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人生价值的壮丽诗篇
（耿华）
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究竟如何来体现？这是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也是人类不断地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的最基本的努力。
竹林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就是一部描述中国有知识有思想的青年一代探索这些问题的力作。
一
这部作品写的是一群来自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里，在极左思潮和政策的驱使下，来到中国西南边陲西双版纳。他们在那里建立农场、种植橡胶，并以军队编制进行组织管理，接受思想教育的故事。
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小说，已经有相当可观的数量了。值得指出的是，正是竹林早期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开创了这类题材小说创作的先河。然而，从直接描写和反映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的不幸遭遇，到进而用历史的哲学的目光去分析评判这场运动的本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中国青年一代思想上的影响和震荡,这就需要一个过程。值得人们注意和研究的是，这个过程，还是由《生活的路》的作者来完成了。新作《呜咽的澜沧江》，摆脱了单纯描写知识青年在这场运动中的贻误和苦难的伤痕文学的模式，站在历史的新的高度，回过头去审视和总结了这一代青年的奋斗与思考，失落与追寻。从而，也就赋予了这个似乎已经陈旧的题材以新的深刻的一面。
上山下乡运动，原是在五十年代初提出来的口号。开始的时候似乎是要让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把知识文化与科学技术带给农民，以改造中国的社会，把中国广大贫穷、落后的农村面貌改变过来，把农民从传统的愚昧落后的封建文化桎梏下解放出来。应该说，这种想法起码在理论上是合理的，正确的。因此，这时期的上山下乡主要是动员农村里出身并在城镇学校念书的毕业生回自己的家乡参加劳动和建设，影响当然是正面的。然而，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后，上山下乡运动重又被提出，而且不但动员中学毕业的青年人，甚至还将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都送到农村去劳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所谓“一片红”时期，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下，将所有的初高中毕业生送到农村去，将城市过剩的人口负担转嫁给农村，这就使事情走向了反面。
其实，上山下乡的思想理论,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想当然，是不顾实际环境的做法。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要求他们以自己的文化去影响和改造农民;结果却发生了倒转，变成了让知识青年去接受再教育、让农民教育知识分子的荒唐政策。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根深蒂固，看似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犹如一滴油溶进了浩瀚的大海，被淹没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就只有知识青年的被贻误和受苦难了。因此，知青们自嘲道:按进化论的观点，劳动使猿变成人;而现在将他们送到农场“再教育”，是想让劳动使人变成猿。
《呜咽的澜沧江》中写到的知识青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送到云南边疆去的——龚献是因参加文化大革命中高干子弟的造反组织“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从监狱里放出来后直接被送往军垦农场，到火车站时才被去掉了手铐的。另外的北京知青，如何士隐、孙耀庭、李凯元等，虽然作者没有详细写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经历，但他们都肯定参加过红卫兵组织造过反。至于小说的主角陈莲莲，则和那些北京知青不太一样，她当时仅仅是一个十六岁的不谙世事的少女，因出身不好，爸爸是右派，因此没有资格参加“革命”，她也许就只能作为减轻城市负担的原因被送去农场。
是什么样的原因使知青们抛弃家乡和亲人到边陲接受“再教育”,这无关紧要，因为这是社会政治原因决定的，他们无法知道，也无力自主，只能看作“命”。重要的是，他们聚集在一起了，代表这一代青年人聚集在一起了；而且通过这场“再教育”，使他们经历了一场特殊的生活磨炼和思想激变，从幼稚的朦胧的被生活扭曲了的思想和心理状态中清醒过来，成熟起来，有能力进行人生价值和理想的思考与追寻。
二
那么,知识青年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磨炼，这些磨炼又促使他们思考了些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知青们到了西南边陲的这片荒蛮之地，首先遇到的是极其艰苦的军事生活:他们在来这里以前，被告知的是风景秀丽的亚热带富庶之地，贫下中农阶级觉悟很高,请知青们去帮助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然而，到了那里一看,他们落脚的地方，是“瑟缩在荒山野岭下的一块小小的坝子，无疑是远离人世的一个孤岛”。这里没有住的地方，必须自己动手砍毛竹、割茅草、搭草房;没有菜吃，只能喝“玻璃汤”（盐开水)。然而他们必须在这里“学大寨，展宏图”。他们白天“烧山，炸坡，造梯田”，“走百里路，挑十担水，浇一棵苗”，晚上还要展开“大批判”，改造世界观。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下出去挑灯夜战的女知青，终于摔死在山沟里。至于当地的老乡，竟都是迷信的、反对学大寨垒梯田的落后分子。
