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德子的到来，梅屋照相馆的生意越来越好，把夫妇俩人忙得不可开交。
“德子，到轮船公司买三张到新加坡的船票，时间定在后天。”庄吉对正在那里补衣服的德子说道。
“唷，阿部君不是刚买回来两张吗，怎么又要追加啦。”德子不解地问，手里的活一刻不停，她正在给惠州来的革命党人补衣服。
“那两张是广州来的中国朋友要的，这三张是刚到的日本志士要的，他们正赶去开会，耽误不得。”庄吉叮嘱德子。
“噢，我知道了，等我手里的衣服补完就去，放心好了，好在这两天乘客不多，票也就不紧张。”德子用嘴咬着线头含糊不清地答应着。
“还有，通知厨房晚饭要多加几份，说不定又有客人要来呢。”庄吉刚要转身走开，突然想起这件事来补充说。
“知道了，我关照过厨房，每餐都要多备几份，以防不测。”德子笑了笑回答说，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得意。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梅屋照相馆已然成为中国革命的“补给基地”。
梅屋庄吉在香港做了许多善事，可谓声誉鹊起、名噪一时，照相馆的生意也越加兴隆。恰在此时，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悄向他袭来。
一天午饭后，庄吉正与几位朋友在书房里品茶聊天，只听得楼梯被踩得噔噔响，一名店员慌慌张张破门而入，见到庄吉却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说吧，有什么事，这些都是朋友，没有关系。”庄吉刚要端起茶杯往嘴边送，见状便又放下了。
“先生，出了大事啦。”店员依然心有顾虑，但见庄吉满不在乎的样子，也只好实话实说,“据可靠消息，警方要……要……逮捕先生。”
“逮捕……我？”庄吉直起腰来，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尖，一脸的不屑。
“是的，先生，他们是这样说的。”
“因为什么事？”
“不清楚，他们只是告诉我这些，别的就……”看样子他真的不清楚。
“好吧，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庄吉想，从他那里也问不出新的情况，问问别的朋友再说。
大家聚在一起议论一番，都认为没什么可担心的，庄吉向来遵纪守法，业内人士都了解他，怎么可能逮捕他呢，只是空穴来风罢了。庄吉本人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如此一来，朋友们的好心情不免受到干扰，无心再品茶聊天了，便相继告辞而去。
消息很快传到德子那里，她走了进来。
“怎么，听见什么风声了,脸色有点变样了嘛。”庄吉抽着烟在一张照相底片上勾勾勒勒，见德子进来，就抬起头来看着她。
“无风不起浪，还是小心点为好。”德子表面平静，事实上难免心烦意乱。
“话是这样说，可我思来想去，没发现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里，凭什么要逮捕我。”庄吉依旧很自信，重新低头修正照相底片。
“找个人到警署打听一下不就清楚了吗？”德子提醒说，庄吉仰起头来想了想。
“要不就把他……”庄吉含蓄地说道。
“我明白了，这就去问。”德子心领神会，说完拔腿就走。
警察署离梅屋照相馆仅两条马路，德子很快就到了路口，那里有梅屋庄吉发展的内线，也是兴中会的会员，庄吉经常向他提供活动经费，俩人的私交甚好。
正是午休时间，警署里出出进进的人很多，那位线人恰好往外走，忽见德子站在那里，急忙迎了过去。
“嫂子，您怎么来了？”线人感到惊诧，平时德子很少到警察署门前来。
“你没有听见一些吃惊的消息吗？”德子压低声音悄悄地问。
“没有啊，关于哪一方面的？”
“有人报信，说是警察署要逮捕庄吉，有这事吗？”
“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没听说过。”
“是呀，我们也想不明白。”德子也开始相信这是谣传，“这样吧，你去打听一下究竟是真是假，也好设法应对。”
“好的，事关重大，我先走了。”
德子点了点头，望着线人的背影在警察署的大门里消失后，才忧心忡忡地回到店里。整个下午她都生活在惶惶之中，虽然她深信自己的丈夫不会做违法乱纪之事，但援鳖失龟之误兴许难免。无论如何小心驶得万年船，在海边长大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她惴惴不安地等候确切的消息。
晚饭后，那位线人深情沮丧地出现在庄吉面前。
“先生，有一个叫加藤的人您认识吗？”
“加藤，莫非是加藤忠式？”庄吉想了片刻后问道。线人默默地点了头。
“加藤忠式，我认得，是一位医生。”庄吉确认说。
“没错，正是他告发您，说您是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的策划者，武器弹药的供应者。”
“他怎么知道的？”庄吉狐疑地望着线人，德子更是疑窦顿生。
“这，我也不清楚。总之，他向广东方面告发您，清政府请求香港当局立即逮捕您。”
