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统】●
幸好，中国古代所谓的“君师合一”，实质上并没有真正形成；儒家“道统”对于皇权“法统”，既是“帮凶”角色，又不无制约作用。
君不见，历朝历代都有孔孟传人犯颜强谏，面折廷争，宁可丧生灭族，依然前仆后继？他们不仅为个人留名千古，流芳百世，更是维护道统，报国爱民。
虽然，由于皇权专制，道统所起的作用有限，龙颜一大怒，臣罪便当诛。毕竟，儒家道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帝王的武断、专制，减少和避免了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中国民间，从宋元话本戏曲，到明清演义小说，一直在宣扬儒家道统。所以，一般读书人，即使算不上知识分子，甚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也多崇尚正气，鄙夷虚伪，批评政治，匡正时弊，出过不少人物，有的堪称英雄。
倒是20世纪，从列宁、斯大林开始，极权与信仰集中于最高，真理只属于“导师”一人，国家缺失了制衡的机制。领袖非但政治、经济乾纲独断，思想、理论也正确绝对。
试问，整个民族服从于一个主义、一种思想，以及某某学说、某某理论之类，这个民族还会有什么创新活力？
而知识分子既然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丢掉了“道统”，风骨气节渐渐消退，社会的进步又岂能不被窒碍？
●【理学——道学】●
儒学虽然经世，却缺少对人心、人性的关注，约唐宋之际，公元1000年前后，不少士大夫转向佛教、道教，寻求精神慰藉。
对此，北宋儒家学者，借鉴佛学之逻辑思维，直截了当阐释经典中的义理，建立了理学。
理学实质上即儒家学说的理论体系。其抱负如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之无愧也。”
理学以周敦颐（濂学）为先驱，二程（颢、颐，洛学）发扬，张载（关学）承之，至朱熹（闽学）集大成。
因为理学以儒家之“理”，融入佛、道，自命是儒家道统，故也称“道学”（有人以为是道家学说，误也）。
此后，儒教影响愈大，至明清，真正统治了全中国。
●【理学害人】●
理学成，儒家理论固然升华，糟粕祟邪却也愈烈，不仅“三纲”之类被推到极致，对人的迫害更无以复加。如程颐说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原文有此“极”字），从此行矣；寡妇再醮（jiào），渐渐难矣。连“未亡人”一词，向来只适用于女性，好像丈夫死了妻子也应该去死一样。清代戴震就说：“理学杀人。”
按：常有人把鼓吹贞节烈妇认定是“孔孟之道”，不对。读史书可知，孔孟虽尊男卑女，但妇女的“从一而终”，实在是宋代理学发挥之恶劣。
可叹的是，余毒直到当代：如领导人物丧妻，几乎个个再娶，即使他不想，也有人做工作，革命事业需要嘛；但若是他先死，遗孀哪个另嫁？即使她有意，也必有人劝，要考虑影响啊。看看宋庆龄、许广平，半个世纪青春，个中苦楚，惟自知耳。
●【陆王心学】●
明代，道学被定为官方哲学正宗。王守仁（阳明子）将南宋陆九渊（象山）之“心学”加以发挥，提出“心外无物”（天地万物都依赖人的良知而存在），“知行合一”，建“心学”体系，后人称“陆王心学”。从“宋明理学”一词，即可见此二者之继承关系。
理学之“理”与心学之“心”，合为俗语“天理良心”（后讹为“天地良心”）。
王临终，弟子问遗言，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按：正德年间，王阳明曾平定宁王叛乱。中国历史上文臣称得能武者，恐怕也就明王阳明、清曾国藩二人。曾国藩将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发挥到了极致，蒋介石、毛泽东皆推崇之。毛年轻时写道：“观其收拾洪杨之役，完满无缺。”
●【启蒙之先导】●
明清之际，黄宗羲、王夫之（船山）、顾炎武（亭林）“清初三儒”，成为启蒙思潮的先导。
黄宗羲号召法治，不要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工商皆本；抨击帝王“最能欺夺”人民，“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还认为，历代一次又一次税赋改革，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被后人称为“黄宗羲定律”。
王夫之主张华夷民族大义高于儒家君臣理念；反对理学、心学的主张，认为“气者理之依也”，气是物质，因而是惟物主义的；又说静即含动，动不舍静，一切都是变化的，这就是辩证法了。
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说“君臣之分，所系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朝代可以改换，中华文化的道统不能断绝（国亡，文化不能亡，是谓天下）——梁启超概括曰“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省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但有人不明就里，改一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话自然也不错，却不应冠以“顾炎武说”。
