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的上午，一位西装笔挺的绅士来到宋宅求见宋嘉树，
“先生，老爷和夫人去医院了，您是……”佣人看了看朱卓文递来的名片，知道来头不小，不敢怠慢。
“没关系，我就在客厅里等着。”朱卓文径自朝客厅走去。佣人想，此人与老爷的关系非同一般，急忙献茶伺候。
“先生，请用茶，老爷一到我立即禀报。”佣人殷勤地说道。
朱卓文点了一下头，端起茶碗打开碗盖撇去浮叶就吮了起来。接着他开始仔细端详挂在客厅四周的几幅字画。约莫过了五分钟的光景，李姐就悄悄地走进客厅朝朱卓文招了招手。他们早就熟识，无论广州还是日本，见过多次。
朱卓文见李姐来了，就悠闲地转过身来朝四周望了望，不慌不忙地跟着李姐上楼了。到了庆龄的房门口，他一个箭步就窜了进去，李姐随手就将房门带上，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望风。
“庆龄，”朱卓文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说，“我奉先生之命接你回去。”
“叔叔，”庆龄从小就如此称呼他，“我已经知道了。”
“有几件事情必须立即告诉你。”
庆龄睁着一对秀眼平静地坐在书桌前听朱卓文讲述来意。
“首先，先生已经与前夫人卢慕贞协议离婚，这是离婚协议，请过目。”朱卓文从公文包里取出这份协议摊开在宋庆龄的面前，“离婚手续是在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那里办的，卢女士亲自到场。”
庆龄把离婚协议仔细读了一遍。
“唉，难为卢夫人了。”庆龄叹着气喃喃地说道，显现出无尽的忧伤。
“签约时我也有幸在场，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也算是个证人吧。”朱卓文尴尬地笑了笑。其实这也是他当初的心情，只是在宋庆龄面前第一次抒发出来。
庆龄朝他看了看，欲说又罢，不知如何是好。
“先生既然召我回去，我当然欣然从命。眼下的状况您也看到了，我只好破釜沉舟，顾不得那么多了。究竟如何走法，还得请您定夺。”
“这件事情非同一般，来时先生一再关照，只有成功，别无他途。因此请忍耐几天，我设计好行动计划再来通知你。”朱卓文深知肩上的分量，容不得出现半点差错，否则无法向孙中山交待。
“那好，我静候您的安排，有事可通过李姐同我联络。”
几天后，庆龄接到朱卓文的便条，上面写清楚行动的时间和方法。他要求庆龄撕破床单连接成绳，打开后窗垂悬着地，有车在路旁接她到码头。时间就定在第二天凌晨三点。
明天就要走了，奔向自由的新天地，庆龄当然高兴，便抽空收拾几件必需用品，准备一走了之。忽然，窗外闪过母亲倪桂珍的身影，望着她的白发、柔弱的身躯，庆龄的心头油然升起一股负罪感。母亲正在病中，她这一走，势必会给她 一个沉重的打击，毕竟她是生我养我育我疼我的慈母呀！此时的庆龄茶饭不思、心绪不宁、方寸已乱、哀哀欲绝，她在走与留之间踌躇不定。思考了整整一下午，理性终于占了上风。为了自身的解放，为了协助孙中山的救国大业，她毅然决定离家出走。
傍晚，李姐趁送饭的机会，打开后窗朝外探望，外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窗口离开地面足有四五米高。她把一张床单撕成两半，再拧上接扣，将一头接在床架上，另一头垂放下去直到离地一尺多高，可确保双脚着地，这些都是朱卓文教给李姐的方法。为了牢固起见，李姐撕破两张床单，做成双股的，强度就足够了。
“庆龄，明天早晨三点钟，我会在厨房磨豆腐，你就趁机行动吧。”李姐收拾好碗筷准备离去时提醒庆龄。
“李姐，谢谢你，我不会忘记你的。”庆龄动情地说，泪水即刻滚落下来。
“小姐，不要这样说，我祝你们幸福，孙先生是个好人，你没有看错。我走了，多保重。”李姐依依不舍地走了，随手将房门锁住。
