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维
在我记忆中的好婆家的大伯伯，是一个很善良慈爱的人。
到如今，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哪是一九六四的夏天，母亲把我从浙江的乡下接回上海的家里来。我第一次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在一楼的楼梯口遇到了好婆家的大伯伯。此时，他正好从他弟弟的家里走出来。
我们这幢楼的这个号门里，楼上楼下，三个楼层里住着九户人家。他弟弟的家就住在一楼。
母亲就对我说，“这位是好婆家的大伯伯。你快叫他一声大伯伯。”
我就轻轻地叫了他一声：“大伯伯。”
母亲又对大伯伯说，“这是我的小儿子，他一直生活在乡下。小名叫强子。”
大伯伯听了，他很高兴地摸着我的头，微笑着对我说，“强子。你回来啦！我也多次地听你母亲说起过你的。你都长这么大了。”
母亲就对他说，“我这次是去乡下，刚把他接回来的。”
大伯伯就说：“小孩子，还是回上海来好呀。今后也能在上海好好地读书了。在上海读书的条件，毕竟是要比乡下好得多呢！”
从那时起，我就叫他大伯伯了。我们一个号门里的人都是叫他大伯伯的。
母亲和大伯伯聊了几句后，我们就告别了大伯伯。我就跟着母亲走上楼梯，到二楼我们自己的家里去。
我并不知道这位大伯伯是谁，回到家里，我就问母亲，“这位大伯伯是谁呀？”
母亲就对我说，“这位大伯伯是一楼好婆家的大儿子，他是刚从青海的农场回到上海来不久的呢。大伯伯现在在崇明的农场里工作。每到假期里，他没地方去，就到弟弟家来看望他的母亲来了。好婆现在跟她的小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他母亲住在小儿子的家里，大伯伯每次回上海来，就住在他弟弟的家里了。”
我就这样第一次听说了关于大伯伯的事。其实，母亲并没有把大伯伯的事说得很详细，她说得含含糊糊地。有些事，我听得也是似懂非懂地。可是，我的心里却总是带着许多的关于大伯伯的疑问。
大伯伯中等个子。我每次看到他时，他总是穿着一身藏青色的确良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他像是有四十来岁的年纪了。他长得十分地清瘦，脸白白的，总像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他每次从崇明农场回来，总是风风尘仆仆地，脸上带着一种很是疲惫的样子。他与他身材高大健壮的弟弟站在一起，完全是两副样子，根本就看不出来是兄弟俩。
大伯伯每次到他弟弟家里来，他总是独自一个人来，独自一个人走。
他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呢，他没有自己的家吗？他没有自己的老婆和小孩子吗！有时候，我就这样地想。
我曾问过母亲，他为什么总是单身一个人来到他弟弟的家里来看望母亲呢？他没有自己的家吗？
其实，我母亲也不是十分地清楚，他为什么到如今还会是一个单身。
那时候，我还小，并不明白大伯伯为什么一到假期里回上海就住到他弟弟的家里来。他弟弟的家里，住房条件也是很拥挤的。他弟弟和弟媳，两个小孩子，连加上好婆一共是五个人。他弟弟和弟媳妇，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四口人拥挤着同住在一间十六平方的房间里。好婆就住在房间外面的一架楼梯棚的下面，而大伯伯来到他弟弟的家里，他就睡在好婆床前的水泥地面上，打地铺睡。
我们这个号门里，从一楼到三楼共有两架楼梯。朝着大门的一架大楼梯是大家公用的，住在三个楼层里的人，上楼下楼，全都要走这架大楼梯。而好婆家里的这架小楼梯只是从前供佣人们用的一架小楼梯。因为这架小楼梯能够直接走到三楼的一个晒台上去。现在从一楼到三楼，这三户人家的中间都把楼梯隔开来了。这架小楼梯就成了三户人家独用了。楼梯也失去了应有的功能，成了三户人家储藏东西的储藏室。好婆年纪大了，楼梯棚的下面整好能放进去一张够她睡的床。大伯伯回来就睡在好婆的床前的水泥地面上。一楼的水泥地面是很潮湿的。所以，大伯伯在打地铺时，他的弟媳总是要把两条厚厚的棉花被给他铺在下面。弟弟家的这块楼梯棚的下面放了一张给好婆睡的床，床前又给大伯伯打一个地铺，好婆床前的这一小块地面就显得更是拥挤了。
