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沧江是三达山的女儿。三达山只有这么一颗掌上明珠，就把她关在家里。这个家是一所绿色的牢笼，高高的山峰就是墙壁，繁枝密叶搭成的屋顶，像无垠的天穹一样永远笼罩在她的头顶。她渐渐长大了。她的灵魂渴望牢笼外面的世界，渴望黎明的曙光和黄昏的夕阳，渴望皎洁的明月和闪烁的群星，还有山外的平原、草地、江河和湖泊……终于有一天，她趁妈妈熟睡的时候，偷偷溜了出去。她奔向高山，冲破峡谷，穿过莽莽的原始森林，一直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但是，澜沧江毕竟是妈妈的女儿，她走一阵，就停下来朝北面的三达山看一下；她停一下，就在几座山间留下了一块平地，这儿叫“坝子”。就这样，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当她走出这片崇山峻岭时，已经停了十二次，也就是说，留下了十二块坝子——这就是西双版纳。傣语“西”就是“十”，“双”是“二”，“版纳”就是“平地”的意思。西双版纳就是澜沧江留下的十二块平地。妈妈的女儿在崇山峻岭里穿行。她一步一回头。在她回头眺望的时候，青山遮隔了一切，没留下坝子，只留下了一片哭声和泪水。
“妈妈，妈妈呀——”澜沧江的咆哮冲击着每个人的胸臆。哦，哭吧，哭吧，用哭声向荒野显示人的存在，用哭声吹响我们新生活的号角！
我没有哭，我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我不愿再呼唤妈妈。不管前面是怎样的荒芜，那是远离妈妈的世界。灵魂将张开双翅，向着蓝天飞翔。
黑的山，黑的路，黑的林莽和夜风，三达山的女儿在黑暗的混沌中向我们走来。
忽然，眼前的颜色变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山：全是红土和裸露的红石头，除了向阳的坡上有些树木和茅草外，其余是一片红颜色。
连长说：“这地方好，一片红——得，就叫大红山吧！那边，大红山南面的坝子，就是著名的孔雀坝，将是咱们学大寨、展宏图的好地方。”
他觉得自己说得怪有诗意，昂首挺胸，率先朝桥上走去。所谓桥，其实只是从东向西搭在悬崖和坝子间的几棵木头。
人们踟蹰着不敢上桥，这情景实在太可怕了：那块瑟缩在荒山野岭下面的巴掌大的小小坝子，无疑是远离人世的一个孤岛，如果有一天谁把这座桥砍断，那么岛上的人就永远也出不来了。他们将退到深山与猿猴为伍，重新回到荒蛮的时代。
坝子上有绿色的植物和绿色的湖泊，然而却没有房子。指导员（舅舅没有骗我，他就是黄教练)做了战前动员，号召大家学习南泥湾开荒的精神，自己动手盖草房。
我们跟着男知青到坝子南面去砍毛竹，忽然有人叫起来：“啊，澜沧江！”真的，澜沧江又在我们脚下了。它从西向东，沉重地呼号着流过密密的丛林。江边只见一丛丛翠竹昂然挺立，如卫士般忠诚地守护着河岸，但也有许多被风刮倒，横七竖八地躺在岸边，如颓然倒下的壮士的尸身。
龚献帮我们扛了一大捆毛竹：“莲莲，我帮你们搭一座宫殿。”说着，他真的给我们搭起了一间茅草窝棚。
我很惊讶：“你怎么晓得我叫莲莲？你怎么可以叫我莲莲？”
他把毛竹竖在地上，黑眼睛里闪出活泼的光芒：“我还晓得莲出于污泥而不染。”
我窘住了。是的，我的名字确实取于《爱莲说》，这是死去了的爸爸留下的遗愿——对于他是迂腐的气节，对于妈妈是忠实的爱情，对于我则是深重的耻辱。这个名字应该批判，——如果把它的含义公布于众的话。
夜里，我躺在地铺上数着在香茅草间闪烁的星星，回想那一声“莲莲”的呼唤，感到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从来只有妈妈叫我“莲莲”，可现在，有了另一个人。妈妈的阴影可以从我的心里消失了。现在，我完全变成了我自己。虽然房子还没盖好，可是修大寨田是政治任务，刻不容缓。大清早，连长把我们统统赶到了对面的大红山上，命令烧山、炸坡、垒梯田。然后再将坝子里的土运到梯田里，刨坑栽上橡胶苗。然后再像真正的大寨人那样——走百里路、挑十担水，浇一棵苗。
