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将李凯元的遗体运回了连队。
晚上，知青们给他守灵。身心交瘁的疲劳交织着极度的悲愤，有如奇特的兴奋剂，使我忘记了还有睡觉这回事。我守着冰冷的李凯元，如同守着自己昨天的生命。而这段生命是怎么回事，如同李凯元凝视漫漫长夜的不瞑的双目一样，是一个僵固的问号。
到后半夜，龚献硬推我回宿舍睡觉。很奇怪，当我舒展身体躺在床上时，就觉得又坐到了拖拉机上。明明万籁俱寂，耳边却响着“突突突”的声音。这声音穿过林莽，穿过我们走过的一切地方。但它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在我身体的里面，是我的灵魂不安地骚动和呼叫。我的肉体因此而变成了一个供它呐喊驰骋的无限空间。
在朦胧的迷糊中，我看见拖拉机越开越快，最后愤怒地向黑糊糊的山上撞去，山岿然不动，拖拉机却得到了一个轻轻的反弹力——那么轻那么轻，对山来说简直是漫不经心、微不足道，而拖拉机却被这一弹而坠落。它先像玩具似地在空中翻了个身，然后向着万丈深渊坠下去。我也往下坠，往下坠……我几乎已经看到了死亡，看到了粉身碎骨的下场。奇怪的是，就在这坠落的瞬间，我的身子突然失去了重量，好像肉体弃我而去仅剩下灵魂。它飘着，像根轻柔的白色羽毛。龚献拉着我的手，飘向一片透明的湛蓝。
我问：“这是什么地方？”
龚献说：“银河系呀！”
我东张张，西望望，果然，星星像水中的沙粒一样，就在眼前历历可数。
“可是这……这怎么可能呢？”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UFO的事了？外星人派飞碟来接我，我就带你出来了。这儿好，这儿的生物有高度的智慧和文明，他们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我是来考察的……”
“那么，我们还回去吗？”
“回去。”
“为什么？”
“我的理想是要在地球上实现的呀！”下了一夜的雨到清晨停了，天空弥漫着浓雾。那种每天看惯了的一览无余的翠蓝和浓绿都不见了，灰暗的天和灰暗的地搅成了一团，一株株高高的、黑墨勾出来似的棕榈树的羽叶，如伸张着的巨大的鸟翼一般，好像要随时把人抓住、撕碎、吃掉！
一辆吉普车停在棕榈树下。看到那辆车子时，我倒吸了一口气，好像看到一个怪物。我讨厌，我恨！这辆该死的车子，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它不来，现在来干什么？我们不需要，我们不要看见它！
许多人往前挤，好像要把那辆车子吞掉：
“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我们是来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呀，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下场？”
“不是被土压死，就是被‘太君’打死。我们不干啦，不干啦！”
铁锹举起，像愤然崛起的一片森林，又纷纷落下，如横遭砍伐的黑心树。
原来，这辆车是团部来接龚献去了解情况的。我对他说，不要去，不要上这辆车，他们肯定没安好心。可他说要去，一定要去，他要去跟他们谈判。
何士隐一反温文尔雅的常态，对龚献喊:“跟他们讲，第一，严惩凶手；第二，举行隆重葬礼；第三，……”
话没说完，孙耀庭接着嚷道：“他们不干活，天天坐小车乱转，喝酒吃肉；我们累死累活，可我们吃什么？盐水泡饭！他们随便玩女孩，我们连谈恋爱也不许，这公平吗？”
何士隐摇摇头，朝这个粗壮的身躯上拍了几拍：“老兄，不要讲什么公平了，这世上公平是没有的。平均地权是农民起义的口号，博爱、平等、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
有人眨眨眼：“不是说，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现共产主义吗？”
“共产主义在天上，而封建法西斯主义在地上。”不知谁咕噜了一句，声音虽不大，可大家都听清了。
龚献举起一只手：“第三，我们要生存的权利和自由。”
“说得对，我们要生存，我们要自由。”喊声此起彼伏。我抬起头，听见从湿重的迷雾中传来澜沧江哗哗的波涛声。我对龚献说：“我也去！”
从团部来的干部一直坐在车上，像个木头人。这时，他才开口：“团里没通知你去。”
“可她是见证人。”龚献一步上前，拉我上了车。
车开了，那干部没再吭声，可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到了团部，我果然被拦住了，连办公室的门也没让进。一个不知管什么的小头目——连同他的官衔和名字如今我通通忘却了——上上下下审视着我，好像在打量一个麻风病人：“你来干什么？关于你的生活作风问题，我们正在审查。你不好好交代你的问题，竟又和李凯元一起去偷香蕉。你太放肆了……”
我看见一张又大又扁、又黄又麻的虚胖的脸在眼前摇晃着、摇晃着，渐渐模糊起来。可突然间，我听到“啪”的一记清脆的响声。我极力稳住自己，定睛望去，只见那半边布满麻坑的黄脸上显出血红的几道指印——龚献揍他了。那扁脸气急败坏地反扑，却被人拉住。好几个人围着龚献，请他抽烟，叫他喝茶，半拖半拉，把他弄到办公室里去了。
我已忘了气愤——这种感情对我来说已麻木了。我只是觉得很虚弱。我慢慢走到外面，坐在一棵芒果树下，等待龚献出来。
我以为要等很长时间。可事实上，大约只过了十分钟，我就听见纷沓的脚步声。还有团部头头那个熟悉的声音：“小龚，这事的后果你要慎重考虑。”
“应该考虑的是你们自己！”这是龚献在说。我抬起头，朝门那儿望去，只见他匆匆走出来：“莲莲，莲莲！”他径直朝芒果树这儿走过来。
听见他这样叫我，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他跑到我跟前，低低地说：“走吧，没有车送我们了。要哭，到路上去哭。”
擦擦眼睛，我仍是觉得委屈，一块手绢都湿了，也不敢抬头，只顾跟着他往前走。出了团部的视野，我抬头望了望龚献。不知为什么，在他面前，我感到心虚，好像真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我期待着他来安慰我，可又怕他来安慰我——不，还是什么都不说的好。
沉默了好久，我终于小心翼翼地问：“你跟他们——谈好了？”
他摇头，出了口粗气：“想收买我，叫我讲是李凯元偷香蕉又不服管教，先动手打人。”
“瞎讲！明明是‘太君’，李凯元他……他根本没还手呀！”