大伯伯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家，他为什么还没有老婆呢？我又一次问过母亲，她却还是没有对我详细地说。她说起来时，也总是含含糊糊地。
我们住的那条弄堂在新闸路上，名字叫沁园村。这条弄堂里，从前住过许多有名的人物。著名的电影演员阮玲玉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住的这条弄堂里，从前是烧煤球炉子的。我回上海不久，就开始装煤气了。我家的房间门口的过道里，因为里面还有张阿姨的家，房产部门就不能给我们把煤气灶装在过道里。张阿姨家里也不同意。我们家的煤气灶就只能装到一楼的灶披间里去了，也就是只能安装在我家住的那间亭子间的下面。我家楼下的这间灶披间，原来只有好婆家和一楼的沈家两户人家合用的。我家的煤气灶装到了这间灶披间里去，这间灶披间就变成三户人家共用了。三户人家的三只煤气灶就并排地靠北边的墙装在一起。好婆家的那只煤气灶靠东边的窗，我家的煤气灶在中间，沈家的煤气灶就装在靠西边的窗。这样一来，我家烧饭、洗菜、淘米、炒菜就全部要跑到一楼的灶披间里去了。每到烧饭的时候，三户人家的人，就同时站在各自的煤气灶前炒着各自的菜，做着各自的饭。很有点像现在大饭店里的那间大厨房。烧饭炒菜的时候，这间灶披间里就很是热闹了。三只煤气灶上的三只铁锅就会同时响起炒菜的声音来了。
我们天天在一起做饭，烧菜，我和好婆家的人接触就多起来。大伯伯每次从崇明的农场回上海来看望好婆和他弟弟一家人，我们和大伯伯的接触也多了起来。我就看到他每次回到弟弟的家里来时，总是大包小包地背回来各种各样新鲜的蔬菜，有时带回来一块肉和几样新鲜的蔬菜，有时带回来几条新鲜的鱼和几样新鲜的蔬菜。他一走进弟弟家里，好婆和弟弟一家人总是很高兴地迎接他。那时候，像他背回来的这些农副产品，大都是些要凭票才能在小菜场里买得到的。他走进弟弟的家里，放下背回来的这些东西，先和好婆一起说说话儿，再就是和弟弟的两个孩子玩一会儿。接着就不停地帮着弟弟和弟媳一家人做着各种家务活儿。他的弟媳要自己来做，他也不让她去做。弟媳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可是，她还是很客气地抢着要自己亲自去做。
这时候，我就听到他对弟媳这样说，“你还是歇着去吧！我回来了，这些活儿就用不着由你再来做了。一切我都会做好的。在崇明农场时，只有我一个人，我想做这些家务活儿，还捞不到这个机会呢。你就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吧。其实，做做家务活儿，对我来说，还是一种享受呢！这厨房里的事，还是交给我了吧。”
他总是这样劝说弟媳妇，让她回到她们的房间里面去。
他每次总是把从崇明带回来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农副产品，一样一样地清洗出来，然后一样一样地烧给弟弟全家人吃。好婆家在灶披间里放有一张吃饭的圆桌，大伯伯就把烧好的各种菜，一碗一碗地摆在这张吃饭的圆桌面上。吃饭的时候到了，大伯伯就喊着弟弟一家人来吃饭。好婆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时，我经常地看见大伯伯把带回来的各种烧好的菜夹给他们全家人吃。
有时候，大伯伯和我站在各自的煤气灶前烧菜，他也会把他带回来的，并把已经烧好并要往盘子里盛的菜，先夹一块给我尝尝。有一次，他夹了一块红烧鱼块让我吃。并很高兴地对我说，“你也尝尝我烧出来的鱼块的味道吧。”
我就不客气地张开嘴，接过了他夹给我的那块红烧鱼块，吃起来。
