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gcd宣言》例一】●
例如很多人读过的《gcd宣言》。
《gcd宣言》的一个基本论点，“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是说，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人类由是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所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要在世界范围内自由交流和竞争。接受还是抵抗这个历史大趋势，是兴衰成败的关键。
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你把这几句读上三遍，再闭上眼睛想想，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以改革开放为转折，掰成前后差不多相等的两半，比较比较前段和后段，抓住几个关键词，世界市场，全球化，交流，竞争，兴衰，成败，就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多么伟大！
●【——例二，资本主义快灭亡了】●
《共》的另一个基本论点，是宣告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不能容纳新的生产力发展，可以用革命来加速它的灭亡了。
这个论点，尊敬的马先生，咱们可得商量商量了。简单说，那个时候，人类刚刚经历176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蒸汽机时代，连电灯都没发明出来，爱迪生还在他妈妈的怀里吃奶，完全谈不上18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创制，新通讯手段发明），更遑论1940—1950年代，大约新中国建国前后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又称科技革命，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
《共》诞生之际，天一黑，全世界只点油灯、蜡烛，哎呀，资本主义还只是婴儿期，哪能就要完蛋了呢！
●【——例三，暴力夺权，消灭私有制】●
《共》的又一个基本论点，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运用暴力手段，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最后，彻底消灭私有制。列宁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不光俄国，还要输出革命，让全世界都这么做。
毛泽东总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公开于“文革”初，收入再版的《毛主席语录》。我乍闻此语，一惊，马克思是大学问家，要是活过来，听到这句话，什么，我的“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这四个字？别吐血哟。再一想，毛的一生，不正是这样过来的么！他一挥手，“六亿神州”不是举国造反了么！
《共》发表于1848年，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我相信，他如果活得长些，看到资本主义自己在修正自己的缺陷，也会修正他的理论；后来，恩格斯就这么做了，伯恩斯坦、考茨基也这么做了。
请问，你愿意跟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走“马列”，还是跟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走“马修”？
●【革命常开历史的倒车】●
造反，也就是革命。
请不要以为革命都推动历史前进，不，相反，革命常常拉历史倒退。2004年去世的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生前曾指出，每革一次命，民主自由的到来要推迟三四十年。
举个兼内兼外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后，国共曾经有两次机会，非常可能实现第三次合作：
20世纪50—60年代，两党信使往来不绝，一度接近达成统一协议。不料，1957年，中共由整风请知识分子提意见，突然翻脸，掀起反右派斗争（该运动规模巨而声势大，为“文革”之预演，无疑是一场革命）。蒋介石在海峡那边摇头，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尚不成熟，从而中止了两党间进一步的接触。
1960年代，由老报人曹聚仁穿针引线，蒋氏父子已经拟好了两岸统一的六项条件，要点是：把外交和国防交给大陆，台湾保留4个师；台湾自治，蒋经国任省长，文武官员待遇不变，人民生活保障不准降低；蒋介石回到大陆，划出庐山地区为其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等等。这些条件，比现在大陆对台的承诺，要低得多，很容易办到。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阴风乍起，国共和谈之舟又一次搁浅。