可烧山的烟雾和炸山的巨响又招来了附近村寨老乡的抗议。他们说烧了草他们今后就不能放牲口、砍柴烧了；炸了山触怒了山神爷要爬坡（滑坡)。当然，这是小农经济的自私狭隘和迷信思想，只能给连队的政治课上增加大批判的活靶子。但老乡的抗议有了行动——他们将石块砸到梯田的土坑里，毁了我们辛辛苦苦栽下去的苗，还撬掉了几处梯田边上的垒石，造成了一些坍方。
“阶级敌人破坏学大寨！”于是，连队的政治空气和战斗气氛更浓了。一面派身强力壮的男知青日夜守山巡逻，一面大喇叭里从早到晚进行宣传鼓动：学习红军过雪山，开山劈岭不怕难。
学习红军过草地，齐心协力把山移。
学习南泥湾，改造世界观！
坚定不移学大寨，活活气死帝修反！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改造了一天世界观，到晚上吞掉一盆籼米饭，一碗玻璃汤(就是盐泡的水。盐水溶液像玻璃一样透明，因此得名）。倒在竹枝编的窝棚里时，连里有人来统计血泡，看每个人手上打了多少泡。说是泡越多越光荣，可以上广播。“红军打脚泡，我们打手泡；一颗手泡一颗心，红心向党为革命。”
我手上的泡不少，因为干活时指导员像凶神一样盯着我，比在少体校训练时还厉害，一点也懈怠不得。
两只手六个泡，刚刚报上去，指导员就来了，叫我跟他上连部去开会。
原来，团部要在我们这个新连队树一个改造思想的标兵。这个标兵必须是女的，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所以，这个标兵必须打了很多血泡，必须晒脱了一层皮，必须日日夜夜不睡觉。这个标兵还必须听党话，跟党走，一生交给党安排……而这个标兵，现在就被内定为我。
在指导员滔滔不绝的介绍中，我看见了一个从未看见过的我。手上的血泡、肩膀上的肿块，太阳底下不戴草帽，喝玻璃汤不叫苦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另一个我的光环。我懵懵懂懂地想，那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呢？
这是个给别人看的我。我终于明白了。而且还明白今晚必须再去推几车土，给正在整理的我的材料续上一段华彩的乐章；另外，团里今晚有人来视察……
连里还为我今晚的行动配了个伴，一个北京来的女知青。她是孤儿，还带着个小弟弟，人很老实，又壮又有力气，也肯吃苦，就是脑子有点迷糊。这是最理想的陪衬了。
我推醒她的时候，她那小弟弟倒机灵，一下子坐起来，揉着眼睛问：“姐，哪里去？”
她还在犯困，不停地打着呵欠：“天亮了吗？好像没睡多久呀。”
我只好说：“天没亮，我们去夜战。”
她也就不再问，抬腿就跟我走。可那小弟弟却扑上来，抱住她的腿：“姐，不要去，我怕。”
她弯下腰去安慰那男孩，耐心极好，可弟弟就是不肯放，好像生离死别似的。我灵机一动，把提在手里的马灯交给他：“小弟弟，你跟我们一起去，帮我们照亮好吗？”
那男孩遂欢天喜地，拎着马灯跑到了我们前面。
我们在山下装了土，用车子运上去。她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车子相当沉，土装得很满。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指导员关照过我，黑灯瞎火的，推不动就少装点，也不在乎推了多少土，主要是树个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我的这个陪衬心太实，说是费老大劲拉一趟，干脆装满点，拉上去也好多歇一会，省得一趟趟来回跑。我又不好明说，只在心里暗暗叫苦。
