信就带到哪儿，他试图用这种方式留住爱情。
但他们没有谈成。出发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两个人都是作业组长，时间实在是不够用。分别时王玉琨对杜永红说，等我们完成了这次任务，一定找机会好好聊聊。
可没等完成任务，杜永红就牺牲在了岗位上。
王玉琨说，我真是非常后悔，当时无论如何该和他谈谈的，哪怕不睡觉，不吃饭，也该和他谈谈的，让他说说心里的委屈，吐吐感情上的烦恼。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啊。可我却让他带着心事走了，他永远也没机会向人诉说了!
王玉琨讲到这里时，眼圈红了。往事在40年之后依然折磨着他的心。如今他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他说杜永红如果活着，也该年过花甲了。早已离开了部队的他，依然忘不了当年丈量世界屋脊的那些日子，那些艰苦而又光荣的岁月。他把它们写成了一篇日记体的报告文学，让我看。而前面这个小故事，是在他讲述中不经意提起的。但恰是这个小故事，像根针一样一下子刺进了我心里。我知道我若不把它拔出来，心就一直会汩汩流血。
王玉琨是那个日子的第六个内疚者，也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写到他，故事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我却忽然想到，这世上还应该有一个为那天感到内疚的人，虽然她和西藏相隔遥远，虽然她对那天一无所知。她应该是第七个内疚的人。
她就是那40多封信的作者，杜永红当年的未婚妻。
尽管同为女人，我十分理解她无法承受的孤单和寂寞；但仍是同为女人，我推断她一定会为自己在他临死前提出分手而深感内疚。说得残酷些，哪怕她晚说一个月，或者信在路途上耽误一个月，杜永红赴黄泉路时就不会那么孤单了。
王玉琨告诉我，杜永红死后并没有被授予什么称号，因为在他们测绘队，因劳累艰苦而牺牲在岗位上的人很多。但我想，有这样一些为他感到内疚的人，就足以让他不死了，他永远活在他们的内疚里。而内疚，也是一种思念。
活在思念中的人，比获得称号更能够永垂不朽。
54、风雪高原
我们到达帕里镇。
从日喀则出来，到帕里跑了270公里。一点儿不觉得累。也许是一路好风光，还有一路的歌声，还有一路的回忆。
我们在帕里拐弯儿，上山。
ZM山口。4700米。老天忽地又阴了。阳光来过又走了，好像急着把天空让给雪花。雪花细细的，却冷到极致。气温大约在零下5度左右。对我来说，已经是冻了。
下车，看见山上早已站了很多兵，在警戒。这是按规定布置的，我们不能发杂音。可是站岗的兵都穿着夏常服，脸和手都冻得通红。而他们的大衣，放在一排排的凳子上，大概是为我们预备的。我就想说点儿什么。
我问两个站在地图边上的兵，冷吧？他俩一起说，不冷。
那怎么可能？我正想“干涉”一下，让他们把大衣穿上，忽听C大校一声吼：把大衣都给我穿上！
兵们得了长官的命令，纷纷跑来，把大衣穿上，再跑回到哨位上。站得更直了。我看凳子上还有几件，赶紧也拿一件穿上。实在太冷了，充不得英雄。我穿了一件毛衣，一套迷彩服，一件羽绒背心，又在外面套上军大衣，臃肿的完全不能动胳膊。
Y裹了裹衣服，跳下车去拍摄。
我在车上写笔记。这些日子来，的确有太多的事情值得记录。
这里距边界仅仅5公里，5公里之外，对方部署了不少兵力。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C大校率工作组开始工作，Y跟拍，我就找战士聊天。两个扶着地图的战士，一个是重庆长寿人，一个是贵州人。都19岁。仅比我儿子大一岁。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在他们的脚下，我看见几朵蓝紫色的小花和黄色的小花，从薄薄的雪里探出头来。我在查果拉的山坡上也见过这样的小花，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属于蕨类，生命力很顽强。那么高的山，那么冷的山，那么干涸的山，它们依然能存活，并且开花。它们就像这些兵。兵就像这些花。
（照片：与雪相伴的小花）
在我们聊天的当儿，有个不丹商人背着背囊从我们身边走过。他看我们一眼，没有笑容，有一小点儿谨慎。战士告诉我，这里常有对方的人进入或出去。不丹商人到帕里镇做生意，只要在镇上公安部门办理简单的手续即可。每年春、夏、秋季，大约有1500多人次的不丹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炒米、手表、草药等货物，来交换热水瓶、胶鞋、料等日常用品。只要他们守规矩，我们都不会干涉的。我们的边境政策历来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
两个兵始终有些拘谨，话不多。我就找话说，我说，这地图不是有支架吗？你们干吗还扶着啊？他们回答说，风一来就会吹倒的，山口的风很大。
哦，我把风忘了。别看它没影儿，却是威力无穷。风雪高原，风排在前面呢。若没有风，仅仅雪，高原不会那么冷的。一旦有了风，风搅动雪，雪渗进风，顿时天寒地冻，萧杀一片。有多少人就在这样的风雪中献出了生命。
