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一声，梅屋庄吉把一份厚重的“每日新闻”报重重地摔在桌上，气呼呼的将面前一杯尚未凉透的乌龙茶咕咚咕地喝下肚里，把坐在一旁的德子吓了一跳。
“又怎么啦，是谁把你气成这样？”德子直了直腰，把手里的活放下，诧异地问着。
“哼，去年九月刚刚侵占东三省，今天又在上海寻衅挑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庄吉的气尚未完全爆发出来，对德子的话置之不理。不过经他一说，德子听明白了。
“这些都是一小撮军人在闹事，成不了大气候的。”德子试图安慰他。最近，她发现庄吉的脾气越来越大，看着报纸就会突然站起来破口大骂。
“妇人之见，妇人之见呐！”庄吉把火气撒在德子身上，“什么叫一小撮军人，那明明是政府和军部有预谋的侵略！”
“那又怎么样，你，一个小小的国民，人微言轻，能起多大作用。”德子生怕他闹出事来，竭力规劝他不要意气用事。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在东京的社会上也不太平，流言绯语满天飞。一些了解庄吉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人，就指桑骂槐地指责他没有立场，与中国政府唱一个调子。
“哼，我还没有说呢，你怎么就知道不起作用。”庄吉将德子当出气筒。
“说？你向谁说呀，谁能听你说呢！好了，不要自找麻烦。你年纪也不小了，身体又不好，还是多为自己想想吧，过几天安稳的日子。这种国家大事，岂是一个小小的国民可以左右的。”其实，德子心里也很焦急，日中关系紧张，虽然是政府间的事，但民间往来总是要受到一定影响，她极不愿意看到两国走到对立面上去，这与先生的愿望背道而驰的。不过，她以女性特有的冷静和柔和来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从这一点讲，她比庄吉更为理性。
庄吉瞪了德子一眼，想发作又不敢，因为他忽然意识到德子讲的话不无道理，反倒给他带来灵感。对呀，向谁说呢，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过，他是不会轻易向女人认输的。
“当然有说话的地方。”庄吉语气低了下来，好像在沉思，又像自言自语。
“中国有句古话，叫擒贼先擒王。”庄吉突然有了主意，脸上竟然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造成这个局面的决策者是谁，你知道吗？”
“当然是政府，那还要问吗。”德子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错！政府只是摆设，真正的决策者是军部。”庄吉对自己的判断十分自信，也颇为得意。
“那又怎么样？”
“好了，我决定了，找军部去，只要把他们说服了，政府就会言听计从。”
从此，庄吉利用个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各种渠道接近军部要员。他要开展个人外交，向军部宣传孙中山有关日中两国关系的主张，试图说服他们停止侵华。
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庄吉的不懈努力，1932年12月上旬，庄吉得到与军部要员面谈的机会。接待他的是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参谋本部的小畑四郎少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参谋人员。
面谈时庄吉回顾了自己与孙中山交往的历史，阐述了关于日中友好、复兴亚洲的主张，强调了日中友好的重要性和当前事态的严重性。
“如果阁下认为有必要，我梅屋庄吉愿意充当两国间的友好使者，前往中国斡旋，尽快结束当前的紧张状态。”
荒木耐心地听着，脸上不时闪出一丝狡黠的微笑，让人琢磨不透他的真实想法。
“当然，我也会立即致信蒋中正先生，阐明同样的见解。阁下，不知意下如何？”庄吉用迫切的口吻征询荒木，得到的却是一席含糊其辞的回答。
面谈的结果并不如他相像那样顺利。当时的日本军部正在加紧备战，伺机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自然不会把庄吉的话放在心上，只是碍于请托人的面子，荒木才抽空见他一面，之后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每当想起这次会面，庄吉总是耿耿于怀。
“哼，简直是对牛弹琴，一群好战份子。”
“我早就预料到会是这种结局，与军人谈和平，如同与虎……”德子想起了一句中国的成语，但是不完整。”
“与虎谋皮。”庄吉替她补充道，在这一方面他确实比德子懂得多。
这次会面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并未挫伤庄吉继续寻求充当和平使者的念头。他抱着善良的愿望，执拗地宣传孙中山的和平理念，而且乐此不疲。
然而，他的善良举动非但没有引起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关注，相反，时乖命蹇，梅屋庄吉的厄运来了。
