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向我描绘他的共产主义。在我，则像遥望那云雾迷茫中的山寨一样，一切都是可望而不可即。
突然，他站住了：“莲莲，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观点？”我愣愣地瞪着眼，“当然，我们相信你。”
他笑起来：“你真是个单纯的姑娘，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不，你已经是我们的战友了。”
我有些茫然，为什么不是朋友，不是爱人，而是……战友呢？虽说战友是很时髦的词，虽说大家都冠冕堂皇地在讲这个词，可是龚献……
我抬起头，正遇上他凝视我的目光，温柔而热烈，盛满了深深的爱意，我的心一点点热起来，不管怎么说，他是爱我的；不管怎么说，我拥有他的爱。我蠕动着嘴唇，觉得有一句话哽在喉咙里，想说又说不出来。
继续往前走去，这句话便又埋在了心里。
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莲莲，那天我给你的那封信，寄出了没有？”
温暖油然而生，我点头：“寄出了。”
“寄出就好，会有结果的。”他拍拍我的肩膀，“好了，振作起来。回去以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不必再为那个人担心，他不值得你这样的投入。”
我吃了一惊，真没想到，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难怪他不说“爱我”，难怪他只是要我做他的“战友”。龚献啊龚献，你刚才不是还在讲人要爱人、怜悯人、同情人吗？难道你在给我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后却又反对我真的去爱人同情人吗？那么，你指给我的是一条什么路呢？
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情绪的变化，竟一味地信口开河说下去：“说起来，像指导员这种人其实不过是个可怜虫。他不知道怎么用自己的头脑去思想。他只会按照上面布置好的一切去做，用上面规定好的思想去想。如果有一天，有人对他说：你自由了，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他会像到了月球似的失去了自己的重量，连路也不会走了。作为一个人，他的意识，他的才智，他的勇气和志愿——一切的一切都窒息了。他的身躯变成一段朽木，头脑变成一团枯草，像这样活着，跟牲口又有什么两样？”
我望着龚献，好像在望一个陌生人。怎么可以用这种鄙夷刻薄的口气来议论指导员？尽管他为营救指导员写了那样的信，可现在看来，这也许不过是一种财主对叫花子的施舍！
“你吃惊了？”龚献扬了扬眉，又道：“其实，说他牲口还算是好听的。说得不好听点，这种人连牲口都不如，牲口只是吃和做，只是自己甘当奴隶，而我们的奴隶却还要想去奴役别人，要别人成为奴隶的奴隶……”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觉得我的脸已经变了颜色，正要发作，忽听他猛地刹住了：“算了，不说这个了，这不是一下子能讲清楚的事。有些事，也真是说不清楚。比如说，我喜欢你，我爱你，爱得那么厉害，却讲不出道理。”
我愣住了，呆呆地望着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句话我已经等了很久，无论在梦中还是醒时，我都把他当成了我的神。生活不肯向我微笑，可是我的神与我同在。又有多少次，我冲动地想跟他说“我爱你”，可是终于又咽了回去。我在等待。为了这等待，我用整个身心去探寻他，并试图在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如今，这座桥被云雾吞噬了，我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莲莲，你爱我吗？告诉我，说你爱我。”他极有信心地伸手揽住了我的腰。
我推开了他：“不不，我不知道，我没想过。你说的那些话我都没想过。我不晓得怎么办……我很幼稚。”
他有些意外地愣了一下，随即又叹了口气：“幼稚倒是不要紧的，可悲的是愚蠢。”
我警觉起来：“你又是在讲谁？”
“当然不是说你。”他笑了笑，“只是打个比方，比如像猪栏的猪，吃了睡，睡了吃，即便在送进屠宰场的前一夜还在嗷嗷争食，决不放弃一瓢美味。假如有人去告诉它们明日将面临的命运，猪们一定不能容忍，因为你搅乱了它们的休息和美梦。”
“不要你讲不要你讲！”我终于忍耐不住，狠狠地大叫起来。
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你怎么啦？你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我咬咬嘴唇，“你总是在转弯抹角地骂他，以为我不晓得！”
“莲莲！”他一把拉起我的手，“好了好了，为那个人争吵，多没意思。”
这种轻松的口气，使我大为不满:“就许你冷嘲热讽挖苦人家，难道不许我讲一句辩护的话？随你怎么讲，他帮助过我，我不能忘了他。”
“可是，”他定定地望着我，“你并不爱他，对吗？”
我赌气地不回答。他踌躇了一下，马上又接着说道：“是的，你不爱他，你不会也不可能爱他，他帮助过你，你感激他。感激和爱是两回事。不过，你就为这个不肯接受我的爱？你多傻、多傻哟！”
“不，”我摇摇头，“不，不……”
我否认，我竭力地否认，却并不知道要否认什么。一种莫名的委屈、失望和羞耻感像波浪一样涌来，在片刻之间吞没了我。我不想挣扎，只想躲藏，躲藏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他向我投来探询的目光，可是，他又能看到什么呢？我的灵魂好像已经离我的躯体飞走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我要什么，希望什么，拒绝什么和抵制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像混沌的一团雾，我要从雾中去追回我的灵魂。我拔腿向前奔去。
在杂草丛生的山坡上我拼命奔跑，后面传来龚献的喊声，我不理会。天上下起雨来，我也不躲避。我迎着雨跑，欢呼雨点把一切洗个干净。
突然，我听到从雨中传来一阵隐约的哭声。
我怀疑这是我的错觉。这里是渺无人烟的大山深处，谁会在此哭泣呢？
可我因此失掉了奔跑的力量，而且偏偏那哭泣声又是这样熟悉:一种深沉的悲愤，绝望的痛苦，被雨水浇灭了又燃起，那份凄切和无助的哀嚎，听起来简直令人心碎而又似曾相识。