长夜漫漫，月影婆娑。庆龄一夜没有合眼。她一遍又一遍用手电筒照亮腕上的手表，或是侧耳倾听厨房里有无响声，焦急的心情可见一斑。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她所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也许是故意也许是无意，李姐进入厨房的动静特别大，一会儿是哗哗的流水声，一忽儿又是叮当作响的器皿撞击声，庆龄对此心领神会，她知道这是李姐在掩护她。于是，庆龄果断地从床上一跃而起，将床单的一头牢牢地系在床架上，又悄悄地拉开后窗的窗帘，推开窗门将床单的另一头垂了下去，接着，像中学生一样把一只装有必需用品的书包斜背在肩上，跨过窗栏紧握床单慢慢地滑动动着。庆龄在大学里就是体育爱好者，打球、游泳、引体向上、俯卧撑一类的运动，都是首屈一指的高手，所以行动时并未感到吃力。
快到地面时她感到脚边有一双手将她紧紧托住，帮助她顺利着地。
“小姐当心，您没事吧？”那人小声对庆龄说。
“谢谢，没事的。”庆龄转过头来盈盈一笑，庆幸自己平安无事。
“请小姐随我来。”那人说话的语气带有命令式，不过庆龄并不在意，她知道这一切都是朱卓文安排的，就毫不犹豫地跟着他快速转到另一条小巷里，那里有一辆黑色的道奇牌轿车停在路旁，发动机在微微的颤动，车门敞开着，她看见一名司机坐在方向盘后面。
接应她的是个年轻人，学生模样，穿一身黑色的学生装，像个运动员。
“小姐，请。”他把庆龄引到后座帮她关上车门，自己就迅速钻进副驾驶的位置，门尚未关上车已在缓缓前行了。
清晨马路上空无一人，难得有辆车从旁边驶过。
“小姐，我是朱先生派来接您的，他们在码头上等着您。”那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转过头来对庆龄解释说。
庆龄只是默默地点了下头，就闭上眼睛背靠在后座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这一连窜的紧张动作，着实让她感到有些累，她需要休息。
到码头的路并不远，只是打了个盹的功夫，轿车就停了下来。有人拉开车门，她往外一看，是慕菲雅那张胖乎乎的笑脸，庆龄心中悬着的石头总算落地了，于是她也报以嫣然一笑，这些天来头一次露出由衷的笑脸。
自从庆龄回上海后，德子病了一场，这与她长时间的劳累有关。她一个人既要照顾孙中山的生活，还要照应中日两国革命志士的生活起居、送往迎来，太幸苦了。梅屋庄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综合各种因素，他又办了一件大事。
这天晚饭后，他坐在书房里吸着雪茄、啜着乌龙茶，与德子相谈甚欢。
“德子，这几天我观察周围，总感到有陌生人来来往往，我很不放心。”庄吉若有所思地说，眼睛不时朝窗外张望着。
“不会吧，我怎么没有发觉呢？”德子听后不以为然，自顾自在那里翻报纸。
“其实，我担心的是先生的安全。人多嘴杂，难免有传闻在社会上流传，一旦让袁世凯的刺客得知，要出大问题的。”庄吉还是不放心，索性站起来走到窗前往外探视起来。
“你说道对，这种事情还是小心为好。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德子放下手里的报纸望着庄吉，等待他的回答。
“现在从中国过来的革命党人越来越多，家里有些照应不过来。”庄吉没有理会德子的问话，自顾自说着自己的感受。
德子没有说什么，继续盯着庄吉那张透着红润的脸，那是酒精的作用，晚餐时他自斟自饮了好几被加冰白兰地。
“所以，我打算另外找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再说，如果庆龄回来，先生很快就会与她完婚，新房也要尽快准备起来。”庄吉终于说出自己的打算。
“你是说要让先生搬走？”德子第一反应就是孙中山的感受如何。
“这是必然的事情，家里这块弹丸之地，施展不开呀。”庄吉显得有些无奈，摊了摊手，继续吸那支不灭的雪茄。
德子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事实也是如此，庄吉想得很周到。
“应当先与先生商量一下再说，你说呢？”德子想了想，也没有更妥善的办法可以做到两全齐美。