在帕里前面，有个叫堆那的村庄，有一年，有6个年轻军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遭遇雪灾的。
当时他们探亲返回连队，车到堆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不是我们这些在内地人能想象的。其实当时才10月。内地还是金秋。他们坐的车不能再走了。他们就下车来步行。他们不想超假，而且他们觉得不过是二十多里路，花个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们低估了高原的风雪，当然若没有风雪，肯定是没问题的。更长的路也没问题。
或者他们也估计到了风雪，但想以青春和热血与之抗衡。他们就开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艰难，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在茫茫雪原上，他们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脆弱，体内的热量渐渐耗尽，寒冷更猖獗的向他们进攻，更猖獗的包围他们，吞噬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倒下了……
C大校的讲述，让我忽然想起，几年前我在八医院采访时，外科护士高静也给我讲过。她说，有年秋天，１０月底。下了一场大雪，特别大。我们医院送来6个被冻伤的军人。6个伤员里，有４个军官，2个士兵。他们是在探家回来的路上，遭遇这场大雪的。上路时一点下雪的迹象都没有，走到一半突然下起来。他们坐的车先是迷了路，然后又陷住了。他们就下来步行，路是走对了的，但还是全部冻伤了。我问，不走不行吗，不能就在车里等吗？高静说不行，那样会冻死。我又问，伤得厉害吗？高静说，厉害。两位牺牲，另外4个人，分别被截了肢，有的是脚指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截了小腿。我说，必须截肢吗？高静说，是的。那些冻坏了手和脚，以及腿的，不截掉的话，坏死的肌肉会一直蔓延上去，影响全身。高静又说，那个截了小腿的，是个军医。我认识。当年我们一起到内地医院进修过。他进修医生，我进修高护。他人特别好，当时如果没有他，那几个人可能会伤得更厉害。所幸，他们后来恢复得都不错。军医结婚后，还带着他的妻子孩子上医院来看过我们。住了两三个月的院，和我们医院所有的人都有感情了。那个兵后来也结婚了，他是写信告诉我们的。
以前我们说哪里冷，会形容说，冷得耳朵都要冻掉了。但我们不知道，在西藏，这不是形容，是经常发生的现实。
冻伤的，毕竟还留下了性命。还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间被风雪高原所吞没？我们军区记者站的记者胥晓东告诉我，他有一回从亚东出来到帕里，雪很大，跟在他们后面的一辆空军的车就翻了，车上一家三口，加上司机，全部遇难。
男的是亚东某空军部队军官，他的妻子和孩子进来探亲。也许是太冷了，孩子幼小的肺经受不了高寒带来的极度缺氧，想出去，也许是妻子假期到了，回单位超假了要挨领导的批评，想出去，也许是家里有老人，老人害怕儿女不在身边时的孤独，等着他们回去团年，总之，他们急于走，却因为大雪，一直不敢走。那天看见胥晓东他们出发了，他们就跟了上来。想有个伴儿，一起走。在雪地上开车，有经验的司机都知道，前面好走，因为雪是松的，不滑。所以胥晓东就让他的车走前面，但那位空军军官谦让，让他们走前面。两家彼此推让了好一阵，最后还是胥晓东他们走在了前头。谁曾想，走在后面的他们，真的发生了不幸！就在山路上翻了车，坠入悬崖……
胥晓东说，我当记者，出过无数车祸，不下十次吧，但这一次是最难过的。我老是感到内疚。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内疚。如果那天我不急着走，他们也许就不会走。唉！
我不知道那家人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孩子多大，孩子的母亲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急着走，一切都只能揣度。我只知道，那是个军人的家庭，那个家庭就那样葬在了高原。
还有那位司机，那个年轻的士兵，他也留在了高原。从此，在仰望高原的目光中，又多了几双含泪的眼睛。
我想起那首美国歌曲，鲍勃.迪伦写的：一个人要走完多少路，方才能称作人？白鸽要飞越多少大海，才能在沙冢里安眠？炮弹还要呼啸多少回，才能永远销毁？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在此行的途中，我经常想，一个人要在高原站多久，才能算真正站稳？一个人要在风雪中坚持多久，才能算抵御住了严寒？一个人要在西藏行走多少路，才能懂得高原？
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