我素心仪顾之治学，一不说空话，言必有据；二不抄袭别人，独立见解；三肯听批评，从善如流。
●【清代理学】●
清朝统治者虽然是满族人，对儒家道统理学的继承，有过于汉族而无不及。
试看其如何重视科举考试，如何规定写八股文章，如何将孔夫子推举为“万世师表”，如何在“文圣”之外又搞出个关羽、岳飞双“武圣”来，清代学术之之宗奉，可知矣。
●【乾嘉朴学——“汉学”】●
清代中期，有许多学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明哲保身，尚“朴学”，乾嘉年间尤其兴盛。
朴学意为质朴之学，大致如专讲文字、训诂（gǔ）、音韵及其变迁的“小学”。
因该学派治学严谨如汉儒，与重视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不同，故别称“汉学”。
但乾嘉学派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微言大义，“明道救世”，，其成就高于汉学。
●【民主思想萌芽】●
晚清，龚自珍、黄遵宪，都已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龚诗句曰“但开风气不为师”；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不仅学术有成绩，而且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如谭嗣同公然扬言：“杀尽世上君王，以谢国人！”
故近代学术巨擘王国维评价有清一代学术，谓：“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现代学术】●
现代学术之繁荣，在20世纪前半叶的民国（北洋—国民）政府，因社会制度变革，学术环境自由，几乎可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媲美——说几乎，是并非等同，比如，多考据家而少理论家，有学问家而鲜思想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500年前的“百家争鸣”，乃中国内部诸子学说竞相争锋；而民国时期的学术活跃，既是古今之争，也是中西之争，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冲荡、互补，意义当然更大。
有人注意到，清末民初的青年出洋，留美的大抵重视文化与教育，接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留日和留法的更多关注军事与政治，前者受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影响，后者倾向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有的“海归”人才，由于学贯中西，知识结构完整，绝大多数都胸怀博大，视野开阔，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成为治理和建设现代国家的精英。
现代学术自民初开始，北洋时期宽松，“五四”前后臻于高峰；历国民政府黄金十年，至抗战中之西南联大，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只问学术贡献，不论党派政见，达到极盛。人文科学院士如胡适、赵元任、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等，大名如雷贯耳。
1949年鼎革之际，大多数学人看好中共，未必同意其政治主张，但都怀着中国富强的憧憬，中央研究院81院士，57位留了下来；中国科学社27理事，只1人去了海外。可惜，厥后，虽不“山河破碎风飘絮”，却是“身世浮沉雨打萍”；大多“惶恐滩头说惶恐”，终于“零丁洋里叹零丁”。
●【20世纪下半叶】●
建国初，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又借助朝鲜战争和国内的“三反”“五反”，迫促知识分子进行“忠诚老实学习”。
1950年，开始批判胡适，中国学术出现彻底转折，跌入了历史罕见的低谷。
且不论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风气、树范式、辟新境的巨大贡献，就讲胡适实用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实后面还有“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的治学方法，“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求实精神，哪里不对来着？连篇累牍，大张挞伐，可谓毫无道理。指责他说“历史是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事实上胡适原话说的是哲学名词“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
紧接着，知识分子被要求思想改造，人人“洗澡”，“脱裤子，割尾巴”——皆见于“红头文件”，现在想想，语甚荒唐，试问：思想是人类的特征和权利，一异于动物，二不同于他人，竟要被“改造”成一律，岂不可怕！后一句创始于延安整风，试问，“裤子”可脱，脸面搁哪；既有“尾巴”，还是人吗？