还有，就是有一批女知青有幸脱离了繁重的苦役，被调到团部去当广播员、送出去招工、读大学，以及入党提干;为此她们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年轻漂亮又温柔的女知青露露，在团广播室被“权力野兽”们像牲口似地奸污、蹂躏。
再有，男知青李凯元被团部武装部长活活打死。知青们群情激愤地起来抗争,为李凯元送葬，竟被围在孤岛上，被烧了房子，断绝了粮食供应，以致演出了种种惨剧……
然而，逆境虽然可以使许多人消极沉沦，同流合污，甚至使绝大多数人一时间钳口衔枚，俯首帖耳，却禁不住人们的思想。可以说，人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动物，除了生物学上的能够直立行走外，主要的是他还能独立思想。
——“一个人可以放弃好多东西，却不能不想……你去想吧，你悄悄地想，在夜里，在某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也许不被他人所知。”
——“思想是一种力量,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它超越国界，超越历史。”
而青年们，又是社会中最有生气，最勇敢，最善于思想的群体。他们终于面对这样的逆境，在困惑中开始了思想。他们发现，平时接受的所有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广播、书籍、报刊、电台)，那天天讲，月月讲的教条，和眼前的生活现实，有着太大的距离;尽管天天开会学习，天天搞“大批判”，抓阶级敌人，但他们兵团的知青内部，似乎没有那么多的阶级对立和敌人。倒是知青们与团部的头头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而从另一方面来讲，知青们远离了自己的父母家庭和亲人，来到一个偏远陌生的地方，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爱。也许，这是人的天性和本能。可是上面不允许他们讲爱，因为“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是要批判的。但知青们感觉到，如果把“爱”、把人性、人道主义都送给了资产阶级，则无产阶级剩下的，就只有阶级斗争了。这是多么令人不能理解！
知青们终于冲破禁令的约束偷偷地秘密地“爱”了起来，这是感情的需要，也是人生自我保护的需要。因为女知青们觉得“与其被团部的头头们用各种革命的借口弄去随意玩弄，还不如在知青中找一个靠山”。
一种逆反的现象开始了： 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抓得越紧，知青们心底里的那种自发的爱的饥渴也越强烈。终于，在一片黑暗里，他们发现了一丝亮光。他们惊喜若狂，将它当作了灵光、圣光，向它顶礼膜拜，并拿出全部的热忱和勇气来追随它。这圣光就是《南共纲领》中讲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人类之爱”。客观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一代的青年们的思想走势——世界上只有两种制度，两种理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先进的制度，是人类的天堂，是客观规律；资本主义是腐朽没落的制度，必然灭亡。因此，他们认定，这个讲“人类之爱”的共产主义，必定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于是，他们凭着一腔热血组织起了秘密的“人类之爱”小组，企图为之奋斗。
然而，他们太幼稚、太莽撞了。他们不知道，“博爱、平等、自由”，本来自有人类文明史记载以来，就是人类最美丽、最基本的理想。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中，不知道有多少志士仁人、勇者为此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昂贵的代价。
“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热血……”
这首歌的歌词告诉了他们，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因此，龚献他们这批知青，也愿意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
知青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
小说的男主角之一的龚献，作为干部子弟，他首当其冲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起先，他站在被冲击的父亲的立场上，“相信父母的话，联合一帮共命运的小兄弟，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联动’，驾着摩托跟踪江青的轿车”，“为捍卫父辈开创的红色江山”，他“加入了暗杀红色女皇的敢死队，锒铛入狱后每天悲壮地高唱国际歌”。后来，他通过童年时代的女友参加红卫兵用宽皮带抽打已经成了“走资派”的他的父亲这件事，经过理智上的认真反思，终于认识到，根本原因是自己的父母利用gcd给他们的权力不人道地迫害过善良的女教师，他们被阶级斗争的理论弄得失去了人性。同时,他又在监狱里“认真读了不少马克思的著作”，悟到了“真正共产主义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而小说的女主角陈莲莲,她对文化大革命的体验则又是另一个样子……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才小学四年级，我经常钻来钻去看大字报，看批斗会。当我看到那些真理的化身，那些大大小小，道貌岸然的官们弯下伟岸的身体，低下尊贵的头时，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像闪电似的传遍我的全身。要是我有钱，要是妈妈不阻挠，我也要买绿军装，买宽皮带抽人！一切侮辱我们、鄙视我们、把我们推向不幸的泥坑里还踏上一只脚的正人君子们——我通通都要抽，一个也不饶恕！有一天，她跟妈妈去上海，在南京路上遇到了原先整死她爸爸，将她一家逼得家破人亡的走资派正站在卡车上戴着高帽子游街，母女俩心里痛快极了，“跟着那辆大卡车，一直走到外滩”，边走边举手喊口号。“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造反有理!”她们认为，这打倒走资派的口号是公允的，文化大革命是应该的！