晚餐吃的籼米饭玻璃汤早就不知哪里去了，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脑子里想的全是吃的东西；还有就是，茅草棚下面的那张地铺。
我告诫自己，这样太危险，草草修筑的盘山土路，路面很糟糕，松松的土，差不多只够一辆车通过，要是翻下去，可就命也没了。
我咬咬牙撇掉种种杂念，集中思想对付面前的车子。它现在越来越沉重了，不晓得有几百斤，我头发昏、眼发花，虚汗顺着辫梢直淌。真想停下来歇一歇啊，可是我不能够。我推的是我的命运，我的机缘。我决不能就此放弃。如果连一车土也推不到头，明天那上报的材料将如何写？
小男孩在前面蹦蹦跳跳，那马灯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朦胧，一会儿闪亮，弯曲的山路渐渐模糊起来。我忽然想，这一切，难道不是很像演戏吗？
记得妈妈说过，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这世上每个人都在演戏，问题在于，一个人所演的角色恐怕都不是自己的选择……
山风吹来，汗湿的脊梁一阵麻冷。我想，如果要我选择的话，现在我就选择满满一大钵猪油菜饭，选择一张干净的床，选择一个热水澡……哪怕，选择一碗玻璃汤也是好的。无论如何，也不会选择到这里来推车。推车这个选择明明是别人硬塞给我的。不是我的意愿，可它却比我的意愿更具有意愿的威力。我心甘情愿、受宠若惊。想想看，全连还有谁能得到这份殊荣？我太幸运、太幸运了……
“坍方了——快躲开！”突然，一道手电光照在前面的山坡上，我一下子晕了。在眩晕中我意识到光柱所凝聚的危险，可是，危险在哪儿？往哪儿躲？我惊慌地东张西望，只见光柱中山像割破脉管的巨人一样，随着轰隆隆的响声，红土如血崩哗哗淌下，啊，那么多血，那么多血……我更晕了。
“爸爸——”我稀里糊涂地喊了一声，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爸爸是在黑色的煤层坍方时被压死的。过去我从未叫过“爸爸”，可是，在红色的砂石坍方的紧急关头，死神的秃翅扇过我的时候，我竟叫了一声“爸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爸爸的在天之灵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
也许，爸爸是爱我的。否则，我不会有这样的幸运：当危险袭来的时候，龚献扑在我身上，我安然无恙，可他的胳膊被一块飞石砸断了。
也许，爸爸是在惩罚我。惩罚我演的这场好戏，给我的心灵压上终生难忘的重负:那个北京女知青为了追乱跑的弟弟，一脚踩空，跌下山崖，摔成了肉饼。
她死了，这根本不是她的选择，甚至，她连自己扮演了什么角色也稀里糊涂。
而这一切，我又能对谁说呢？
爸爸，原谅我！我躺在地铺上，外面，大喇叭在广播我的先进事迹。女播音员的声音清脆动人。我听着，心仿佛要跳出胸口，可随之又生出一种迷茫的古怪的感觉：广播里表扬的那个人是我吗？“陈莲莲”——我是叫这个名字吗？这个名字意味的那个人，真的是我？
龚献在救我时受了伤，右臂骨折。
没有谁表扬他，黑板报、广播、大会小会，从未提及过他的名字。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不管怎么说，他舍身救人，难道不是一种英雄行为？为什么只表扬我，不表扬他？其实，他应该比我更值得表扬，我是在演戏，而他是真心的。
我好几次向指导员提及他救我的事，指导员的反应很冷淡。再说下去，指导员就讲团里对他印象不好，这个人政治思想复杂，还反对修大寨田，等等。
我没词了，心里想，天气这样热，手臂上绑着石膏多难受！谁替他洗衣服，谁给他端饭送水？唉，如果他是女的，我还可以去照顾，偏偏他又是个男的！团里三令五申，不许谈恋爱，我怎能不顾羞耻地跑到男宿舍去看他？我现在是标兵了，这个标兵究竟怎样，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待她。