从大陆内部说，反右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从此萎靡不振；“文革”荒唐十年，被亿万人民称为十年浩劫，由此滞后了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进程，远不止三四十年。
●【“马列”，还是“马修”？这是个问题】●
我由青年到中年，觉得“马列”正确，也曾批判“马修”；从花甲而古稀，十年间辗转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何以？
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灾难，是战争。
战争有内战和外战两种，最创巨痛深的，不是外战，是内战。
如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五次外战、一次内战，依次是：鸦战、太平天国和捻党、二鸦、中法、中日、八国联军。太、捻内乱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五次外战之和。
内战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三种：民族，宗教，政见。
因政见而引发的战争，又以“马列”政党与定义不清的所谓“反动派”的矛盾为最激烈，最针锋相对，你死我活。
特别是广大民众参与的“游击战争”，因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军人对平民的暴力，造成对包括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婴儿在内的民众最悲惨和残酷的苦难。
就说几个以“游击战争”出名的国家，“马列”性质的反政府武装，与被贴上“反动派”标签的政府军（可怪的是我们一边花钱出人支援前者，一边和后者握手拥抱装出笑脸），打了多少年，死了多少人！结果呢，有的打得满目疮痍，打得国穷民疲，还不知伊于胡底；有的成功了，建立了新政权，却是换汤不换药，甚至比原先的“反动派”更专制，更独裁。
终于，为数不少个奉“马列”为圣旨的gcd，改走“马修”道路了。
而坚持“马列”的东北邻，则沦为“轴心”，转而批判中国变成“马修”了。
●【列宁建国和“第三国际”】●
列宁抓住一战和二月革命的历史机遇，取得十月革命成功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遭到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包围和进攻，处境严重困难而且孤立。
鉴于此，列宁利用马克思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于1919年3月，组建了向各国输出革命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具体做法是，游说帮助各国创立无产阶级政党，支持他们的反政府活动，展开武装斗争。
“国际”的大权握于苏共，先后执掌于列宁、斯大林。1943年5月，为了促使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减轻苏联单独对德作战的压力，斯大林不得不解散了共产国际。“冷战”时期，斯大林通过经互会、gcd和工人党情报局，继续控制各国gcd。
●【“共产主义的幽灵”】●
中国早在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gcd宣言》的书名就是日文译法，原意是国际社会主义者宣言。
当清末民初，国人从朦胧中觉醒过来、寻求新的出路之际，“共产主义的幽灵（或译作‘怪影’）”恰当其时地从欧洲游荡到了华夏大地。
五四过后，中国各种思潮猛然涌现，如“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的论战等。
在这种形势下，新生的苏联，面对所谓“帝国主义十四国”的武装干涉，竟然日益巩固而壮大，令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华知识分子，看到了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希望和榜样。
恰中国五四时，苏联红军越过乌拉尔山，挺进西伯利亚，由欧洲向亚洲伸展；1920年，苏共可以派人从满洲里和海参崴（wǎi海湾），进入中国了。
注：这两个地名，很多人知道，但搞不清在哪里。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不是说中国大陆的版图像一只头东尾西的大公鸡吗？公鸡的嘴巴，靠海，是海参崴；大红鸡冠的后部，接壤蒙古国西北，是满洲里（“满蒙”这个词史家常用，两字拼音都是“m”打头）。这下记住了吧。顺便说一句，满洲里属于内蒙古，是中国最大的陆运口岸城市；海参崴因1860年《北京条约》，清廷割给了俄国，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
●【——“十四国武装干涉”】●
史书常提到“帝国主义十四国武装干涉苏联”，或“资本主义十四国”，或再加“联合”“包围和封锁”等字。其实，这是1919年夏，媒体报道英国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丘吉尔的一种恫吓，史无其事，经苏联反复渲染，人们信以为真了。猜测到底是哪十四国，不外协约国的几个资本主义强国，加上苏联西境东欧几国、二战后被迫加盟苏联的几国吧。