我悲哀地垂下了头，觉得人活着真是没意思。记得小时候读过一个寓言，狼要吃掉小羊，就说小羊弄脏了它的河水。于是小羊分辩说，我在下游喝水，而你在上游，我怎么会弄脏你的水呢？如今李凯元死了，他连这样的分辩也不能作了。原来我们的命运，连狼口下的一只小羊也不如，我们是蚂蚁，任谁都可以伸手捏死，然后说一声:“讨厌！”
“如果我肯出卖良心的话，他们答应推荐我上大学。”龚献冷冷地说。
我抬起头：“这么好的条件？”
他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如果上了大学而丢掉了灵魂，那么，还不如死在山沟里！”
“龚献！”我蓦地想起了那个梦，竟冲动地想告诉他，可看了看他气得扭歪了的脸，我忍住了。但我相信面对豺狼只有他能对付。我需要他的肩膀，他的胸怀，他的温暖和力量。也许有一天，我的梦境会实现。走在盘旋的山路上，看见散布在山间的村寨，在一片紫霭氤氲中，绿树婆娑下，炊烟依依，偶尔飘来鸡鸣声，显得悠远而安宁，恍若世外桃源。
我忽然想，如果我和龚献永远留在这里，守着一份单纯宁静的岁月，对我们来说，便是不死的永生。我的心慢慢安静下来。
前面的小溪旁长着一丛茂盛的鸡蛋花，红梗白花；一簇簇一团团，洁白可爱。我不由得上前摘下两朵，放到嘴里咀嚼起来。一股清香甜润的滋味迅速在口腔中蔓延。我又俯身向小溪望去:越过摇曳的花影，我好像看到一张苍黑的脸在迷茫中向我俯视，迟钝的目光显出一种责备的意味。我微微战栗起来，为什么这几天来我好像把他彻底遗忘了？我闭上眼睛，在心中默默自语：“指导员，我还要去看你的，还要去。”
见我一直闷闷不乐，龚献问：“你怎么了？”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忘了指导员，却突然又想起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在想起他时心里又隐隐地不安和自责。仿佛有一片阴影，悄悄飘落到我心上，没有一丝分量但仿佛又沉重异常。我说：“龚献，人活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兴奋起来:“莲莲，真正的人生应该是不断地寻求，不断地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人与人应该相亲相爱，应该去为理想而奋斗。”
我懵懵懂懂，像在听神话，又像在听梦呓。他又说：“哦，对了，我上次给你的那份传单你看了没有？”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已记不清楚我到底仔细读完了没有，我肯定看过，但决无耐心看到底。这份没有称呼没有署名的传单给我带来的巨大失望压倒了一切，我不要看它。“他从来没给我写过信”——是的，我是这样委屈地说过，所以我把这封不是信的“信”交给了指导员。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些事告诉龚献。我隐隐觉得他会为此而失望，而我不愿使他失望。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他便不再追问，只是兴冲冲地接着说道：“莲莲，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当初我坐牢就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吃了一惊。
他说他原以为中国被某个女人搞坏了。可是有一天，他和全体“联动”成员突然从监牢里被放了出来，用汽车直接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谁也不曾想到，刚才还戴着镣铐，这一刻，却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旗手江青的接见。
“小将们，毛主席要我来看望你们——”江青拖着她特有的长而颤的尾音，强调此接见的郑重和规格的至高无上。又等了好一会儿，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酝酿了对伟大领袖的感情，然后，才话锋一转，接下去说：“小将们，你们受骗了，你们上了坏人的当，受了坏人的利用。”
“江阿姨……”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在牢里撒泼撒野，天不怕地不怕，这一刻终于来了感情，对领袖的关怀热泪盈眶。
他漠然望着这一幕，心并不为之所动。
他甚至有些模糊，想不出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又到底为了什么？他们在保卫谁又在反对：“谁？而这一切又是按照谁的意志发动的？
他忽然想到了街上的大字报。
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走资派的大字报，偶像和圣人们的大字报，乌龟王八蛋、资本家小老婆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铺天盖地，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纸糊的框架。一支支饱蘸着黑色臭油墨的笔粗鲁地将那明朗的天，锦绣的地豁出了一个个窟窿，脓血从窟窿里流出来，可以视为清泉，可以称作乳汁，一切的一切任你描摹任你想象。
“毛主席万岁！”江青声嘶力竭，小将们抱头痛哭。
他仍在发愣。文化大革命……这是一股溢出河床的洪流，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欲望冲决了堤岸，宿怨突破了地表；波涛席卷之处，只剩下遍地残痕。不容你彷徨不容你挣扎，浊浪急急地将你劫持而去，而前方是不可知的，即使站在历史峰巅的伟人，也无法预测它的流向。洪水一经泛滥，决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渠道。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监牢里读了不少马克思的著作，”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下去，“回来以后，我天天读，天天想，终于悟到，事情不能怪某个女人，而是我们的理论上出了毛病。真正的共产主义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