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贫困的象征，这一切又呈现在我的眼前：瘦弱的葡萄藤、细小的野菊花、碎玻璃拼成的金鱼缸、有裂口的抽水马桶，还有那种在马桶里的一株灰蒙蒙像大蒜苗似的叫不出名堂来的植物——难道这就是，妈妈说过的君子兰？
像只苍蝇，嗡嗡地飞一圈，又回来了。四年了，妈妈，这四年的岁月，让我如何对你说？
推开门时，悄无声音。门是虚掩的，既没上锁，也没从里面插上。也许在冥冥之中，妈妈已经知道她的女儿要归来了。
我没有喊妈妈。我像幽灵一样潜进房间，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鼻而来。没看见妈妈，只见朝南的墙壁上贴着几张白纸，白纸上有墨笔画的马和竹，还有宛如中学生临摹的不高明的莲花。看来这些都是妈妈在神思恍惚时的作品。
我站着没动，一时间有些迷糊。我不能想象这就是我的家，不能想象我曾经在这低矮的屋顶下度过了十六年的岁月。一切曾经存在过的都已不复存在，而这一刻——我将如何面对这一刻，如何抬起头，直视妈妈悲苦的脸！
从角落里传来一声低微的呻吟：“莲莲……”
我扑上前去，在寒酸的木板床上，缀满补丁的薄被下面，我看见了妈妈干瘪瘦小的身躯。
“你……收到电报了？”妈妈枯黄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我不明白什么电报，心里一片茫然。我凝视着妈妈唇边的笑纹，那唇是灰暗的，那笑纹也是灰暗的，僵硬而没有生气，像一道深深的伤痕，从鼻翼两侧延伸下来。
我说：“妈妈，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了？我陪你去医院。”
“不，”妈妈摇摇头，“我不行了，不要为我浪费钱了。”
“妈妈，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妈妈……”我突然感到心酸。
“拍了三个电报了，三个……”妈妈的声音，游丝一样在空中飘荡，“惟一的愿望，就是想见到你，跟你谈谈。有许多话，要对你说，许多许多……”
“妈妈！”我哽咽着，头垂得很低很低。
“终于回来了，多好，太好了。”妈妈喃喃地说，“孩子，过来，坐到妈的身边来，让妈好好看看你……这孩子，怎么了？不要低着头，过来呀，过来让妈看看！”
“妈妈，你有什么话，你说吧，说吧！”我双手捂住脸，一下子跪倒在妈妈的床前。
“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妈妈微蹙双眉，似乎在捕捉着一种十分遥远的记忆。忽然，她转过脸，灰暗的眸子定定地盯着我：“孩子，你又黑又瘦，气色好难看。这几年，你受苦了。”
我说不出话，拼命地摇头：“不不，妈妈，不是这样的。我很好，真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你看到我在门口种的一丛蒿竹吗？”
妈妈的声音，好像从遥远的雾气中传来。
“我想我如果见不到你，那么看见这株竹子你也就知道我的用心了。”
我不记得看到什么竹子，但我依然不住地点头，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动作，什么语言可以抚慰母亲的心。
突然，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声传来，破旧的窗棂像受惊似的跳了几跳。妈妈喘息着，伸出枯瘦细长的手指朝外指着：“这是什么？什么？”
我开了门，耀眼的阳光使我一阵头晕目眩，好一会才看清，街对面有人在放鞭炮，还有人敲锣打鼓，狭窄的石子路上人流像溢出河道的洪水般推涌着。
心悠悠地给提了起来，旋律依旧，旋律依旧: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我说：“妈妈，‘四人帮’粉碎了，街上人在庆祝。”
妈妈“哦”了一声，垂下松弛的眼皮。
我突然意识到应该做饭，应该陪妈妈去看病，应该……应该做的事情很多，可是，缸里没有米，口袋里没有钱，乌黑的碗橱上挂着一张蛛网，在一抹西晒的夕阳中闪闪发亮。我低下头:“妈妈！”
妈妈握住我的手，叫我坐在她身边。她像孩子般依着我，一步也不许我离开。
傍晚时分，天变了，阴沉沉的小巷深处卷来阵阵西风。接着，绵绵的雨丝便从灰灰的云絮里撕扯下来，很细但是很密。屋檐上的瓦楞湿了一大片，院子里的葡萄藤抖抖地瑟缩着。一股阴冷的湿气在屋子里回旋，似乎那雨的凄凉意味已经透过破损的窗子、墙壁的裂缝弥漫进来了。