现在看到的几乎所有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中，都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无是处，就像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说得绝对正确一样。然而，这本小说中男女主角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和理解，总是既真实又独到。
应该看到，任何一场能够使绝大部分群众都积极地参与的运动，都是有它自然的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一面的。长期以来，执政党的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已经在群众中造成了巨大的逆反心理。因此，“造反有理”的口号一提出，就会像洪水决堤一样,使全国几万人民为之癫狂。这一点，似乎可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另外，文化大革命中，这样大规模地由群众自发起来揭露和批判那些当权派(走资派）的劣迹以至隐私，撕去了裹在他们头上的面纱，从而至少使人民群众的认识更接近于现实，并使他们由盲从走向思考，这不能说不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以后的思想解放，以及改革与开放，恐怕也是以此为发端和前提的。
四
知青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人生价值”的问题。
这一代知青(老三届和新三届的中学生），他们有幸生长在社会政治动荡变革的特殊时期。从“文革”前接受的正规正面教育，到文化大革命中由狂热而转向失望、迷惘和痛苦，使他们由坚定不移地相信教科书上讲的共产主义理想到由于造反而揭出了“神”的真相，而走上了另一个否定理想、否定信仰的极端。因此，紧接着的被迫上山下乡，使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又受到了更大的压抑和摧残，从而在他们的内心感到空虚，逐渐形成了较为普遍的“信仰危机”。
然而，有痛苦就会思考，有空虚就会有追寻。
应该说，龚献对人生价值的追寻，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的。那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爸爸的老朋友、救命恩人王叔叔和父母亲不一样。王叔叔也是gcd的高级干部，可他的人性、良心和党性统一起来了，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更符合龚献追求善和美的本性。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的父母却无情地出卖了正直善良的王叔叔，再加上他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他对自己的父母以及他们的一套理论彻底地失望了。他发现他们“在理论上出了毛病”，并认为这个毛病就在于用主观唯心主义代替了辩证唯物主义，用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抹杀了人性和人类之爱。尤其当他在兵团看到了一系列的“权力野兽”们打着“革命”、“共产主义”的旗号，干着极端残暴、荒淫甚至灭绝人性的丑恶勾当的时候，他震惊了，他愤怒了，他不愿意像“指导员”那样做一个没有自己的思想、用别人的头脑来指挥自己的行为的可怜虫;他要自己去思考和追寻。他相信可以“将人类之爱写在我们的旗帜上”，“他气呼呼地拍了一下那只当做饭桌的箱子……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如果我们能通过这次事件，让大家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我们真正的共产主义纲领，那么，我死而无憾。”
龚献是共产主义的忠实、虔诚的信徒，同时又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当他被通缉、追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丢落族的纯洁的女孩子，愿意帮他脱离危险、逃避到国外去，可是就在即将离开祖国土地的一刹那，他又放弃了这个机会。因此，他背上了一个企图叛国的罪名，永远也不得平反。
最后，龚献被自己可怕的预言击中了，在“四人帮”垮台后的思想、理论混乱的年月里，被当做反革命枪毙了。龚献终于倒在了自己营垒里的屠刀下，变成了这场政治荒诞剧里的自作多情的殉道者。
由于龚献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局限，他无法超越社会的思想和理论的桎梏，好比自己蹲在箩筐里一定要想将自己拔起来一样，他注定要作历史前进的牺牲品。不过，龚献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如他的战友何士隐在他死了许多年以后重返澜沧江畔时说的：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骄傲和值得歌颂的英雄。历史把责任放在这个人的肩上，让他担当了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有了它特定的历史意义。他的死就有了价值。在人类历史前进的道路上，布满了地雷和陷阱，先驱者在探索中可能踩响地雷和落入陷阱。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后来的人能够绕过危险。而当我们轻而易举地绕过危险的时候，又有什么权利去嘲笑那些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的先驱者呢？小说中另一个男主角何士隐，虽然在作品里占篇幅不多，却是作品中的关键人物。他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追寻，另有一条轨迹。他喜欢读书，善于思考，性格内向，又温文尔雅。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也许正是这种家庭熏陶，使他养成了用较为客观的冷静态度去观察社会和思考人生。他不像龚献那样偏激和狂热，能正视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方法，较策略地指导自己的行为。可以说，在以龚献为首的这批为寻求理想和人生价值，为寻找“人类之爱”而自发结合起来的知青中，何士隐是一个头脑冷静的智慧型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