“那当然，我不会冒冒失失地自行其事的，等先生的客人走后，我就去同他商量，你早点休息吧。”庄吉关照德子后，自己站起来走出书房，到屋外巡视去了。
几天后，庄吉兴高采烈地告诉德子，说是自己的设想得到孙中山的首肯。
“所以我就马不停蹄地寻觅房子，结果顺利的找到了。”庄吉搓着双手在屋子里转悠 显得十分开心。
“这么快就找到了，真不简单呀！”德子有些不大相信，在当时的东京，要找一间房子也许很容易，要找到一幢房子恐怕很难，没想到事情会这样顺利，“那么，房子在哪里呢？”
“善光寺去过吗？”庄吉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反而问起德子来了。
“去过，当然去过，这还用问吗。”德子不以为然地扭过头去。
“这就好了，就在善光寺的后面。”
“说得具体一点嘛，不要像挤牙膏似的问一句答一句。”德子有点嗔怪的样子。
“好吧，告诉你，具体的地址就是青山原宿108号。那是一幢欧式建筑，两层楼，小巧玲珑闹中取静。大门朝着马路，门的两侧各有一盏吊灯，左侧有一扇小窗，透过玻璃一眼就能看清来访的客人，很安全呀！”庄吉三言两语就把这幢房子描绘得淋漓尽致，德子也就放心了。
“如此一来，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扩大了，先生的婚房也解决了，岂不是一举两得。”庄吉抹了抹八字胡须，眉开眼笑地对德子说，“那么，新房的装饰就拜托德子了。”
“那还用说吗，交给我就是了。”德子一直在为这件事犯愁，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了。
“我想给这幢房子取个名字。”庄吉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征询德子的意见，只是想不出恰当的名字来。
“这件事我可以帮你。”德子似乎胸有成竹。
“你有好主意就说出来听听。”
“就叫中山寓吧，怎么样?”德子脱口而出，看来早有准备的。
“不错，这个名字很恰当，就叫中山寓好了。”庄吉想了想，觉得这个名字无可挑剔，“中山寓的寓意可谓不言而喻了。”
不久，从上海方面传来来了好消息，庆龄已经在朱卓文的陪同下启程回东京，于是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1915年10月24日，在历史上注定是个有意义的日子。下午1时五十分，宋庆龄到达东京火车站。通常从上海到东京，往往先乘船到横滨，再坐火车到东京。宋庆龄这次行程安排得有些出乎意料，她是先乘船到神户再转乘火车。也许是朱卓文出于安全的考虑，也可能因为船期的问题，总之，宋庆龄平安到达东京，孙中山亲自驾车前往迎接。
此时，孙中山仍然住在梅屋庄吉的家里，而宋庆龄则被送到中山寓暂住。在那里，她由慕菲雅陪护着度过新婚前的最后一夜。
“庆龄，高兴吗？”临睡前慕菲雅认真地问庆龄。
“当然。”庆龄回答得很简捷，心绪却难以平静。
“紧张吗？”
“嗯，有一点。”
“那么，祝你幸福，晚安。”慕菲雅真诚地祝贺自己的好友。
“晚安。”庆龄平静地回答说着。
第二天上午，即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由廖仲凯等人陪同，到著名律师和田瑞的家中，他们要在那里办理结婚手续。
和田瑞已经将两份结婚证书按法律规定填写完毕，平整地摆放在一张方桌上，周围站着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知亲好友。和田瑞用清晰的语言将结婚证书上的文字朗读一遍，然后，庄重地对两位新人说：“如果没有异议，就请两位在结婚证书上签字。
孙中山首先走上前去，拿起笔来唰唰地将自己的名字写在证书上。轮到庆龄了，她毫不犹豫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我高兴的宣布，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喜结良缘。”
周围响起了一片掌声。
接着，两人签署了“结婚誓约书”。
