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反对党以自由】●
陈独秀晚年，曾言“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对此十三字评价极高，说：“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
其实，针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第二国际理论家罗莎·卢森堡早就指出：“自由永远应当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
按此标准，国民党这回才算走向民主了。
中华民国早期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自张作霖以大元帅当政，经历国民党漫长的党国体制、威权统治，中止了60多年后，终于重现了。
按：与蒋经国同时，中国另一位政治家，也承前人之独裁，开后来之新局，恃一言九鼎的超强人地位，更有翻云覆雨的专制手段，其经济改革大刀阔斧，披荆斩棘，但政治改革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尤其涉及带根本性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虽然发过不少谠言宏论，终究跳不出如来世尊的五行山，没有革故鼎新的决断行动，错过了成为蒋经国这样历史伟人的机会。
●【民主集中制】●
还有，孙中山搞的中华革命党宣誓效忠于领袖个人那一套，以及1924年《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总理对于党中央的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一个政党的领袖居然拥有如此特权，全世界都没有，简直比皇帝还皇帝！而这样的“皇帝”，中国不止一个，如1956年9月，中共八大决议，要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技术革命，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写入文件，公诸于世；翌年4月整风，6月反右，10月，八届三中，八大决议被一个人悍然推翻。再后来，1959年庐山会议，反左突然变反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酿成十年“文革”浩劫，一连串的天翻地覆，哪一桩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与列宁以强调“组织性”“纪律性”集中威权，斯大林变本加厉成为党魁独断制度，也两相契合。
按：苏共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具体地说（破折号后的诠释是我加的）：
个人服从集体——事实上，在个人权利无法得到保证的前提下，集体主义往往变质为专制主义；
少数服从多数——此时纵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只能屈从，况且，还可能形成“多数暴政”，产生“民众私刑”，如“文革”出现的群体性的迫害和屠杀（湖南道县屠杀地富反坏右4519人，全家被杀绝的117户；北京大兴、广西武宣等情况类似之）；
下级服从上级——专制的基础是等级制，等级本身就体现了专制；
全党服从中央——即使这个上级和中央代表着某个集团、少数人、甚至只是一个人利益，也必须服从；
中央服从领袖——最后，整个组织的权力，归结至金字塔顶的一人。例如领袖召来中央其他成员谈话，或四处巡视“吹风”，都属合法；其他人偶有私下接触，就属宗派活动，分裂阴谋。
推而广之，每一级党组织的一把手，党委、党总支、党支部的书记，都拥有这一特权。而反对其中任何一级的任何一员，即为**。
●【“民主”是标，“集中”是本】●
国共两党的组织体系和行政制度，都因袭了这一名为“民主集中制”，实质极权主义的模式。
“民主”是形式，是手段；“集中”是目的，是本质。
“民主”是有限的，乃新时代所需要的标识；“集中”是绝对的，政党尤其领袖的极权，超过了几千年传统的皇权专制。
而且，本来是极权政党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逐渐被无限扩展到各个领域和层次，很多人运用自如，常常因此剥夺了少数人的基本权利。
可叹应用者对此兀自不知，奉“民主集中制”为圭臬，理直气壮，兴高采烈。
●【国“容”共】●
孙中山为得到俄援，自然要接受苏共的指示，“容共”；而国民革命的成功，还必须号召发动广大的农工大众，那就要“扶助农工”。
其时中共本身力量弱小，党章规定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一大时，全国党员50余（有53、57、59诸说，开会代表12、13诸说），二大195，三大420，至1925年初四大，党员还只有994人，且处于秘密状态；而国民党，历史久，影响大，且有两广地盘和军队，国民党员原先已近5万，开“一大”时，迅速增长到注册党员20余万。
1923年，中共“三大”，在共产国际“gcd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发展”指令的“说服”下，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共个人“入”国】●