但苏联新生时，确有国内的白军（反对派武装，多是旧俄军队），帝国主义的干涉军，进攻苏维埃政权。当时，英美各国商定，所派干涉军不得超过7000人，日本派往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的军队，竟达72400之多，其用意，真可谓司马昭之心了。
另外，苏联建国后，继承沙俄衣钵，鼓动外蒙独立。1919年，北洋政府的将领徐树铮，率4000人马北进，平定已得逞“独立”阴谋的叛军，收复外蒙古。那支部队，大概也算“十四国”之一呢。
●【中共建党】●
1920年始，第三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活动，企图与风头正健的直系领袖吴佩孚合作，一起反对与苏联为敌的帝国主义。但因中东铁路和苏驻军外蒙古问题，吴佩孚态度坚决，针锋相对，谈判崩裂。国际又试图说动皖系、奉系军阀，同样没有成果。
第三国际的代表，转而寻找在野的潜在力量，由是不仅结识了国民党人，还在上海、北京、武汉和法国巴黎等，先后成立了中国gcd的早期组织。
中共建党核心人物，是五四运动两大旗手，“南陈（独秀）北李（大钊）”。
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李早，但他起先服膺的是第二国际也即“马修”的主张；陈是中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人，建党伟业实肇始于陈。
5月，《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南下，移师上海。11月，陈独秀在上海起草《中国gcd宣言》。
●【中共“一大”“二大”】●
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gcd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诞生，成立中央委员会，选陈独秀为总书记。
陈独秀起初坚持中共独立，后迫于经费等原因，接受国际领导。
按：1980年代某电视剧一句台词，“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夜之间家喻户晓。1922年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到：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其中共产国际协助的经费16655，中共自行募捐1000。开“三大”时，说，今年得到共产国际15000元，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可为佐证。
1922年，中共“二大”，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根据列宁—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极权政治、无产阶级专政等），由研究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性质：确定党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建立民主共和国；正式发表宣言；制定党的章程；提出“民主的联合战线”和对工、妇、青少年运动要求等，皆为一大所未的第一次。
●【工农运动与左的恐怖】●
在中共领导下，工农运动兴起，奋力革命，如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广东海丰成立农民协会——结果是，前者引发“二七”惨案，后者形成红色恐怖。
这时左的倾向已颇有声势，如领导广东农民运动的政治家们号召：“各级农会及武装组织，皆应布告准予革命民众自由杀戮反革命，以资鼓励”；“在敌人范围（按：指政府统治区）内，随时杀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敌人不分青红皂白乱杀，而图报复”；“各种书店及图书馆，或人家所藏书籍，纯系养成反革命之知识分子者，应即尽量焚烧之……”
●【关于“左”的引号】●
按：从前报刊图书说到左，多加引号称“左”，意思左是好的，过左就不好了。其实，既左，哪里还有好的？
而且，凡革命家，更容易犯左的错误，因为右是敌我问题、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策略问题——既然左比右好，于是，全党上下，总是宁左勿右。
左的危害，远甚于右，发生了也更难纠正。有时明明左了，失败了，必须纠正，却总结为右的错误，称为“形左实右”，于是更左。
近百年中国的历史确凿证明了这一点，“左”的引号，难道不应该去掉么？
●【苏联向孙中山伸援手】●
与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态度不同，苏俄在新生政权立足未稳、国际处境十分孤立的情况下，一度宣布愿意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权（不包括割去的土地，寸土不归），建议通过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实际做的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许多年后，还以国民党政府是“反共政权”为由，一直拒绝将中东铁路交还给中国。
对此，作为第三国际支部的中国gcd固然宣传有加，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也不无感动。