我忘却了我自己。我傻傻地愣在雨中，倾听这淹没山野的惟一声音。我不相信在我熟识的人中间，会有谁跑到这原始林莽里来哭一场，除非她想死。
可是，我仍觉得这哭声是熟悉的。
莫非，这是我前生的呼唤？
一种神秘感使我毛骨悚然，但我禁不住又循声找去。在一条小溪边，我看见一个女子的背影。
只一眼，我就放声大叫：“露露！”
背影颤动了一下，没有转过身来。那条溪流在雨中绿得发黑，这是澜沧江的一条支流。
我向她扑去，可走到跟前，我呆住了。我发现，淋湿的军装下面，她的腹部可怕地隆得高高的。
露露，露露，你不是已经招工走了吗？为什么会在这里？你已经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还落到这一步？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让你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然而我什么也没问，我默默地伸出手臂，将她搀起。
这时，我发现龚献直直地站在我们面前。他向我伸出手臂，我没有拒绝。
在笼压一切的雨雾中，我们三人像蚂蚁一样沿着漫长的山路向前爬去。龚献在我耳边说：“莲莲，共产主义就是为了要让人回复到人。”
��V��H���\���我的心慢慢安静下来。
前面的小溪旁长着一丛茂盛的鸡蛋花，红梗白花；一簇簇一团团，洁白可爱。我不由得上前摘下两朵，放到嘴里咀嚼起来。一股清香甜润的滋味迅速在口腔中蔓延。我又俯身向小溪望去:越过摇曳的花影，我好像看到一张苍黑的脸在迷茫中向我俯视，迟钝的目光显出一种责备的意味。我微微战栗起来，为什么这几天来我好像把他彻底遗忘了？我闭上眼睛，在心中默默自语：“指导员，我还要去看你的，还要去。”
见我一直闷闷不乐，龚献问：“你怎么了？”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忘了指导员，却突然又想起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在想起他时心里又隐隐地不安和自责。仿佛有一片阴影，悄悄飘落到我心上，没有一丝分量但仿佛又沉重异常。我说：“龚献，人活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兴奋起来:“莲莲，真正的人生应该是不断地寻求，不断地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人与人应该相亲相爱，应该去为理想而奋斗。”
我懵懵懂懂，像在听神话，又像在听梦呓。他又说：“哦，对了，我上次给你的那份传单你看了没有？”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已记不清楚我到底仔细读完了没有，我肯定看过，但决无耐心看到底。这份没有称呼没有署名的传单给我带来的巨大失望压倒了一切，我不要看它。“他从来没给我写过信”——是的，我是这样委屈地说过，所以我把这封不是信的“信”交给了指导员。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些事告诉龚献。我隐隐觉得他会为此而失望，而我不愿使他失望。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他便不再追问，只是兴冲冲地接着说道：“莲莲，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当初我坐牢就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吃了一惊。
他说他原以为中国被某个女人搞坏了。可是有一天，他和全体“联动”成员突然从监牢里被放了出来，用汽车直接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谁也不曾想到，刚才还戴着镣铐，这一刻，却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旗手江青的接见。
“小将们，毛主席要我来看望你们——”江青拖着她特有的长而颤的尾音，强调此接见的郑重和规格的至高无上。又等了好一会儿，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酝酿了对伟大领袖的感情，然后，才话锋一转，接下去说：“小将们，你们受骗了，你们上了坏人的当，受了坏人的利用。”
“江阿姨……”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在牢里撒泼撒野，天不怕地不怕，这一刻终于来了感情，对领袖的关怀热泪盈眶。
他漠然望着这一幕，心并不为之所动。
他甚至有些模糊，想不出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又到底为了什么？他们在保卫谁又在反对：“谁？而这一切又是按照谁的意志发动的？
他忽然想到了街上的大字报。
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走资派的大字报，偶像和圣人们的大字报，乌龟王八蛋、资本家小老婆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铺天盖地，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纸糊的框架。一支支饱蘸着黑色臭油墨的笔粗鲁地将那明朗的天，锦绣的地豁出了一个个窟窿，脓血从窟窿里流出来，可以视为清泉，可以称作乳汁，一切的一切任你描摹任你想象。
“毛主席万岁！”江青声嘶力竭，小将们抱头痛哭。
他仍在发愣。文化大革命……这是一股溢出河床的洪流，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欲望冲决了堤岸，宿怨突破了地表；波涛席卷之处，只剩下遍地残痕。不容你彷徨不容你挣扎，浊浪急急地将你劫持而去，而前方是不可知的，即使站在历史峰巅的伟人，也无法预测它的流向。洪水一经泛滥，决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渠道。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监牢里读了不少马克思的著作，”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下去，“回来以后，我天天读，天天想，终于悟到，事情不能怪某个女人，而是我们的理论上出了毛病。真正的共产主义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