战战兢兢，动辄得咎，风吹草动，不寒而慄。“名利”“白专”，帽子乱飞，“复辟”“**”，棍子横扫。“人民内部矛盾”？名词而已。说是“言者无罪”，实则祸从口出，一语之失，便坠恶道，罪该万死，家破人亡，亲友后代，连坐遭殃。
谁若不愿做党的驯服工具，非要谔谔之“士”的风骨？可以，哪天不高兴，轻飘一句“工作需要”，即可把你棋子一般拈来掷去，随心所欲发配到哪个旮旯；或是内部掌控，不再提职、升级、加薪，这些，都还算是客气的。再找不到借口，“不尊重领导”，便可剥夺你自由，缧绁（léi xiè）伺候。用不着司法机关，更无须合法程序，多的是巧立名目的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注销户口、遣送回乡。
至于思想被指“小资”（更别说“反动”了）而挨批，层出不穷，主义因是“个人”而受责，司空见惯——事实上，升斗小民，谁个不企望跻身“小资”？个人主义强调每一个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把人当着人来尊重，它和利他主义相结合，产生了近代西方的文明。批评、批判个人主义，就如一句言之不雅的旧话：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说“劳动教养”】●
且说“劳动教养”，那是1957年，反右反出了许多右派分子，都是因言论获罪，要惩治却缺乏法律依据。当年8月，为右派量身定制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出笼，文件规定：
“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内，有劳动能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碍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无理取闹、妨碍公务、屡教不改的”，要送去劳动教养。
瞧，今天顶一句嘴，明天派你干累苦脏活，后天大会点、小会批，大后天写几个字，红印子一盖，送你劳动教养去了，而且从没人规定期限，单位如不开恩，永无出头之日。请问，如此明目张胆违反宪法，这日子还是人过的吗？
●【“四类分子”——地、富】●
毛泽东多次强调民主和自由只给予人民。此外者，地富反坏右——前面四类，都是敌对分子（我始终怀有疑问，汉奸卖国，明明比“地富反坏”坏得多，为什么不列另册，也未见惩处）；至于“右”，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为猖狂向党进攻，妄图“轮流坐庄”，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性质转化，成为敌我矛盾了。
其实，极大多数地主，只是正当“土改”年代，有的祖上传下，有的刚买了田，或家境好于邻里，曾经出租土地，立马成了敌人，祸延子孙，成千古恨；
富农是什么？比地主穷一点、中农富一点？明明是农，也算坏人？“富农”这个词，是从苏联引进的——粮食不肯交给苏维埃，藏起来，偷偷拿到市场去卖的人，即富农，可以抓之杀之。
地主与富农，实际上都是精耕细作、勤劳致富、省钱买地的农民，加上智慧、眼力和机遇，渐渐日子过得比穷人好，因为gcd是穷人的党，所以活该你倒楣。
其实，就是地主、大地主，开明的很多，修桥、铺路、赈灾、办义学，主持公道，调解纠纷，代表民众与官府论理……许多地方，土改搞不起来，只好让赤贫的地痞之类流氓无产者打头阵，这些骨干随即入党，摇身一变成为村乡干部。
1948年土改时，中央指示，土地、财产被没收后，地主从事劳动5年、富农3年，可以摘帽。但1950年开始，新区连续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紧接着农业集体化，毛泽东把出现的问题归结为阶级斗争。1960年，他干脆认定，地主、富农的帽子不能摘，因为他们思想上基本上是反革命的，让他们把帽子一直戴下去。1962年，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占农村人口8—10%的地主、富农，遂永无出头之日，连带妻儿，被监督劳动，一搞运动，更忙于挨斗。
●【“四类分子”——反、坏】●
“反革命分子”帽子最毒辣。1954年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报告，三年来“镇反”，全国共逮捕262万余，杀掉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先后管制120万余，入狱129万余（统称为“杀、管、关”）；光是运动开始的前4个月，遵照毛泽东的批示，就杀了50余万人。如1951年1月毛批示“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广东，“你们已经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2月，“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例如北京二百万人口，已杀六百多，准备再杀三百多，共杀一千人左右也就够了。”
杀，杀，杀，不妨对比解放战争，双方阵亡的人数，共方30万，国方40万，合计70万；而“三大战役”双方战死的总和，是40多万。镇反杀掉的，超过解放战争死的人。