孙中山虽在五四当年的10月，已将中华革命党统一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前冠“中国”，以区别于民初的国民党），但认识到要实现三民主义的目标，力量远远不够：手中没有军队，除海军还听话外，所依赖的南方滇、桂、粤诸省将领，与北方军阀本质上沆瀣（háng xiè）一气。
正当孙中山彷徨无助之际，苏联因拉拢北洋军阀不成，gcd又太弱小，担负不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看好国民党，期待孙中山“左转”，建立亲苏政权；雪中送炭，表示可以提供经费、军火，并帮助训练军队，顾问革命。
●【陈炯明其人】●
孙中山在国内最指望依靠的，是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
陈炯明个人品行出色，地方自治卓有成效；而且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党化教育”（批评“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不满孙中山军政府抛弃三权分立制，箝制言论自由，侵犯私有财产权；孙中山为扩军，要发行2000万元纸币，他也予以拒绝。
陈氏还反对武力统一中国，主张实行美国式的联省自治——当时主张联省自治的不光广东，还有湘、桂、川、黔、滇、浙、赣、闽和东三省；就是孙中山本人，辛亥革命爆发后，也一度主张中国如美国开国历史那样，经由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合众制的国家。
（按：毛泽东在1920年也写过不少主张湖南自治和成立湖南共和国的文章。）
1922年2月，孙中山发动第二次护法战争。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掌权的曹锟、吴佩孚，召集民初两院议员，重开国会，并按照《约法》，宣布安福总统徐世昌非法。徐世昌黯然下台。国会迎接合法总统黎元洪复位。
陈炯明认为，“护法”目的既然已经达到，若再北伐，师出无名，等于毁法，于是劝说孙中山，放弃北伐，通过和平谈判，也能实现中国统一。
因为孙中山先前曾宣言，愿与非法总统徐世昌同时下台。此时，蔡元培、胡适等社会名流，也都激劝孙中山停止北伐，践下台之约。
●【孙陈决裂】●
坚持以发动北伐统一中国的孙中山，恼羞成怒，撤掉陈炯明军政两职。
大部分粤军将士不服，要孙中山下野，放弃北伐。
广东省议会召集各界代表，决议：赞成统一，南北双方停战；推举陈炯明为临时省长，回省主持大局；组织欢送孙中山下野大会。
恰其时，粤军师长叶举，要求孙中山清还欠饷。孙中山既拿不出钱，又不好言安抚，扬言要用大口径大炮发射毒气炮弹，让60余营“陈家军”全部完蛋。
叶举忍无可忍，围攻总统府，为赶走孙中山，下令向他在观音山的住处放土炮——开炮前，特意叫人打电话给孙中山，让他逃跑。
孙中山乘上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开炮还击粤军，伤市民多人。最后，在蒋介石护送下，孙中山离粤返沪。蒋在孙广州“蒙难”的40多天中，护卫左右，出谋划策，获得孙中山信赖，提高了政治声誉。
对于孙陈两人的公开决裂，当时舆论尤其广东，大多支持陈炯明。反对者则怀疑陈唆使部曲叛变，对领袖动武，是大逆不道。
孙中山逝世时，蛰居香港的陈炯明，赠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按：因为陈炯明反孙，犯上，国民党称之“叛变”，斥陈为“叛徒”，成王败寇，盖棺论定。gcd的教科书，也跟着这么说，并不仅是因反蒋而拥孙，盖陈之言行，也确实不容于共。
●【“以俄为师”第一人】●
1923年，在莫斯科表示所有援助只给国民党，共产国际派来顾问与军政人员帮助下，激进的功利主义者孙中山，自喻为濒临淹死的人抓住一根稻草，提出了“以俄为师”的政治方针。
“师”是师从，包括理念和制度，孙氏实为中国引进苏联模式的第一人。
当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为团长，率代表团赴苏俄考察。蒋在苏3个月，接触政要，了解政策，读《gcd宣言》，结论是，“中国革命，不能不承认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而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矣。”
出于党派政治利益和个人权位意识，孙中山正如武昌枪响后欲向美、英、法借款，承诺共和国承认清政府给予外国人的一切特权和租让权，以前与各国签订的条约继续有效（按：这话本身不错，但生命最后一二个月，却痛斥如此主张的段祺瑞）；
袁政府与日本刀光剑影中艰难谈判“二十一条”时，孙中山又致信日相，愿中日“共荣”，后又与日本财阀订立秘密协定，几乎让中国变为英国的印度……
此时，为达一己之目的，孙中山故伎重演，与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公开承认中东铁路应当由中俄协商共管，苏俄可以保有它原先的权益；声称苏俄常驻军队于外蒙是防备白军，无意损害中国主权，不宜撤出。
●【孙中山领土观有问题？】●
曾见文章，说孙中山之所以无视我东北、外蒙主权，是当时人普遍观念，认为中国的版图，就是辛亥革命时湖北军政府打出的“铁血十八星旗”——象征汉人居住的18个省，不包括满洲（东三省）、西藏（含青海）、蒙古（内外蒙）和新疆。既然满蒙并非中国领土，铁路也好，驻军也罢，管他怎地！
我说不对。有清一朝，特别是康乾以来，中国版图底定，包括满、蒙（内外）、藏、疆，就如阔大秋海棠叶形状，非但见载于《皇舆全览图》，国际上也公认，所以近代中国战败，侵略者割去我领土，都要强迫清廷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此其一。