唉，活给别人看，多么泄气的一件事！漂浮的寂静之上，蓝天在屋顶的缝隙中裂成碎片。我总是不相信，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相信我头顶上的乌云已经消散。
然而这一切的的确确是真的。仿佛迅雷不及掩耳，我突然变成了先进人物，变成了全团知青学习的榜样。
我成功了。确切地说，是我扮演的角色成功了。我现在是另一个我了——她辉煌夺目，光彩照人，真理的莲花座上有了她的一个位置。
澜沧江滔滔滚滚，昼夜不舍。唉，你好，三达山的女儿！你冲出妈妈的怀抱，并没有抛掷自己的青春。你也一定会找到幸福，会的。蓝，那么深沉又那么宁静，那么清澈又那么朦胧，这就是亚热带崇山峻岭中的湖泊么？岸上那翠绿色伞盖似的棕榈树，那枝叶繁茂的大青树，还有那黑色的石缝里的粉红色的娇嫩的岩酸花，多么精致多么美丽。怪不得人们说，孔雀坝是西双版纳的一颗明珠。可是以前，我从未感觉到过。
我相信这里是天鹅洗过澡的地方——十一只戴着金冠的野天鹅在这里洗澡，当太阳坠下的时候，它们就变成十一位王子。
长长的树根在水里飘拂，这是仙女的头发。不，是我的头发。
当我把发辫散开让它们滑落到水中时，我突发奇想，觉得要是我不把这一头茂密的黑发编成硬木棒似的两根辫子，而是让它自然披散，也许会很好看。当然我不敢这么做，别人都把头发扎得紧紧的，我怎么敢披散开来呢？再说这样也没法干活，这样真的是不是好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连一面小圆镜也没舍得买，每月我都要从伙食费里省出几元钱寄给妈妈。
然而我知道自己是美的。湖水告诉了我。那面透明的蓝色镜子告诉了我。我经常在收工以后到湖边去洗头。洗过的头发是湿的，而湿发只能披散开来，让它吹干，这样谁也不能说我。不过到了晚上政治学习时，我必须又把它一丝不苟地紧紧编起来。
大自然纤尘不染，水、空气，白的云朵和千姿百态的野生花草，都散发出一种清新甜柔的气息，我非常非常想唱歌。我伸手撩着水花，在脑袋里搜寻着熟悉的歌曲旋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突然感到丧气，赶紧又换了一支：“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朵红花向阳开……”也不美，再换：“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完了，实在没什么可唱的了，在我十六岁的生命中，还不曾学到过一首歌颂自然、歌颂美、歌颂青春和爱的曲子。那歌声低沉压抑，像黄昏降临时地表升起的暮气，永久凝聚不散，倾诉着白昼最后的渴望。
我突然感到一阵心跳，气也透不过来了。好容易稳住呼吸，我循声望去，看见龚献在湖边洗衣服，他只用一只手洗，另一只手吊在胸前，那白色的绷带已经很脏了。
他不唱了，抬起头来，笑眯眯地望着我。
我意识到自己披头散发，忙解释：“我刚洗了头，所以……”
他的微笑变得温柔而动人了：“不，你这样很美。”
我吓坏了，从来没一个男人对我讲过这样的话。美是什么？在隐秘的梦中它是清楚明白的，可是……他居然敢说出来！我本想帮他洗衣服，想向他致歉，想问候他的伤势，这一刻，居然全忘了。
我似乎感到我应该走开，可他的微笑仿佛有磁性，紧紧吸住了我，使我动弹不得。
“你的胳膊……”我终于小心翼翼地说。
“我的胳膊好极了。”他似乎知道我想说什么，满不在乎地打断了我的话，“它使我轻松了好多天。要不是它断了，我能这么游手好闲，整天逛来逛去吗？”
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问：“你刚才唱什么？”