“反”字号怎么如此之多？多在戴帽子便当，即使不犯刑事，档案有那么一笔，就是“历反”（历史反革命），运动中侥幸没杀掉的，以后大小运动都要拎出来斗一斗，人称“老运动员”；仅是政见不同，说你对党对社会不满，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那就是“现反”（现行反革命），想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甚至可能死刑立即。
“坏分子”帽子最万能，瞧着不顺眼，随便甩上一顶，如好吃懒做，“生活作风问题”，不服从分配，思想反动，同性恋，赌博，旧书看得太多，都可以列入“四类分子”5%的“另册”。
●【“右派分子”】●
在我的读书记忆中，“四类分子”难以计数（公安机关应该有统计档案），公开人数的是1957年的反右。
1957年，中共整风，知识分子自恃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况且党有文件，“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堂堂正正，胸无芥蒂，于是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畅开闸门，推心置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料风云突变，噬（shì）脐莫及，泪眼无言对妻儿，跌足扪心问天日——天日昭昭，悔之晚矣。
反右究竟是毛预设“阳谋”，放钩钓鱼，引蛇出洞，还是真因国内外形势变化，使毛警觉，骤然反击，可议。但从井冈山肃“AB团”——延安整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可见中共承上启下之传统，后来反右倾，四清，“文革”，皆一脉相承，不足为怪。
1980年后，对于反右，评价呈现多元化。如“章罗联盟”之章伯钧之女章诒和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也看到了一些失误。所以，毛泽东登高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
但也有人肯定，在当年的右派分子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意图借机实现他们的政治欲望。言下之意，右派真的想变gcd的天。对于这一点，梁漱溟当时就洞悉到了。
梁氏自1953年公开顶撞毛泽东后，闭门思过，不发妄言。反右开始后，经不住《文汇报》记者采访，说：“我们希望党政之间的关系能有所调整，但是绝不想削弱党的领导……”他认为章罗的问题在于，对于抗战胜利后民盟提出的建国主张，念念不忘，简言之，即企图在中国实行两党制、议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
我的看法，即便章罗确如此想，敢向中共的统治叫板，自然是与虎谋皮，天真无比——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凭你几个嘴皮子翻翻，就转手易主了，就主仆共享了？可是，与虎谋皮者手中并没有猎枪，没有钢叉，“谋”者，商量也，那是白日做梦，那是痴心妄想。皮在老虎身上，老虎不给，挥之，斥之，叱之，驱之，也就是了，难道非把谋皮的书生吃了不可，或者恨之入骨，叫你死不了也活不成？
●【反右统计与“改正”】●
1978年，中央统战部讨论右派甄别，举1962年为“右倾”党员、干部695万人平反的旧例，当年改正右派63人；至1980年底，已改正54万余。
1982年公布，55万2877人陆续获得了“改正”；仅1958年1月定的96名“标兵”，维持右派结论，摘掉帽子，以示宽大。
注：“摘帽”是赦免，恢复公民权，但你确实存在右派的罪错，不同于改正；“改正”是纠错，说你被扩大了，恢复原工作、原工资，但既非全部右派，又不补偿失去的工资，只能算是不完全的平反。
为什么留96名仅仅摘帽，不予改正？为了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
可以证明吗？不妨算算看：
设55.2973万人中有96确实右派，“真”的占总数0.01736%，即1/576，也就是说，每576人中，有575人被“扩大”了，只有1个没“搞错”。其中中央级章伯钧（罪错是“轮流坐庄”）、罗隆基（“平反委员会”）、储安平（“党天下”），加上海彭文应、陈仁炳，共五人，皆属最大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昔与中共关系最密切友好的盟友，而1957年被看作争夺领导权最大的威胁。
然而，据中央已解密的档案，1958年划右派317.8470万人（是55万余的5.74倍），中右143.7562万人，两者合计461.6032万人（55万余的8.35倍）。96人仅占461万6千余人中的0.00208%，约1/50000，也就是说，每5万人中，4万9999人被“扩大”，只有1个没“搞错”。
无论576人中1人，还是50000人中1人，“错划”的比例高达99.98%和99.998%，这“正确率”也实在太小太小、微乎其微了。须知，按统计学惯例，万分之一通常都属于忽略不计的。
值得注意和应该指出的是：该96名右派“标兵”，还是1958年“钦定”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标准”，居然适用迄今？
就是宣布96人不予“改正”的1982年，到现在也30多年了，古人将三十年看作一“世”，民谚有“河东河西”之说，难道要对他们要永远“维持右派结论”而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况且，仔细阅读当年右派的耿耿直言，真知灼见跃然纸上，正宜当今贯彻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宪政所用。