妈妈的手脚都是冷的，冷而僵硬，没有一丝生命的活气。我想尽办法也没能使它们暖和过来。忽然她又咳起来，嗓子里咕噜噜地响，我赶紧给她捶背，好一会，她才缓过气来：“莲莲，你……不回去了吧？”
妈妈的眼睛好像深深的黑洞，目光枯涩，可我觉得她把什么都看透了。她看透了世事，看透了生活，看透了我。她什么也没问，可她知道，我不会再回去了。
“户口，迁回来了吗？”她又问。
我几乎忘记了还有户口，忘记了人赖以生存的一切必要条件:户口、工作、油粮关系、各种票证……我来到这个世界本是一个错误。可是，既然错了，为什么不允许我改正，不允许我消失？还要逼迫着我，执迷不悟地走下去，走到什么时候？走到哪年哪月？
“那么，工作也没有希望吧？”她靠在枕上自语，这一双枯井似的眼睛，什么都明白。
突然，她坐了起来，挣扎着要下床。这一剧烈的动作，使她喘成了一团。我上前去扶她，她却推开了我：“去，去把箱子打开。”
箱子放在墙角的木架子上，樟木的，我们家惟一的豪华的家具。
我打开箱子，里面空荡荡的，除了几件旧衣服，别的一无所有。我翻了翻说：“妈妈，把棉背心拿出来，你穿吧。”
“不不，不要……”她咳着，喘吁吁地说，“把背心下面的那一件夹袄……不不，不是这件，是蓝色的，阴丹士林布的，对对，拿过来，给……给我。”
把一件折得厚厚的、散发着樟脑气味的旧夹祅交给妈妈。妈妈掀起衣服，露出一个扁扁的小木匣。
我看见过这只小木匣。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我说：“妈妈，卖掉一只戒指，给你看病去吧！”
妈妈闭上眼睛，摇摇头。
我忍不住又叫：“妈妈……”
“这些东西，能留到今天不容易。”妈妈说，“破四旧那时，你舅舅带着一帮学生来抄家，连老鼠洞都掏过了。幸好我把它埋在院子里，上面又压了一只破马桶，才没被抄去。现在，该交给你了。……”
“我不要！”我哭着叫起来，“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妈妈！只要你病好起来，跟我在一起……”
我突然感到，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我愧对妈妈。
“莲莲，我没什么东西留给你，只有这些。”她仔细地把木匣子包起，放在枕边。
“不要哭，”她拉着我坐下，竟微微笑了一笑，然后颤颤地伸出手替我擦拭眼泪。
那手指是粗糙的，骨节弯弯而且布满了裂口，抚在脸上，是微微的刺痛，是深深的温柔。我想我无论如何也要让妈妈的病好起来。我霍地站起来：“妈妈，我给你去请医生。”
“天都黑了，还上哪里去？”她漫不经心地摇摇头，“明天再说吧。”
明天……我好像觉得挨不到明天似的。这种预感很奇怪，很强烈，我不敢相信。
我勉勉强强地坐下，依偎着母亲，可是心里很不安宁。我有点害怕，尽管我已死过一次，可还是怕。我相信祸事要降临，这是比死还要恐惧的祸事。
不知妈妈是否注意了我的神情，或是也有了同感，她不许我走开，拉住我，紧紧地、亢奋地说不停：
“孩子，妈活了一辈子，只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世上顶坏的，就数人。人……再没有比人更坏的东西了。人最可恶，最残忍。像我们这种人，要活下去，就只好在夹缝中求生存，只好把自己的面目隐瞒起来，像竹子那样，随你把它弯曲成什么样，都无所谓，只是，心中有数。不能像你爸爸。他要挺直了胸膛做人，却白送了性命，只把受不完的罪，留给我们娘俩……”
一颗混浊的泪，从妈妈的眼角里渗出。我心里发酸：“妈妈，别说了。”
“不，我要说。”泪珠在深深的皱褶里闪动，“孩子，莫学你爸爸，自然，也莫学你妈妈。你的路应该自己走。听说你舅舅托人找关系，把你两个表兄的户口都从乡下办回来了。妈没这个本事，好在还有这一包首饰。妈死后，好歹你还能靠它生活一阵子。如今办事都要花钱，要请客送礼，你不要舍不得，该花钱的地方一文也不要省。只要户口回来，有了工作，比什么都强。妈就是死也闭眼了……”
似乎耗尽了力气，妈妈的声音越来越轻，松弛的眼皮软软地耷拉下来，好像真的再也不会睁开了。我急了，大声喊：“妈妈，妈妈！”
我觉着情况不妙，无论如何要送妈妈去医院。可是，雨下大了。没有车，我不知道该怎样把妈妈弄到医院去。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把医生请到家里来的好。
我直奔医院。县医院在县城西边，有半个小时的路程。窄窄的石子路，已浸透了雨水，踩上去噗噗地响。我跑得很快，可到了医院，门诊时间早过了。
我赶紧向值班护士请求说想请医生到家里去出诊。那护士好似听了天方夜谭，“哎唷唷”叫出了声：“亏你想得出，我们医院从来没这种规矩。再讲今朝医生出去游行了一天，吃力煞了，谁跟你去？”