1933年2月28日下午，一阵剧烈的敲门声震惊了正在闭目养神的庄吉，门刚开启，几名宪兵突然闯进他的书房。
“你是梅屋庄吉吗？”问话的显然是个头领。
“不错，我就是梅屋庄吉。请问有何公干？”庄吉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不动声色地问道。
“你有没有向国外发过电报？”宪兵先声夺人，声色俱厉地问庄吉。
“我是商人，向国外发电报是常有的事。”
“我问有没有发过卖国的电报！”宪兵队长看来被庄吉的镇定激怒了，他没有遇到过见了宪兵还镇定自若的人。
“请问，何谓卖国电报，我听不懂。”庄吉瞪大眼睛一脸茫然。
“那末我问你，中国山海关事件是日本军队挑起的这种电报你发过吗？”宪兵冷心冷面地追问着。
“没有。”
“那么，这种想法有吗？”宪兵偷换概念企图诱供。
“有没有想法与发不发电报是两件事，不是吗？”
“你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领导人，你应当老实交待。”
“我与孙中山先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这不是秘密。我们之间的往来都是为了中国的革命和日中友好事业，这有罪吗？”
“无论你怎样狡辩，请把你们之间的书信统统交出来。”
“那是我的私人物品，凭什么交给你？”
“既然如此，那就对不起了，”宪兵队长狡黠地笑了笑喊道，“搜！”
随着队长一声令下，宪兵就翻箱倒柜，对庄吉的家进行彻底的搜查，把他平时记载的备忘录、与中国一些社会名流的书信和相册统统搜走了。
“这究竟怎么啦？”宪兵走后，德子疑惑不解地问道，对方才的惊险场面心有余悸。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庄吉不以为然地笑着说，“有人给国际联盟和中国政府发电报，揭露山海关事件是日本军队自导自演的阴谋。”
“这么说来你是知道的,是吗？”德子有些惊慌。
“事后才知道，但不是我发的，我只是个怀疑对象罢了。我与中国有那末多年的友好关系，不被怀疑才怪了。”庄吉将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意味深长地说。
“看来，今后我们的日子不会太平了。”德子有预感，心中不免有些担忧。
果然，不出德子所料，各种骚扰接踵而来。
有一天，庄吉伏在写字台上，把一大叠报纸摊在桌上一张张翻阅着，德子关切地走上前去问庄吉。
“你在写什么呀，那么认真。”
“写我的罪状。”庄吉头也不抬回答说。德子明白了，因为近来一些军国主义份子见梅屋庄吉被宪兵盘问，便乘此机会兴风作浪，连篇累牍地在报纸上发表攻击庄吉的文章。
“那么，你记下了多少条罪状呀？”德子幽默地问，她已经习惯了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诀窍。
“用句中国的老话，叫罄竹难书啊。”庄吉打趣着，抬头睨视德子的脸，只见她正笑盈盈地看着自己，也就放心了。他知道德子并没有被吓倒。
德子把头凑了上来，在庄吉写字的笔记本上扫视一下。
“怎么还是这几条，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呀？”德子摇了摇头满脸不屑，“‘卖国贼’、‘国民党的间谍’、‘勾结国民政府的中国浪人’……啧，啧，听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德子，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说明你坚强了。”庄吉向来纳口少言，尤其不会对自己的妻子说赞许的话。
“难得听庄吉夸奖我，真是受宠若惊呀！”德子笑着别转身子走了出去，一脸的幸福洒满脸上。
庄吉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坚持不懈开展日中友好活动，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一批志同道合的至交，就像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一样坚忍不拔。不久，庄吉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交给犬养毅和头山满，委托他们转交当时的日本政府外相广田弘毅，提出面见外相的请求，以便当面陈述日中亲善的愿望。
当时，日本政府为了争取时间，以便做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调整中日关系和与英美等国的矛盾，因而使用缓兵之计，约见梅屋庄吉。
一阵寒暄之后，谈话进入正题。
“梅屋先生的大作已经拜读，今日先生惠然肯来，不吝赐教，实乃荣幸。”广田外相摆出一副屈高就下的姿态，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侃侃而谈。
“阁下言重了，区区国民有幸面陈己见，机会难得呀！”庄吉不慌不忙从容应对着。
“日中关系发展到如今这种态势，并非政府的本意，中国政府也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责任的认定，历史自会公正评判。今日在下求见，是想陈述中国领导人对日中关系的一贯认识。”
