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推进之际，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皇威廉二世下台了，奥匈帝国解体了，奥斯曼土耳其崩析了。就在此前两个月，段祺瑞为获得日本巨额借款，并要求日军撤离胶济路沿线，与日本政府秘密换文，确认了袁世凯留下的“二十一条”的部分内容——客观说，当时这样做，无论大借款，无论日军撤离，都对中国有利，可后来巴黎和会，日本利用换文说事，谁又能料到呢！
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五大战胜国（意开战初宣布中立，次年投向协约国；俄十月革命后对德践约，退出一战，苏德单独媾和），召开一战善后的巴黎和会，签定《凡尔赛和约》，严惩德国，割地（德1/8领土、1/10人口），赔款（相当于9.6万吨黄金，直到1983年全部支付，2010年偿清利息）；此外，如每年上缴4400万吨煤、37.1万头牛，本国生产的化工和医药类产品1/2……
中国因曾对德宣战，且应法国之请组织公司，招募14万劳工赴欧，修路架桥，掘壕埋尸（后6万劳工死难，公司亏本，法未予赔偿），是战胜国，受邀出席巴黎和会。五大国代表各5席，中国2席。
●【“公理”能否战胜“强权”】●
一战的世界舆论，是公理与强权决胜。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号召倡导公理，反对强权。
国人欢呼，这下终于“公理战胜强权”，可以理所当然地向战败国德国，收回其凭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一切在华特权了。
中国政府派出包括南方军政府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兴冲冲赴会。同时，梁启超发动北京各界，成立国民外交协会，亲率俊彦前往巴黎，展开民间外交活动。
巴黎和会上，日本利用军事占领的既成事实，凭借中国对“二十一条”的若干允诺，一定要取代德国在我山东的权益。我代表团顾维钧从法理、历史、文化、经济、道义五方面，慷慨陈述，义正词严，得到西方国家尊重。
然而，英、法、意都想从德国获取相应的利益，决意不顾中国要求，承认中国山东态势的“既成事态”，满足日本。美国为了争取日本加入“国联”，也有所偏袒。
●【五四爱国（抗议）运动】●
代表团的会外顾问梁启超，将日本勾结英法欺凌中国，以及北洋政府先前和日本的换文交易，捅回国内。
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林徽因父）著文，故作危言，耸听惊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5月2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拍案而起，召集学生代表开会。随即，北大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邀北京十三院校代表参加。
5月4日下午，北京爆发群众**国抗议运动——3000余学生集会天安门，游行抗议。
虽事态激烈中，学生有打人、放火，烧毁日货，斥罚卖、用日货者为“卖国贼”等违法举动，但不应求全责备。青年爱国，怎么可能没一点血性？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身为教授的钱玄同，不也痛骂古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有“废除”方块字之议的偏激吗？
全国随即响应，游行，示威，抗议，声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五四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罗隆基、许德珩、张国焘等，皆一时瑜亮。
●【——爱国不能违法乱纪】●
当然，说青年学生可以原谅，不等于认为正确。暴民专制的直接后果，是破坏社会秩序，置公民的平等、尊严和人权于不顾。
依仗“爱国”的声势，难道就可以违法乱纪，侵犯他人？凭借“革命”的名义，难道就可以为非作歹，打砸抢烧？
“卖国贼”未必真卖国，真卖国未必该负责，该负责也当受法律保护，此为公权；即使经过审判，罪大恶极，依法被剥夺了公民权，甚至判了徒刑，处以死刑，作为人，还有天赋人权，还要待之以人道。
梁漱溟当时著文，主张对于打人、放火的行为，绳之以法，“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
“五四”后半个世纪的“文革”，我们都曾亲历：草根最易受违法乱纪的蛊惑。当代群体性事件中的暴行，也多如此。
我认为，任何情况下，对立的双方，都不能让运动压倒法律，暴力裹胁正义。
傅斯年是北大学生会主席，“五四”爱国运动的总指挥，游行时高举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列，但因不赞成暴力行为，第二天就宣布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从急流中勇退。当年底，傅赴英留学，后转德，归国后成为史学、语言学一流学者。
1930、1940年代，傅斯年领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厥功至伟；反贪腐，接连将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轰下台。抗战后，一度主持北大，发扬母校传统；延续至台湾大学校长任上，贫病辞世。
●【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中国代表团中的外交家，本以留学英美的占优势；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又得到直系等将领的支持。吴佩孚今天发表通电，仿讨武曌檄（xí），“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明天致电南北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政府签约，以岳武穆自许：“况天下兴亡，匹夫俱与有责；而失地误国，尤属军人之辜”，“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制后盾，愿效前驱！”
总统徐世昌手下无兵、囊中缺钱，久仰段祺瑞鼻息，这回也借五四民心，发一声喊——6月末，令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7月初，北京政府宣告拒绝《凡尔赛对德和约》（即《巴黎和约》）。
这是自鸦战以来，中国第一次对不平等条约说“不”。