他一边看着我吃，一边就微笑着问我，说，“我烧的菜好吃伐？这鱼新鲜得来。今天一大早，我就到集市上去了。在卖鱼的摊位上，我一下就看见这两条活的青鱼了，我就把它买回来了。一路上，它还活蹦乱跳呢！全部还都是活着的呢。”
我就会一边吃着，一面对他笑着说，“鲜，鲜。真鲜。你烧得味道也真香，这鱼块的味道真好吃呀！”他就开心地笑了。
他每次烧好了一桌菜，把菜摆放在一张圆桌上。他就会朝着好婆，弟弟，弟媳和两个小孩子喊一声，“我把饭菜都烧好了。大家都可以来吃啦！”
好婆就扭着一双小脚，首先地走出来了。接着，她的小儿子和一家人也来到灶披间里了。这时候，好婆看着满桌的菜，她首先就笑了。
我看到好婆时，她大概有八十多岁了吧。她长得精瘦精瘦地。她平时爱抽水烟，没事的时候，她就把从烟纸店里买回来的一刀霉头纸，在圆桌面上卷成一根根细细的纸棍条。她把这些圈成的纸棍条，很认真地捆起来，把它们放在一边。抽水烟时，她先把烟丝装进水烟壶里，压得紧紧地。然后，她拿过来这捆纸棍条，抽出一支，在纸棍条的顶端点上火苗儿。火苗儿就在纸棍条的顶端一跳一跳地。她用一跳一跳的火苗儿，去点水烟壶里的烟丝。水烟壶里的烟丝，被她用火苗儿点一下，她就抽一口。纸棍条上的火苗儿灭了，只能看见火星儿还在时，她就用嘴“唿”地吹一下。火星上的火苗儿就马上又忽地跳出来了。水烟壶里的烟丝又被她点得一闪一闪地。她就又能呼噜噜，呼噜噜地抽起水烟来了。她抽水烟时，眯着眼睛，从来都是十分地认真，很是有一种特殊的派头。看她的脸上，总会带着一种飘渺的仙人似的神态。她的那种派头，不是从一般人家的女人身上能够见得到的。她抽过水烟，就很认真仔细地擦一遍手里的哪把水烟壶。哪把银色的水烟壶就被她擦得雪亮雪亮的了。散发着银色的光。
我每次看到她这么认真地抽她的水烟，总是会产生一种好奇心。我就回家问母亲，“好婆为什么总是抽水烟，而不是抽纸烟？她要是抽纸烟，多简单，多省事呀。她还把水烟抽得那么地认真。呼噜噜，呼噜噜地。”
母亲就笑笑说，“好婆家从前是很有钱的。你看她抽烟时的那个派头，就知道了。”
母亲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她家从前一定是很有钱的人家。她抽起水烟来时的那个派头，绝对不会是一般人家的女人身上所有的。我就感觉到好婆家从前一定是大户人家的女人。
他弟弟走进灶披间来，看着一桌丰盛的菜，就会马上喊他的女儿，“老大。你去买两瓶啤酒来。要黑啤的。我想和你伯伯要喝两杯酒呢！”
他的大女儿就从爸爸的手里接过钱，马上跑到附近的烟纸店里买啤酒去。不大一会儿，她的手里拎着两瓶啤酒回来了。他的小儿子就抢着要给爸爸和大伯伯开啤酒瓶的盖。大伯伯的弟媳就会去拿来两只高脚酒杯，给他们兄弟俩往酒杯里倒啤酒。她往酒杯里倒啤酒时急了一点，也有点紧张的样子。酒杯里啤酒的泡沫就一下子满上来，眼看着酒杯里的泡沫就要冒出酒杯来了。好婆就会紧忙地说，“泡沫要满出来了。让他们哥儿俩快点先喝掉一口！”
她又会笑着对儿媳说，“你在倒啤酒时，要把杯子斜一点的。这样酒杯里啤酒的泡沫就不会满出来了。”
儿媳妇就红着脸说，“我也是倒得急了一点呢。一紧张就把啤酒倒得满出酒杯来了。”
这时候的好婆，已抽完了一壶水烟，她看着两个儿子在喝酒，脸上就会流露出一种很幸福的表情来。她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饭。她一直要等到大家都快要把饭吃完了，才会端起半小碗饭慢慢地吃起来。
大伯伯每次来弟弟家里看望好婆时，都会让我看到这样的场面。
我们这个号门里，一楼有一个天井，这个天井也正对着灶披间，楼上楼下的人家，只要探出头来往下面看，都能从上面看得见整个天井里的一切。
大伯伯和他弟弟一家人的关系处得极好，特别是对他的一双侄子和侄女，更像是亲生的一样。有时候，他回到弟弟家里来度假，就会很高兴地和两个小孩子一起玩儿。有时候，他还把两个孩子，前面抱着侄女，后面背着侄子，在天井里不停地走呀走地。他背着他们转了一圈又转一圈，转了一圈又转一圈。他一圈一圈地转个不住。好婆，弟弟和弟媳看见了，就会笑着对他说：“你快把他们放下来吧！别把你累坏了。”