广田外相默默地点了点头说：“请讲。”
“我与孙中山先生相交三十有五，一日在香港敝屋迎接先生，相谈甚欢。谈天下事，谈日中友好，谈东洋兴隆，谈人类平等。为求实现，先行中国革命，所见全同。先生的宏图与热诚激励着我，一面之交，遂成终生友情。先生宏愿未成，竟撒手仙逝，但其遗愿自有后人继承。因而，日中两国应成为友好邻邦，杜绝兵戎相见。”庄吉情真意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并且再次提出愿意成为友好使者，在中日之间斡旋。
广田外相也直率地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肯定了庄吉的善良愿望，甚至假惺惺地请求庄吉前往中国访问，以缓和两国间日趋恶化的时局。庄吉欣然答应，两人约定，一俟时间成熟，外务省会通知他出使中国。
梅屋庄吉得知政府有意邀他担任和平使者，兴奋不已。此时，他的家已经搬到千叶县三门海岸的梅屋别墅。因经济问题，原先的住所暂时租给他人居住。
“德子，我很快就要到中国去了。”他一进门就大声喊着，手舞足蹈的样子令德子茫然。当听完庄吉的介绍后，她还是有些将信将疑。
“庄吉，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还要慎重对待才是。”德子把一杯热茶递给庄吉，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喝进肚里。
“难道你真的不相信我会到中国去。”庄吉受德子情绪的影响，多少有些悻然。但是静心一想，德子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不过，现在既然有了机会，自然也不能轻易放弃。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德子又说了。
“况且，你的胃病不断加重，医生也很担心，你是否能车马劳顿、漂洋过海，还是个问题。”
庄吉近来胃病复发，疼痛难忍、彻夜不眠。他经常食不甘味、茶饭不思，靠止痛片来缓解病痛。但是，他认为病痛是可以克服的，机会一旦错失将不会再来。所以满怀热情等待通知出师中国。
1934年11月15日，庄吉接到外务省的一封电报，是广田弘毅外相的秘书发来的，短短十几个字，让梅屋庄吉激动不已。电文是：“请于明日进京，广田外相在恭候。”庄吉料定出使的时刻到了，他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端起酒杯自斟自饮起来。
妻子德子高兴不起来，她担心庄吉的病体，也深知自己是无法劝阻他的。于是请来了庄吉的私人医生，试图通过他的告诫，阻止庄吉去中国。但是他决心已定，执拗不从。
第二天一早，他带着随行人员匆匆赶往火车站，急于搭乘七时三十分的火车去东京。临行前，他兴高采烈地对德子说：“看来我真的要去中国了。你看看，我还像有病的样子吗？”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自进入车站，他就快步朝站台走去，列车正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乘客的到来。庄吉心急火燎地向自己的车厢快步走去，仿佛担心火车会即刻开走似的。他的随从不断提醒他慢些，再慢些，庄吉听而不闻，步伐越来越快。
车厢的门已在眼前，伸手就可以抓住扶手，庄吉却突然停了下来，一阵头晕目眩袭来，令他伸出去的手扑了空，旋即摔倒在站台上。梅屋庄吉的东京之行戛然而止。
庄吉在昏迷中被送回家，医生匆忙赶来为他做详细检查，最后不得不沉重地宣布，梅屋庄吉得了胃癌，而且是晚期。
1934 年11月 22日晚，梅屋庄吉自知不久与人世，就把家人叫到病榻前，留下最后几句话：“我为中国革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恪守与孙中山立下的生死盟约。凡是与此有关的日记、书信等概不外传。”
1934年11月23日零时十五分，梅屋庄吉谢世，享年六十五岁。
11月27日，三百多位中日友好人士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往梅屋别墅参加追悼会和葬礼。
日本报刊报道：中国革命之恩人梅屋庄吉翁逝世。惋惜，志士梅屋翁与世长辞。援助孙文—日中亲善的隐藏英杰。
中国报刊报道：梅屋是孙总理的挚友。与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对于中国革命颇有功德。
根据梅屋庄吉的遗嘱 ，亲属们将他与孙中山以及中国革命有关的史料一起密藏起来。
梅屋庄吉逝世后，恰逢中日关系十分紧张。在日本社会上，**排华的言行甚嚣尘上，梅屋夫人在日本国内生活感到十分窘迫和不安，就决定到上海定居。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中国方面开始着手遣返日侨，梅屋夫人一家受到特别关照，被允许继续在中国居住。但她从多方面因素考虑，婉言谢绝国民政府的挽留，举家乘船返回日本。
1948年11月，梅屋庄吉的夫人梅屋德子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