●【鲁迅活着会怎么样】●
当“阳谋”“引蛇出洞”、中共反右得逞之际，有人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毛答：要末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末他识大体不做声。
我由先生风骨判断，当前者也。
其实也不必“如果”，想想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受中共上海左翼文化领导的压制，在一封信中说，“倘当崩溃之际（按：指改朝换代），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当时清道夫的工作服）扫上海马路耳”；临终前不久，对从陕北来的冯雪峰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再看看鲁迅精神真正的继承者、其弟子胡风的遭遇，就清楚鲁迅先生为什么说这两段话了。
反胡风是批胡适的继续，之后运动不断，内容形式翻版，因言而废人，因人而废言，一茬又一茬；时乖运背，困顿颠沛，直至十年浩劫，苦难无以复加，老病之鸟，惊弓哀鸣，衰极则死。“老运动员”何满子叹，“文革”不是史无前例，只不过规模大、程度深，加上武斗而已。
既然，中国学术更无人矣。
●【举例宋庆龄怎么说】●
批胡、反右后，知识分子彻底趴下，要么闭嘴，要么说假话，就是写信、记日记，也只拣好的说。明着直言的，大概就是反正不怕你把我怎么样的宋庆龄。
建国前，宋庆龄先生的铮铮表现，无须多说。1953年开始，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至1955年，很多城市全行业公私合营。位列人大副委员长的宋庆龄，写信给毛泽东：“gcd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gcd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她又写信给中共：“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gcd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gcd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社会主义分子？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gcd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gcd？”
1958年，宋庆龄托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中央委派**、周恩来、董必武等探望，做工作，宋勉为其难。
1959年4月，二届人大，刘、董等提议，推举宋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中共政治局21人讨论， 18人赞成，毛、**、康生反对。这届人大通过了国家主席刘（后来人呼万岁致祸风起于青苹之末），副主席宋、董。毛发言：“宋庆龄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7封信，表达不理解、反感，对gcd极度失望，还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其中一封写道：
“一夜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在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建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当年夏庐山会议，**主张设国家主席并举毛任，一年后“九一三”摔死）的同时，要周转话：“她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周和**传达说：主席关心你，知道你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回答：“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从此，宋庆龄拒绝出席一切活动，说“我参加了会伤感……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年，11月，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
1981年5月，**、**至病榻前转告宋，15日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三十一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她的遗愿是，死后回到上海安息；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29日，宋庆龄先生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