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书院】●
中国历来崇文化，重教育，唐已有书院；宋印刷术推广，书院发展，有“四大书院”之称：
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唐，中国最早，在庐山东南麓，得山水之灵秀，聚读书之英才，朱熹之功大焉。
岳麓书院——在长沙城西岳麓山下，建筑严整，规模宏大。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和《论语·泰伯》，“惟”是语助词，并非说两湖人才皆从此出。但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俊彦，确曾在院读书。
我素喜之“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一语，也见于该书院之楹联。
此外，嵩阳、应天（即睢suī阳）、石鼓（湖南衡阳），三个中的两个。
主持书院者称“山长”，皆推举或礼聘饱学鸿儒任之。
●【官办与民办】●
书院有官办和民办两种：官办书院以收藏、编纂、校勘经籍为主；大多依附于府、州、县学，与文庙一处。
民办书院以读书、讲学为主；因针砭政事时弊，曾多次遭朝廷禁毁，最有名的，无锡东林书院。
●【天一阁】●
藏书楼最著名为宁波天一阁，明嘉靖时退归林下的兵部侍郎范钦所创，取义《周易》郑玄注“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水于北”（导游都说出自《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翻遍《易》及集注，没这两句）。楼上统间，楼下六间，因建筑开间宜阳数，故西边末间狭小如半间。
天一阁年代既早，设计更利于防火防潮，乾隆赞为“天下第一藏书楼”。
古有“藏书八厄”之说：一水，二火，三鼠，四蠹，五收贮失所，六涂抹无忌，七庸人妄改，八不肖子孙鬻卖。
范氏“代不分书，书不出阁”，非子孙不得登阁阅览。书固然得以久传，但利用率太低，我看不过一书奴耳，也难怪范氏后代并没杰出的读书人。后来黄宗羲要看书，并帮范家编天一阁书目，这才不囿（yòu）于范氏子孙。
●【庋藏《四库》的七大阁——内廷四阁】●
乾隆为庋（guǐ）藏《四库全书》，仿天一阁形制，建七大阁。内廷四阁为：
北京皇宫“文渊阁”，书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七套中最好的；
圆明园“文源阁”，阁、书皆于“二鸦”时毁于英法联军；
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书1915年移入国立京师图书馆，今北京之国家图书馆；
沈阳故宫“文溯阁”，曾落入日本人之手，书补抄，文革中因中苏关系紧张，为备战，转移于甘肃兰州榆中的省图书馆书库。如今沈阳要讨还，兰州回应，我们特地为它建了妥善保存的现代化书库，放在这里不也很好吗。
●【——江南三阁】●
乾隆因念江南读书人多，另建“江浙三阁”，允许士子阅抄：
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此两阁之阁、书，皆毁于太平军，且不是兵燹（xiǎn）殃及，乃恶意纵火。2011年，镇江复建文宗阁竣工。
杭州孤山西湖行宫“文澜阁”，也被太平军烧毁，后重建阁并补抄书，今属浙江省图书馆。
●【内廷四阁阁名考】●
七大阁阁名都前字着“文”，后字含“水”，照一般理解，许多书上也说，“文”当然文化，“水”则取五行相克，有镇火之义，盖藏书最怕回禄也。正确吗？当然。我以前同样这样认为。
但一一游过四大阁，读了乾隆亲撰的各阁的碑记，才知那是“想当然”。
《文溯阁碑记》说：“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原来皇帝心目中的“文”，是儒家学说。
这在《文源阁碑记》中，说得更加明白：“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脉也。流也，支也，脉也，皆自‘经’而生。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
正因为儒家正统的“经”，是“文”的本源，处于总领四库的地位，所以，连《老子》《庄子》《韩非子》这样第一流的经典，也都只好挤到“子”那一堆去了。
既然“文”解释为“经”，第二字为什么着“水”旁，由此也清楚了，还是以水喻文：“渊”解释为海；海有“源”；“‘津’则穷源之径”；逆流而上探寻其源是“溯”。
在四阁四记的最后一篇《文津阁碑记》中，乾隆还总结性地提到了阁名用“水”的双关意义：“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之，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
既然数典天一阁，说阁名用水是取五行以水克火之义，可见也讲得通。
●【江南三阁阁名】●
至于江南三阁何以命名，乾隆一篇碑记都没有写，但我们不妨由上述而推测。
“汇”“澜”，可以由“渊”“源”“溯”“津”类推。
至于“文宗阁”，是七大阁中惟一阁名不含水的。书上大都说，该阁原名文淙（cóng）阁，位于金山，当时是岛，湿气重，长江汛期又有洪峰，恐水太多反遭淹，改之。
我认为，“淙”是流水、水流之声或灌注，与北四阁的命名思路不合，很可能原先就叫文宗阁，根本没所谓“文淙阁”，“宗”者，主旨、尊崇、归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