求了半天没用，只好又返回去。我想再无别的办法，背也要把妈妈背到医院来，只是这样的雨，妈妈吃得消吗？也许，今晚还不碍事，待到明日天晴了，再来医院。
怀着一丝侥幸，我匆匆在雨中走着。远远地，望得见那小小窗口里射出来的昏黄的灯光了。我的心狂跳起来，但愿一切正常，但愿妈妈正在安睡，但愿寂静的小屋里响着匀称轻微的呼吸声——这就是万般凄凉中的美妙音乐了。
奇怪的是房门半开着，我抬眼就朝床上看，床上只有一条皱巴巴的被子。再一看，妈妈坐在墙角的马桶上，半个身子朝一边倾倒着，手里紧紧抓着那件蓝色的阴丹士林布夹袄。
我赶紧把她扶起来，她好像已经没有知觉了，瘦弱的身子比平时重了一倍。我慌慌张张，呼哧呼哧地把她弄到床上，顾不上哭，顾不上怕，一阵紧张的忙乱：又是掐人中，又是揉胸口，反正，凡是我能想到的一切办法都用上了。很清楚，在这个世上，除了我，没有谁能救妈妈，就像没有谁能救我一样。如果我还能在这个世界上苟延残喘地活些日子，那就是因为有妈妈。
妈妈终于哼了一声，慢慢睁开眼睛：“你舅舅，你舅舅……”
两片干裂的嘴唇一张一合，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十分难受的样子。我用小匙舀了一点水喂她，喝不进去，全洒了。她却伸出两只手，痉挛地在枕边摸索着：“你舅舅，他、他……”
“舅舅来过了？”我不解地问。
“他、他……”她费力地喘息，继续颤抖地摸索，两只手在抖，整个身子也在抖。
我的心一阵发紧：“妈妈，你找什么呢？我来帮你。”
突然，她发出一声嘶哑的干号，然后像一段折断的枯木一样倒下了：“啊，没了，没了，真的没了。”
我伸手在枕边摸了摸，发现那只首饰匣子不见了。
“我不该……不该拿出来。我不晓得他会来，听见门响，我以为，以为是你。我坐在马桶上，起不来，他……他就抢去了。他硬说……说这是外婆留下来的，其实不是，外婆的积蓄，早被他挥……挥霍干净了。这是我的……我从小做丫头、做佣人的积蓄。我……起不来，眼睁睁地看着他……看着他抢走了。莲莲，莲莲！”妈妈上气不接下气，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哦，妈妈，妈妈，人心真是比你想的还要坏。
我勉强定了定神，劝慰道：“妈妈，你不要急，既然已经抢去了，急也没有用。”
妈妈好像没听见一样，干硬的手指把我抓得紧紧的：“东西没有了……你怎么办？怎么办？”
我向妈妈望了一眼，突然感到恐惧。妈妈的目光，怎样的目光啊！深不可测的枯井，绝望地咕咕吸着，像要把我整个地吸吮进去。我胆战心惊地：“妈妈……”
妈妈不理会，只是一再地重复：“你怎么办？怎么办？”
我哭了：“妈妈，你不要这样。我不要紧，真的，我不要紧的呀！”
她听不见，也看不见，像赌咒的巫婆一样，嘴里念个不停：“你怎么办？怎么办？”
呼吸越来越困难了，目光也散漫了，只有嘴还在动，那依稀发出的含混不清的声音仿佛依然是：“你怎么办？怎么办？”
终于声音也哑了，两片嘴唇像枯萎的黄叶一样索索发抖。好像还想说，还想说，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突然，她坐了起来，两只手在空中乱抓，嘴里发出异常清晰的一个声音：“莲莲，你——怎么办？”妈妈到死也没有瞑目，在火葬场里，我无法使她睁大的双眼闭上。她就这么死死地瞪着头顶上永恒的天空，被推进去烧掉了。直到我抱着骨灰盒坐在门槛上，我还能感觉到她那令人惊惧的目光。我好像听见她在喊：“莲莲，你怎么办？怎么办？”
她大概是想带走她的女儿，想把这个女儿永远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她聚集生命的最后力量抓紧女儿，可她终于撒手而去了。
舅舅走过来：“你娘是我惟一的姐姐，她受了一辈子的苦。现在她去世了，我有责任关心你，我要对你负责——当然，首先是对你的政治前途负责。下乡上山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措施，有志气的革命青年应该高举这面红旗。丧事办完了，你就早点回兵团去，好抓革命，促生产。”
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我呆呆地望着他唾沫四溅的嘴，出神地想:这张满口革命道理的嘴，它是会吃人的……我赶紧一扭身离开了他。
抱着妈妈的骨灰盒，我一步步地走回家去。路上的一切——工厂、医院、汽车、行人，都与我无干。布满整个世界的，是妈妈的目光和妈妈的声音；还有，深秋的落叶，正一片片地在天上飘，枯黄的、晦涩的，没有一点点生命的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