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在我们老家，有时候称呼是不分男女的，把本该是女性的“寄娘”一律叫成了“寄爷”。
被我呼作“大寄爷”的其实就是我的大姨，真正的“大寄爷”倒是被叫成了“Z家寄爷”，加上了姓氏，以有别于二姨、三姨家的男性“寄爷”。虽说一个家出了两个“爷“，但女人的地位并不见长，凡事还是男人说了算。说是“大姨”，却并不是我外婆所生，她的母亲是外公的前妻。不是一母所生，但姐妹间感情笃厚，从不见有何龌龊嫌隙。
“大寄爷”不同于“二寄爷”、“三寄爷”，也不同于有些文化的我妈妈。“二寄爷”、“三寄爷”完全是循规蹈矩、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农村家庭妇女，我母亲则是一个“新社会”里的乡村教师，有些口才、有些魄力，因为受过一些教育的缘故。“大寄爷”呢，你从表面看，根本看不出她与其他的农村妇女有什么不同，一样的穿着、一样的举止。然而细听其娓娓道来，会感觉其谈吐不俗，见过一些世面，有一些识见。
小时候只是感觉奇怪，稍长后才知“大寄爷”的身世底细。却原来小有传奇。年轻时正值抗日期间，她是家乡的“妇救会长”，丈夫也就是“Z家寄爷”参加了“新四军”。为了照顾家庭，“大寄爷”后来脱离了组织。“Z家寄爷”在“新四军”里是个排长，有一回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鼻子，所以至今仍留有枪伤的疤痕。后来也回乡了。据我爸爸在许多年前这样说他：“Z家寄爷”历史不清白。大意好像是说他有政治问题，或许认为可能有叛变嫌疑。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Z家寄爷”和“大寄爷”一直是以“农民”的身份在乡间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只是在八十年代初期，“Z家寄爷”做过一阵村办食品厂的厂长，我曾亲口品尝过他们厂里生产的一些罐头食品，印象最深的是油汆豆瓣，这种家常风味居然也能制成罐头，登起商品大堂来。但说句公道话，这种豆瓣的确好吃，脆脆的，香香的，沾着细盐粒。那个年月还是凭票供油的年代，虽然豆瓣非常便宜，可也是很少有人舍得在家里做这种油汆豆瓣的。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是一对很会生活的夫妇，虽然头上已经没有任何荣誉的光环，但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你要是亲眼看看“Z家寄爷”是怎么用刀切海蜇皮的，你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菜那样讲究刀工，那真叫一个漂亮，又细又齐。瞧瞧他们的日子过得有多闲逸，门前屋后是菜园，宅沟里头养鱼蟹，当鸡犬相闻、蛙鸣鸟吟时俨然是一首田园交响曲。
上个世纪有一阵子，钢材比较紧俏，“Z家寄爷”也“不甘落后”，要在“商海”里搏击一番。那时候，似乎没有什么正规的办事渠道，许许多多事情全是动用关系，通过开后门、批条子办成的。“Z家寄爷”虽说只做过小小的排长，可他那些留在部队的老战友们后来都成了大官，虽说大都离了休在家养老，但个个拥有“掌握实权”的老部下们。虽然肯定不是什么钢厂厂长或者物资公司经理之类的角色，但只要他们愿意帮忙，一个电话、一张条子，钢材的事马上就能解决。可真没有吹牛，那一阵，就是这么办事情的。这种事“大寄爷”从来不参与，“Z家寄爷”办这一类事时从来不带上“大寄爷”的。要知道，“大寄爷”虽是妇道人家，却生性耿直，早年间的经历又让她对歪的邪的格外反感。好在这样的事好像只有一两回，以后再也没听说“Z家寄爷”和经商之类有什么瓜葛了。
大寄爷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两个女儿全都没嫁出去，因为都是招了上门的女婿。别以为上门女婿都是那些唯唯诺诺、没出息的窝囊废，每天清晨替丈母娘家倒夜壶马桶之类，至少大寄爷家的两个女婿不是。大女儿是一所小学里的领导，于是也就门当户对地找了个国家干部做丈夫，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但官运却并不怎么亨通，在乡镇“一把手”上一直停滞不前，临退休才调到县里当了总工会的副职，纯属平级调动而已。小女儿不是什么知识分子或者公务员，户口当然不像她姐姐，是吃商品粮的。但她会开汽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放了私人公交营运业务，她曾经开过客运中巴。我原本听Z家寄爷跟我爸妈说，有人曾给他的小女儿介绍对象，对方是南方某大军区副司令的儿子，当时我在旁边听了，心里就充满了狐疑，十几岁的我对这种地位相差悬殊的婚姻明显地在内心抱着怀疑的态度。后来从大寄爷家托人带来的家庭相片里见到他们的小女儿一家，女婿是个普普通通的当地人，长相气质都还可以，照片里洋溢着恬淡和美。现在想来，Z家寄爷的小女儿当初要是远嫁“豪门”的话，如果运气好些，公婆丈夫对其以诚相待，平等对人，那便罢了，或许能“幸福”;但是现实里、影视里，那种高干、高干家属、子弟的“横行霸道”、盛气凌人那时候也见得太多了，似乎早已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对这类人群的“公式化”想法。内心里其实一直感觉大寄爷的小女儿是非常明智的。
既经营着农家生活，无牵无挂，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Z家寄爷”的肚子也越来越大，已经买不到合适的现成皮带了，须得定制了。老夫妇俩就这么悠哉悠哉地把金婚也渡过了，喜庆之日那电视台工作的孙子还特地为他们摄了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