中共“化整为零”，党员以个人身份与他党合作，似乎委屈。
然而，这一渗透的效果，却是极好。国民党“一大”时，中共党员加上共青团员数，虽然仅占国民党员的3%，但出席大会的代表，占到10%；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占到25%。大会后产生的国民党权力机关中央党部，7个部中，中共占了2位部长3位秘书长。
特别重要的是，国民党试图利用gcd人的奋斗精神，为其发展效力，旁落了组织大权。中共由是控制了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进而使直、湘、鄂、浙、赣、晋的省党部，北京、广州、上海的部分国民党支部，都为gcd人所掌握。
中共当然也由此得到了迅猛发展，1926年，党员人数是去年的10倍，超过1万；1927年“四一二”后半个月召开“五大”时，已有党员57967名，比“四大”翻了近60倍，成为中国第二大党。
●【国共合作】●
然而，国共所谓“合作”，本是相互利用，难免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国对于共，是“容”——“容纳”共之个人加入本党，“容许”其存在与活动，而不是“联合”（“联共”一词，乃我党自说），所以后来有蒋的“清党”，汪的“分共”“驱共”。
共对于国，也自有打算：与国民党争夺农工，壮大队伍；将国民党重要人物，分为左、中、右三派，区别对待而分化瓦解之；监督、改造国民党，最终取而代之。
●【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仿照苏共模式，将最早（民初）无所谓组织性、纪律性的欧美式议会政党国民党，改组为排斥其他一切政治力量的苏俄式的极权政党。
按：追溯国民党的历史，可以说是：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
前两个阶段，兴中会、同盟会，属革命党；民初孙中山、宋教仁将五党合一组成的国民党，是议会政党的国民党；最后两个阶段，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它已经是极权政党了。
极权的标识，是所有中国人都要信奉三民主义，听命中国国民党，服从领袖孙中山。至1938年，蒋介石仿效纳粹，公开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
极权的步骤，是暴力夺权，专制掌权，独裁擅权。
●【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一大”。孙中山演讲，强调“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学习俄国，“用独裁政治”，“将党放在国上”。（注：会议期间列宁逝世，休会三日致哀。）
“一大”号召：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夺取全国政权。
所谓列强，是指尚与中国有不平等条约关系的西方帝国主义。
其实，进入20世纪，尤其一战、二战后，欧美资本主义从国内贫富悬殊、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社会问题，以及海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已不再对外实行殖民侵略（鸦片贸易也于清末正式结束），而是通过工商经营，合法取得市场、原料、劳动力等，获取最大商业利益。
十月革命后，苏联为自身利益，竭力鼓吹打倒西方帝国主义；第三国际图谋掀起世界革命，在欧洲游说不受欢迎，大力向中国输出观念和组织。近代的中国吃够了帝国主义的苦头，国共双方都接受了这一主张。
●【苏共左右国共政治走向】●
1920年代始，第三国际和苏共远东局的顾问，代表着列宁、斯大林，介入中国国是，左右国、共两党政治走向多年。中共前期许多右或左的方针策略，包括大革命失败、反“围剿”失败等，大多错误于那些顾问太上皇式的指导。
我有时想，假如没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阉割，没有十月革命宫廷政变的发生，没有苏联gcd和第三国际的介入，近百年来的中国，会怎么样？
历史不能假设。gcd也好，国民党也罢，无论该发生的，或是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这句话，自然也等于白说。
●【“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
旧教材都说国民党一大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由此认定，孙中山已将“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
现已查明，所谓“三大政策”，包括“联共”这个词，是中共自己“概括”的，时在国民党一大后两年十个月、孙中山去世后一年八个月（1926年11月，见下文）。
既然不存在“三大政策”，也就无所谓“新三民主义”了。这个很难定义因而极不科学的新词语，是发明“三大政策”再稍后几个月，苏俄顾问鲍罗廷率意“创造”的。毛泽东竭力宣说“新三民主义”，意在打击蒋介石也。
无论卷帙颇厚的《孙中山全集》，无论国民党包括《宣言》《党纲》在内的一大文件，该党所有的文献，都既无“三大政策”一说，也无“新三民主义”一词。
