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会引起网民如此强烈反应。用网友的话说，“新闻一出，举国震动”。确实，网上不光出现大量的评论文章，一些网站还就更名的得失做了相关调查，仅凤凰网的调查就有50000网民参加。网民的帖子千奇百怪，几乎是骂声一片。有专家说，仅各种证件公章的重新制作就需要一千多万人民币，印刷业天上掉馅饼。更有说襄樊人他爸是乞丐，捡个南阳的隆中做爹！总之，人们第一反映是“故里之争”的升级版，这才有了“举国震动”一说。
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反映？我想与我们这些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有关。GDP演出了西门庆，抄掉了曹操墓；为了经济，纤夫被裸体，城市会叫春，夜郎自大，李白含冤。中国的文化是搭了台，却被唱戏的踩踏得鼻青脸肿。
与此相反，真正的襄樊人只是表示“知道了”那么平淡，无可无不可而已。这反差从何而来？
地名的确实含义更应该是历史文化元素。改与不改首先要考量它的文化意涵。作为寄寓襄樊数十年的人，对于这次更名的看法，虽不排除经济因素，但我认为文化的回归意义要大得多。
秦岭大巴山一余脉至此嘎然而止，尾端的岘山东视江汉平原，一路随行的汉江抱着岘山绕了一个大弯往南而去。在江水和山岭之间，留下一片空阔地。另有一条河水紧贴山脚与汉江并行，古代称为檀溪，也叫襄水。檀溪在真武山北“为汉水所经”，形成一片沼泽湿地。当年刘备骑“的卢”就是在此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就在这汉水之阴、襄水之阳，2800多年前就有了一座城，便是古襄阳城。襄阳建县治始建于西汉初年，虽然后来有许多沿革，襄阳城始终屹立如旧。新中国设行政区划时，这里是襄阳行署。同时也将隔汉江相望的襄阳、樊城合并为一个城市，像当时的“旅大”、“武汉”一样，定名“襄樊”，与樊城对应，也便于与襄阳县区别，襄阳城改为襄城。在人们还不懂得“炒作”地名时，襄樊就遭遇了“尴尬”。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襄樊与日本犬山缔结友好城市，日本人来襄樊就说，襄阳的名气大大的，襄樊的不好！
国务院批复中还有一个内容，是将原襄樊市襄阳区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这个“襄阳区”，才真正是近年来抢夺地名的后遗症。由江北的樊城再往北，原来有个张湾镇，隶属襄樊市所属襄阳县管辖。改革开放后，襄樊发展很快，城市发展，需要襄阳县府由樊城迁出，选址就是张湾。张湾也由镇改为市区。笔者并不很清楚为何襄阳县迁府同时将“襄阳”名称也带走了，张湾镇便成了“襄阳区”。这样一来，襄樊在人们的生活语言里有两个襄阳。以火车站为坐标，往北是襄阳（区），往南跨樊城和汉江才是襄阳（城）。不仅外地人出错，本地人也尴尬，打的问路都要多说很多废话。我曾经在强国博客上发表了一阕如梦令，叹“襄阳名乱”：“镇锁楚荆河汉，自古城池名冠。隔夜望襄阳，已在江之阳岸。堪叹，堪叹，游旅顿足扼腕！”
至于襄阳南阳之争，笔者并无能耐卷入这个千百年的历史漩涡。但需要说明的是，襄阳南阳之争自古有之，绝非当今开始的文化炒作。明嘉靖年间，襄阳说和南阳说两派的官司就打到了翰林院，甚至惊动了明世宗。清道光年间，湖北宜昌籍的顾嘉蘅任南阳知府时，正逢襄阳人和南阳人争抢诸葛亮的官司火热，顾知府情急之下写了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至今这副对联还在南阳的武侯祠。
今天的两家之争，更多的是两个城市人的文化感情问题。历史沧桑，两地的行政隶属也曾相互包容，两地人民相互杂居和往来的频繁程度的历史和现状超过其它任何跨省城市的关系。两地人在一个锅里吃饭还常常争吵，习以为常。襄阳古隆中和南阳卧龙岗都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并非一夜新建。
目前国内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沈伯俊认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其实是行政区划变迁的问题。“汉末的隆中行政上隶属南阳郡邓县，地理上却离襄阳城更近，相距仅20里。”沈伯俊说，这就像河北省很多地方离北京很近，但并不属于北京一样。由于历史地理的变迁和行政区概念的变化，后代一些人将东汉时的南阳郡与元代以后的南阳府（今天的河南南阳）混为一谈。他的这一论断是否可信，笔者也难置喙。
经过这么多年的文化浮躁，政府和国人应该趋于理智。金庸小说的文学真实性把襄樊人都“骗”了，襄樊如果为黄蓉、郭靖、杨过、小龙女、张无忌大兴土木，其旅游经济效应绝对超过西门庆。所幸，襄樊并没有那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