其二，昔日反清革命，宣传“驱除鞑虏”，以“中华”号召汉族，无可厚非；辛亥革命既成，中华民国建立，五色国旗谁人不见，五族共和哪个不知？怎么可能将满蒙回藏摒除在外？
其三，再说，即使升斗小民，浑浑噩噩，有所不知，政治家们，岂能不具备这点意识？试看北洋军阀，袁世凯不肯签《二十一条》，五项中的第二项，就是关于南满、东蒙，加上福建的，连日本人都明白，那是中国主权——《二十一条》中没有关于台湾的内容，为什么？用不着，《马关条约》已经割给日本了。作为革命领袖，又当过首任总统的孙中山，哪能会不知道，东北和外蒙的主权属于中国？
其四，1919年，段祺瑞手下大将徐树铮，率步兵两旅、骑兵一团，计4000将士，乘80辆大卡车（当是中国最早机械化部队），出北京，经多伦，孤军深入腹地，履险直达库伦（今乌兰巴托），将号称“自治”实质沦为俄国殖民地已7年的外蒙古，一举收复，时人誉徐将军为“中国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之一”。
两个爱国者——还有一个谁？指孙中山。是孙中山，没搞错。孙中山本人，当时竭力称赞徐树铮，说他的功业，可比班定远、傅介子。前者是东汉班超，后者是班超敬佩的西汉人物，两位都是立功西域的爱国英雄。瞧，人们既然称孙中山为“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外蒙失土”的爱国者，他自己怎么可能不认为外蒙是中国的领土！
●【“党国”】●
孙中山十年前组织中华革命党时设想的“以党治国”，与列宁十月革命后厉行的“**”，也不约而同，如出一辙。
正如皇权专制实质上“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奉一人”，既然“以党治国”，必定“以国奉（为）党”，这也就是“党国”一词的由来。
什么是“党国”？孙中山解释说，“用独裁政治，诸事均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使政府成为国民党政府，国家成为国民党国家，因为苏联“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中国革命要最后成功，非照此办理不可。
后来自命继承了孙中山正统衣钵的蒋介石，对“党国”理念情有独钟，专政渐为专制，独断几近独裁，入台后，党同伐异手段愈烈，“戒严总统”一再连任（连续戒严38年又56天，世界历史空前绝后），为维护“法统”，明令人民一不得组党，二不得办报。
●【老蒋独裁，小蒋承袭】●
蒋介石生于乱世，性格有过人度量，如主政期间，一再容忍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叛变；国事虽然独断，但不偏听偏信，施政能用贤才，常博采众议。直至抗战胜利，国共内战，战局日渐挫败，部下亲信背叛，仓惶辞陵，痛失神州，终于悔恨自责：“所谓政治宽大与民族仁爱之精神，今皆成为自取灭亡之祸根矣！”“发现我往日仁义政治之错误也。”（见1949年1、2月《日记》）
至台湾，党、政、军、特，全面反省纠错，如合并中统、军统为调查局，加强警备司令部权力，将特工系统的整合、指挥大权交给謦欬（qǐng kài）亲炙培养的儿子蒋经国。
蒋经国是蒋介石厉行**的主要助手和继承人，长期主持台湾的情报治安系统，以党国的名义，镇压、杀害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如1960年的雷震案、1979年的《美丽岛》案、1984年的江南案）。
●【——“台独”泛滥之内因】●
蒋氏父子在台湾，一方面坚持一个中国、中国统一，一方面加强党国专制、独裁统治——就是后一方面，为“台独”的孳生，提供了土壤。
如二战后收回台湾，1947年，国民党错误地镇压了“二二八”群众运动。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一贯摧残言论自由，听任特务横行，践踏公民权利，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迫使有些人走向极端。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个人主义抬头，社会需要新的组合，必然产生强烈的推进民主、自由、法治的呼声。对此，统治集团反应迟钝，没有猛然醒悟，缓和冲突，化解戾（lì）气，而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延误了时机，致使台独泛滥。
●【蒋经国鼎革】●
直至蒋氏执政将一个甲子后，1986年，蒋经国暮年沉疴、行将就木之际，鉴于当年大陆政权崩溃的切肤之痛，迫于国民党受到严酷的社会压力，感于美国朝野对台湾政权的侧目，认识到必须合乎民主潮流，才咬紧牙关，改弦易辙（自然，在他晚年，执政宽容，已是前奏）。
当年9月，民主进步党非法成立，国民党要员要求镇压。他摇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使用它。”
10月，蒋经国以专制之地位，行专制之手段，断然离弃专制，宣布开放党禁——此前只有民社党、青年党这样的“花瓶政党”，而没有一个能制衡一党独大的国民党的反对党。
1987年7月，国民党中常委在通过“解除戒严”决议的同时，通过了开放“党禁”的决议。
1988年元旦，根据《宪法》，正式解除“报禁”（言论自由既是民主政治的必然，又是其实行的保障），取消传统专制，幡然革新政治。十三天后，一代伟人蒋经国逝世。
我之所以称蒋经国一代伟人，是他毅然决然地移开了阻碍台湾民主发展的惟一障碍——自己的个人独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