他的弟弟和弟媳妇还总是要训斥两个孩子几句：“你们快从大伯伯的身上下来吧。他刚回到家里来，你们就又是要他背，又是要他抱的。别把大伯伯累坏了！”
大伯伯却乐呵呵地，不肯马上把两个孩放下来，还是抱着背着姐弟俩在天井里转圈儿。
他每次回来，还总是要带回来一些好玩的东西给他们玩儿。
有一次，他带回来一只从岛上逮住的小鸟。那小鸟身上的羽毛淡黄色的，好看极了。他把这只小鸟关在一只小笼子里。小鸟的脚上，还被他绑了一根细细的绳子。他一到弟弟的家里，就把这只小鸟从笼子里放出来，小鸟就飞起来了。他的手里就拉着这根绳子，让小鸟在天井里飞。他的两个侄子侄女就跟着他在天井里跑。
我们一个号门里的一群小孩子，从楼上看到大伯伯带回来这么好看的一只小鸟，大家一声喊，也纷纷从各自的家里跑到天井里来了。
那个时候，在上海的城区里，是根本看不到这么好看的小鸟的。我们就都高兴地围着大伯伯在天井里一起玩这只小鸟。他也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和我们一起玩。他拉着手里的绳子，抬头看着在空中飞的小鸟。他跑着，跑着，一不小心，绊在一个小孩的脚上了。他摔了个大跟头。他的一副眼镜就从脸上滑下来，摔掉在地上，一块眼镜的镜片就摔得粉碎了。把他绊倒的小孩子就紧忙把他扶起来。连连说着，“对不起，大伯伯。是我不小心把你给绊倒了。”
小孩的父亲，正在楼上自家的窗口往下看着他们玩呢。他就紧忙地下楼来，对大伯伯说，“我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的。是我家的小孩把你给绊倒的。这块摔碎的眼镜片，我来赔你吧。”
大伯伯就笑着说：“不用你赔了。我去眼镜店里再配一副就行了。我也正想着重新去配一副戴呢。”
几年后，我看到大伯伯还是单身。还是看到他到了放假的时候，就从崇明农场里背回来许多新鲜的农副产品，到弟弟家里来看望好婆。他一到弟弟的家里，他还是不停地帮着做家务，洗菜，烧菜，做饭，做好一桌菜，就喊弟弟的全家人来吃。到了晚上，他还是在好婆床前的水泥地面上打地铺睡觉。过完几天的假期，他就又会回到崇明海岛上去。
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还是这个样子。
七零年我下乡去了黑龙江的农村。临走时，我遇到了大伯伯。他也知道我要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去了。他看到我就握了握我的手，对我说：“你到了边疆后，要好好地劳动锻炼。不过，黑龙江一定会很苦的，生活的条件可能会像我当年在青海时一样的。你要多注意身体呀！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呢！”
我说：“大伯伯，我会注意的。你也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呀。”
由于我马上要去黑龙江插队落户了，那段时间里，我和许多要离开上海的同学们一样，都喜欢看地图。回到家里，我想想，大伯伯是从青海回来的。我就在一本地图册上找到青海省的哪一页。我在地图上看到青海那个地方离上海是很远的。很远的。
我去黑龙江后，冬天农闲的时候，每隔两年我就要回一次家，在上海住上两个月。黑龙江的春天要来了，我也要回去了。我每次回家，都会遇到大伯伯也从崇明的农场回到他弟弟的家里来。他还是老样子，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这件中山装已经被他洗得退了颜色，已经很旧了。我看他的脸色，他是更加清瘦了。
他在一年一年地变老。好婆也在一年一年地变老。这个号门里所有的人都在一年一年地变化着。有的在长大，有的在变老。
七六年，我在大庆油田参加了工作，后来又调到了辽河油田参加了石油大会战。在企业里，我成了国家的工人，每年里就有探亲的假期了。每年在休假期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