“这个人你是怎么认识的？”德子感到有些蹊跷，不解地问道。
“加藤原来是大阪一艘商船上的船医，随船航行到香港后，在一家酒吧里我们相识了，以后他来香港就到照相馆来找我叙谈，就这样认识的。”庄吉简单地介绍一些情况，德子听了有些担心起来。
“这很正常嘛，一点都不奇怪，我有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偶然相遇最终成为好朋友的。”线人也看不出有什么疑点。
“有一次他让我在清政府里帮他找一份差事，恰好有一位朋友是广州炮台的首领，他去应试后就被录取了，在那里当一名医生。”
“这么说来你对他还有恩呀！”德子觉得很不可理解，怎么会这样呢，庄吉也觉得不可理喻，歪着头想了半天。
“他经常到香港来吃喝玩乐，开销很大，有时还向我借钱呢。”
“你借给他了？”
“当然，朋友向我借钱，怎么可以回绝呢。”庄吉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你总共借给他多少钱呢？”线人警觉起来。
“大约有二千多元吧。”庄吉随意地回答说，他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天哪，这么多呀，那末，他还您了吗？”线人有些惊讶。
“没有，不过这算不了什么。”庄吉仍然毫不在乎。
“他从来就是这样，借给朋友的钱，没想过要别人还。”德子喃喃地说，不过她也没往心里去。
“问题就出在这里，”线人恍然大悟，“您毫不在乎，他却耿耿于怀。”
“怎么讲,我听不懂。”庄吉满脸狐疑。
“道理很见简单，他把您告发了，您起码要坐牢，如此一来这笔债务不就一笔勾销了吗，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线人切齿愤盈拍案而起。
如此一说，庄吉如梦初醒，方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靠在座椅上穷思极想心绪不宁。
“先生，没有别的选择，您必须离开，马上离开香港。”线人郑重其事地劝导庄吉，言辞恳切态度坚决。
“看来必须如此了。”庄吉直了直双腿挺了挺腰板果断地说道，“德子，准备吧，立即出发到新加坡。”
“那末，我先告辞了，先生。”线人向庄吉行了个军礼,“码头方面的事情我会安排的。”
线人走了，庄吉召来了他的门人和店员，把他的决心和安排宣讲一遍，这些人跟随庄吉多年，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现在听说庄吉和夫人不得不离港避难，个个群情激奋义愤填膺，有的人开始商讨善后，有的吵着要找加藤算账，只有江畑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其实他正在酝酿如何替先生报仇的行动。
当晚，庄吉带着德子和几名贴心的门人，趁着夜色朦胧登上一艘离港的商船，悄悄地前往新加坡。
第二天一早，江畑带了几名知心好友赶到广州，将加藤忠式骗出黄埔炮台。加藤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丑行已经暴露，便应约来到一个僻静的村落。
“加藤，你这个忘恩负以的小人，如果还是个男人就举起枪来和我决斗。”江畑见到加藤后怒目圆睁向他喊道。
“你是谁，敢如此嚣张！”加藤确实不清楚来者的身份和目的。
“我是江畑慎一，是为梅屋先生报仇来的，怎么啦，害怕得尿裤子啦！”江畑自报家门，用鄙夷的眼光看着加藤。
加藤明白了来者的用意，自知理亏，又不敢不应战，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上，躲避决斗者将被视作懦夫而颜面扫地。但作为一名军人，加藤自然不甘被人耻笑，他强打精神表示应战。
“既然是我提出决斗，那么就由你先开枪吧。”江畑一脸不屑地朝后倒退十余步，挺身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加藤毕竟心虚，犹豫不决地看着江畑。
“举枪呀，你这个懦夫！”江畑大声喊着。
加藤如梦初醒，慢慢地举起手中的枪朝江畑瞄准。
“放！”江畑居然指挥起加藤来了，不知所措的加藤应声扣动了扳机。“乒”的一声，枪声回荡在空旷的田野，江畑还是纹丝不动。
“笨蛋，打歪了。”江畑嘲笑加藤，“重来！”
“乒！”，又是一枪，江畑稍稍摇晃一下，一丝鲜血从他的衣袖里流淌下来。
“那还差不多，再来一枪。”江畑毫不理会自己已经受伤，照旧戏谑加藤。加藤被激怒了，他定了定神迅速举枪对准江畑。
“乒！”，第三颗子弹发射出去，江畑应声倒地。正当加藤庆幸这关键一枪救了自己时，江畑却哈哈大笑起来，原来这一枪又落空了。
“加藤，别高兴得太早，该轮到我了。”江畑举枪对准加藤，“乒”的一声，加藤双手捂住胸口摇晃着勉强站稳了。
“乒！”，又是一枪，加藤倒地，再也没有爬起来，而且永远爬不起来了。
加藤毙命后，江畑慎一回到香港，立即向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投案自首，不久被押解回国。当地法院判决他一年零四个月徒刑，到九州一个煤矿里服劳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