他意味深长地望了我一眼，“以后，我会教你的。”夜里我睡不着，那只裹着石膏的断臂，总在眼前晃动，还有他用一只手洗衣服的样子，还有他说我美，说我……我把被单蒙在发烧的脸上。我想我应该帮助他，无论如何不能眼看着他用一只手洗衣服，还有石膏外面的绷带，也应该拆下来洗洗。
我想我一定要这么做，其实这不算帮助，而是赎罪。
然而一到白天我的勇气又消失了。那么多人，那么多眼睛，尤其是，这些日子他不干活，竟然整理出完整的一套大道理，有理论还有证据，说在大红山上修人造梯田、种橡胶是不现实的。这使领导大为恼火，私下里都跟我们吹了风要我们不去理睬他。
不过我还是找到了机会。
有一天晚上，没有政治学习，明月悬在深蓝色的天幕上，闷热的草丛里吹来一阵阵浓郁的香气。晚饭后我发现龚献沿着小径朝我经常洗头的宿舍后面的小湖走去了。我赶紧拿了块肥皂，挟着一只脸盆，装作洗头的样子跟了过去。
夜是那么优美，花儿散发着芬芳，蛤蚧发出一声声脆鸣，黑黝黝的树丛卫护着安宁的小湖。我轻盈而急切地走着，一切命令和禁忌此刻对我已不复存在。我的一切感觉和思想，都向前面那个高高魁伟的身影飞去。我却不曾想到，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那个戴眼镜的何士隐，留小胡子的李凯元，愣头愣脑的孙耀庭。在棕榈树后面的阴影里，我犹豫地站住了。
“喂，哥们儿，听说过没有，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叫犯人把这边的土运到那边去，再把那边的土运到这边来，毫无价值地运来运去，把犯人折腾得精疲力竭，就没法造反了。所以，劳动改造的发明权，是希特勒的。”李凯元仰面躺在大青树下，也是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
何士隐抱膝坐在一旁说:“不对，我记得这是早期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付工人罢工时的做法……”
“管它是谁先发明的呢，”龚献晃着一只白白的胳膊打断了他，“反正，我们现在的水平最高。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叫他们插秧。一个农民一上午可以插六十把秧，一个知识分子六把也插不到，而他们的工资，却比农民高十倍。为了改造他们，国家宁肯出高价要这六把秧，而不要他们的聪明才智。再看我们这里，贫瘠的大红山，连水也没有，土也没有，硬要造梯田，弄得一次次坍方、滑坡，把人累死、砸死，劳动的价值在哪里？”
“不，价值是有的。”何士隐拍拍龚献的背，好像在故意跟他抬杠，“价值就在于你累得半死，跟集中营里的犯人一样，没空想别的了。”
“说得对。”龚献突然压低了声音：“资产阶级叫工人拼命干活，是为了剥削他们的剩余价值，可我们不要剩余价值，我们不惜让人干无效劳动来对付人的脑袋，窒息人的思想。”
“照你们这么说，劳动……劳动的意义改变了？”一片阴影中传来一个懵懵懂懂的声音。
“不，”何士隐一本正经地否定，“根据人类学观点，劳动把猿变成人。”
李凯元嘻嘻一笑：“可现在，是劳动把人变成猿。”
我一下愣住了。我的脸一阵发烧，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幅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场面——猢狲出把戏。一只穿着红背心的小小的猴子，在主人的牵引指挥下，向人们打躬作揖，谄媚取巧，在场上做种种表演——现在我才认识到，那只穿红背心的猴子正是我，而后面牵线的，是指导员。
这幅图画，使我不敢向他们迈进。在李凯元他们的哄笑声中，我狼狈地逃走了。
这幅图画，从此像鬼魂一样终生追随在我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