又是掌声一片。
和田瑞夫人将事先准备好的香槟和甜点端了出来，为新人举办了庄重而简朴的结婚酒会，大家举起酒杯，纷纷向孙中山和宋庆龄道喜，气氛热烈，群情振奋。
和田瑞律师将结婚证书收起来，宣布他将依照法律的规定送到市政府进行登记。同时将“结婚誓约书”分别送交孙中山和宋庆龄。
此时，梅屋庄吉夫妇正在自己的家中忙作一团，因为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婚宴会将在这里举行，届时会有大批宾客前来贺喜，俩人自然不敢怠慢。
在德子的指挥下，庄吉家二楼大厅布置得喜庆典雅。傍晚时分，客人们陆续到来，他们之中除了中国的革命党人外，还有许多日本名流，他们都是孙中山多年的挚友，如犬养毅、头山满、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共计六七十人。不久，在一阵鞭炮声中，孙中山和宋庆龄乘坐的汽车平稳地停在大门口，梅屋夫妇和其他客人纷纷前来迎接新人。
孙中山敏捷地从车上跳下来，回过身来把手伸向车内的宋庆龄，她在他的挽扶下出了车门。孙中山穿一套笔挺的西装，神色庄重而喜庆，而庆龄则戴着一顶花边帽，穿淡粉色的上衣、绿色的花裙，容貌俏丽楚楚动人。她握着孙中山的手缓步走进大厅，早已守候在那里的摄影师们顿时忙得不可开交，从各个角度摄下这对新人的倩影。
客人们落座之后，牧师宣布婚礼开始，场上立刻奏响新婚曲。客人们围了上来，向他俩表示祝贺。
在婚礼上，梅屋夫妇作为媒人，为孙中山和宋庆龄斟酒，他俩在众人的注视下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喝了交杯酒，这是婚礼的第一个高潮。
紧接着，在头山满的主持下，孙中山和梅屋庄吉、宋庆龄和梅屋德子结为义兄弟和义姐妹，这是场上的第二个高潮。
婚宴结束后，一对新人乘车来到中山寓，他们的新房就在那里，是由梅屋夫人精心操办和布置的。新房共有两个房间，一间大些，有三十帖，另一间也有二十帖。房间外面有八幅屏风，描龙画凤辉煌耀眼。门旁陈设着中国造的高低架，架上摆放着青磁大花瓶，里面插满了盛开的菊花。在日本，菊花象征吉祥如意；在中国则寓意白头偕老。
一对标新立异的新人，他们的生活道路注定是坎坷的。
宋嘉树发现自己的女儿出逃之后，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他决意要撕碎这桩婚姻，就当即决定乘最近的班轮追到东京去。
到了那里，他到处寻求党内的同情者，希望他们协助自己，把爱女从孙中山手里夺回来。但人人都明白，木已成舟，没有反悔的可能。
接着，他到日本司法部门求助，谎称宋庆龄尚未成年，是被孙中山误导成婚的，希望法律给以纠正。但司法部门经过调查后确认，宋庆龄已经成年，且是自愿结婚，这桩婚事不违法，司法部门无能为力。
最终，宋嘉也意识到，事已如此，默认是最好的选择。有一天，宋嘉树风尘仆仆来到中山寓，站在大门口大喊大叫：“总理，我要见夺走我女儿的总理。”此时，梅屋夫妇正在中山寓，见到宋嘉树这个样子，就想出去规劝，被孙中山拦住了。
“梅屋先生，这是我的事情，由我自己来处理吧。”孙中山说着就抢在他们的前面走出大门。
“找我有什么事吗？”孙中山神态安详，恭而有礼地问道。
也许宋嘉树自知理屈词穷，无可奈何花落去，他没有再说什么。忽然，他跪倒在孙中山的脚下，向他磕了三个头后，企而望归地说：“请多关照我的女儿吧！”，说完起身就离开了。
梅屋见状，恻隐之心油然而起。
“先生，您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了，这一点宋嘉树心里很清楚。”
“也许是吧，不过，庆龄是我的最爱，我怎么会怠慢她呀！”孙中山望着远去的宋嘉树，万箭攒心忧忧不已。
好在事态的发展说明宋嘉树已经回转心意，他和家人都已经接受这桩多难的婚事。为了表明自己的心意，他送给宋庆龄的嫁妆十分丰厚，包括一床绣着众多龙凤图案的锦缎被面和一套名贵的藤木家具。至今依然在宋庆龄故居珍藏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