人类以文字形式记录的全部历史，都是人写的。人，政党的人，都按照党的立场和党员自己对历史的认识撰写历史。
●【“约法”改为“训政”】●
民主革命思想很不彻底的孙中山，在一大当年制订的《建国大纲》的宣言中，取消了防范统治者独裁专制的“约法之治”，代之以建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
按：孙中山所有文集、选集，都有这篇《建国大纲》；南京中山陵祭堂两壁镌刻着全文，我昔读之，啧啧称赞，老了，才觉悟“训政”之非。
“军政”是“军治”；“训政”是“党治”；“宪政”是“法治”。
“军治”是夺权之手段，“法治”是根本之目的，中间为什么要夹一个“训政”？
“训政”说起来，是要先提高人民政治素质，然后才能实行宪政。然而，中国经过诸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等等启蒙运动，已经准备好了实行宪政所需要的人才、知识和经验。孙中山和蒋介石，偏要“训政”，毫无道理。
●【训政目的】●
表面看，训政是建国的步骤，其真实目的——
一、是为了准备“党民”——训政期间，国民党不仅是政权的执掌者，也是实施训政的主体，人民则是接受训政的对象，最后被训成为合格的“党民”，其目的，显然在于国民党必须取得执政的合法性；
二、是预定未来国家的制度——盖“党治”的本质，是极权政党所需要的“**”，而且必须延续下去，直至永远。虽然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预定训政六年，1929年国民党实施训政时也决议六年期满即践诺行宪，但正如后来为事实所证明的，国民党与蒋介石，一旦大权在握，人莫予毒，利害攸关，哪里肯还政于民！
“训政”，实质上是“党化教育”“党文化”，简言之，党要主宰教育和文化，教育和文化要为党所用，替党服务。
●【黄埔军校】●
孙中山向苏联学来的，不仅“党国”“党民”，还有“党军”，以及“党文化（党化教育）”“党司法（党化司法）”等。
1924年5月，孙中山筹创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以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因学校坐落于广州东南珠江口黄埔岛上，习称“黄埔军校”。
开学那天，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亲临演说，由胡汉民代读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后成为国民党党歌和中华民国国歌。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师生英杰不少gcd人。北伐、抗战，两党师生同仇敌忾，并肩作战，如后者，20万黄埔军人，牺牲率高达95%。
国民党始终以黄埔新军为“党军”，北伐时称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第一军军官基本上是黄埔毕业生），其实质，沿袭湘、淮、北洋“私军”传统，惟校长蒋介石一人马首是瞻，蒋即使下野，军队也依然听命于他。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政党怎么可以拥有军队呢？执政党的“党军”，是专政工具，镇压人民；在野党的“党军”，即反政府武装，乱国殃民。
●【军校将才】●
黄埔军校教学重视实战，打仗有些本事，但毕竟速成性质（初半年一期，六期后迁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三年一期，简称中央军校，但人们仍沿称其为黄埔军校），理论先天不足；校长本人虽学军事出身，层级不高（由保定军校速成学堂转去日本读振武学校——是为中国人办的补习班性质的士官学校预科，1910年读完后分配到部队养过一阵军马，就因辛亥革命需要回国来了），无雄才大略。因此，“黄埔”名气虽响，指挥重大战役的高级将领，军事素养多不相当。
解放战争时，蒋经常干预前线，越级指挥，甚至管到连队的宿营放哨，固然不智（他自己解释为防暗通中共者），麾下缺少**、彭德怀、**、粟裕那样独当一面的统帅型将帅，或虽有却不信任使用，也令他徒叹无奈。
●【——顺便一说保定军校】●
今人说起保定，大多陌生，清代，保定可是直隶省省城、首府，直隶总督衙门所在，也就是今河北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保定军校的前身是北洋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预备大学堂。袁世凯当总统时，迁后者至北京，更名陆军大学；留保定者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2—1923年，共办9期，毕业6000余人，有些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官。
保定军校出身的名将，如蒋介石（1933年，蒋介石迎老校长段祺瑞南下，特地率众大员至上海火车站迎候，称段“老师”，行弟子礼），此外，还有本书提到的白崇禧、吴佩孚、李济深、薛岳、孙传芳、叶挺、蒋光鼐、陈铭枢、张治中、傅作义、唐生智、顾祝同、陈诚、胡宗南、蔡廷锴等。
有统计，1944年抗战各战区36正副司令中，保定18，黄埔仅1；集团军95正副司令，38%毕业于保定，33%黄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