此外，中国代表团单独和奥匈帝国谈判，收回了其在中国的特权。
●【“国际联盟”】●
欧洲列强在一战中元气大伤，已执世界经济牛耳的美国，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主持人角色，力图防范一战历史重演。
1920年，美国发起，起初32个成员国，后来63国家参加，成立“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实质上，它是联合国的前身，1946年宣告解散时，将资产移交给了其赓续者联合国。
但美国自己，因为国会不愿再卷入国际战争，没有批准参加国联。
有研究者说，美如在国联，制约德、日，二战或可避免。我看难。
●【华盛顿会议】●
美国虽未参加国联，但已在世界事务中崭露头角，既担心列强争夺中国引发新的战争，更不愿日本独占中国称霸东方。1921—1922年之交，美国邀请与亚太地区利益有关的英、法、日、意、中，又补请荷、比、葡，共九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讨论中国要求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
在美、英等国压力下，日本很不情愿地放弃“二十一条”，撤出原来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退还胶济铁路（中国付给日本合3200万银元赎金），胶州湾地区门户开放。
中国代表团除埋葬“二十一条”，相对公正解决了山东问题，并且通过谈判，使英国允诺交还威海卫，法国允诺交还广州湾。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共同制定了《九国公约》，该《公约》之“第一原则”是“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第二原则”是“予中国以发展机会，并维持一巩固有力之政府”。
不管有人怎么批判帝国主义口是心非、空言诓人，我要说，没良心的，有这样的条文，比没有这样的条文总好吧。
一战使欧洲列强元气大伤，大多成了美国的债务国；美、日则得着机会，发展强大，并且开始争夺太平洋。
为了抑制日本在太平洋上的霸势，华盛顿会议确定了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主战艇的比例，为5∶5∶3∶1.75∶1.75。
此时，美与英平起平坐，实质上军力已过之，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不在国联的美国，替代国联举行了华盛顿会议，会议的进程，由美国主导，取得的成果，俨然如后来的联合国。
《巴黎和约》狠狠打压了德国，华盛顿会议有意制约了日本——正是这两个国家，后来走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五四”成果】●
人们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分为五四前的启蒙运动和五四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两个阶段，目标是“争人权”）与五四爱国政治运动（抗议运动，目标是“争国权”），共称为“五四运动”。
近年有人论述“五四”，说救亡冲掉了启蒙，革命毁灭了文化。我似难苟同。
启蒙既含民主，救亡当然由之受到裨（bì）益——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学生们有了初步的觉醒，这才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
革命除旧布新，文化无疑随之脱胎换骨——正是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使新文化运动发展迅猛：1919年下半年，全国白话文报纸超过400种；1920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通告小学课本改用白话文，称白话文为“国语”；1922年，参照美国学制，实行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年）制”，一直使用至今。
“五四”内涵虽二，本质实一，“新文化”与“爱国抗议”紧密联系，互相促进，以“五四运动”合称之，并无不当。
●【“五四”的民主目标被淡化】●
然而，“五四”之后30年，尤其1930—1940年代，确实先是“救亡”、后是“革命”，淡化了“五四”的民主目标。
比如，抗战中，“救亡”第一；胜利后，被称为“民主党派”“民主斗士”的，这“民主”二字，就不再是《新青年》当年鼓吹的“德先生”民主，而具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变成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了。
而且，当时之中国，既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就是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可惜，不仅五四时期，包括以后许多年，乃至延续几代人，都将反帝压倒了反封建专制。
建国后，人民民主专政，反帝更加激烈，如1950年代，抗美援朝，中国成了亚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斯大林死后，延续至1960、1970年代，中国甚至是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领袖。而反封建反专制呢，听都不大听得到，讲都不大有人讲了。
●【“反封建专制”比“反帝”更重要】●
应该承认，反封建专制，非但比反帝更艰巨，也更重要。
说更艰巨，是反帝对外，一呼百应，易收成效；反封建专制，是革自己的命，阻力极大，而且痛苦。
说更重要，是反帝的“帝”，通过一战、二战，性质已有改变；而反专制，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带根本性的变革，具有解放人权、自由思想的本质的意义。
●【发扬光大“五四”精神】●
今天，不是再也没人哇哩哇啦空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了么？
我们所说的“五四”精神正待发扬光大，难道不是应该坚决地持久地彻底地进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么？
虽然任重道远，终须不懈努力。正因为任重道远，更应该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