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宪简介】●
1787年5月，美国的开国元老们，在费城开了116天制宪会议。代表们为让自己的建国理念，在宪法中得到体现，几乎天天争吵。比如，主张加强中央政府的“联邦派”（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和强调公民与地方权利的“共和派”（富兰克林、杰斐逊，以及先“联”后转“共”的麦迪逊）就常常吵得不可开交。
按：请注意这个“吵”字，开会就是要吵，不吵开什么会！原则统一了，还有具体的不同；具体一致了，还有很好与更好的区别。每一个人都有经过大脑思考形成的意见，都想说服别人同我之意，或者抗拒别人的意见，既然，请问不争何为，不吵怎行？只有极权政党开会，吵不起来，也用不着吵，一切都由金字塔顶的领袖说了算，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一个足矣，老大多，还不撑翻船？
美国人关于现代民主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621年，“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抵达美洲。船上41名英国清教徒，“自愿结为一公民团体”，提出将来要“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总体利益的公正和平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
制宪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麦迪逊，担心民众的自由和人权受到损害，竭力主张以“修正案”形式补充宪法。两年后，他一下子提出了被称为“人权法案”的第1到第10条“修正案”。不仅如此，麦迪逊对“三权分立”和“两党制”也作出了贡献。美国人尊他为“美国宪法之父”。
经过激烈的争论，平和的妥协，逐条的表决（有的还反复表决，总计竟达569次），最后成文的《联邦宪法》，译成中文，仅几千字，《新民晚报》一版而已，干净利落，无一句费话；颁布200多年来，没有修改过一个字，至今只有27条以弥补宪法不足的修正案，文字也不多。
还有，我认为，同样可贵的是，合众国的先驱们，将制宪的前后过程，包括他们的“吵”，完整记录，保存至今，成为后世他国制定宪法的样范。
●【——美国的“两党”】●
顺便说说美国的“两党”。
欧美国家的政党，本质上都是议会党，和我们平时对于gcd、国民党的概念大相径庭。共也好，国也罢，都是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极权政党，互斗你死我活，内斗我活你死。美国不一样，所谓“党”，只是比较相同政治观点组合在一起的人群，或者说派别。没有党中央、政治局，没有常委、书记处，没有党委、总支、支部；只有一个总部，实质上等于竞选办公室，平时的党务，主要也就是筹集经费和拉拢选票。
“党”没有党章、党纲；有“组织”，无纪律。党的最高组织是全国代表大会，每逢大选之年的夏天开一次会，议程简单：一、提名总统候选人；二、制定竞选策略，发动募款。开完大会，解散走人。
这种以四年一度大选为最重要任务的党，当然非常松散，想加入，用不着写“申请书”，没人批准，也不要填“志愿表”，不宣誓，没仪式；从来不过“组织生活”，也不知道党员有多少人。无论谁，只要走进政府的选举事务所，说一声我是哪个党的，填一张登记表，你就是这个党的党员了。
党员有权利（提名候选人），但没有义务，无须缴纳党费，也可以一次会议都不参加，自由自在。选举的那一天，忽然不高兴投票了，那就临阵脱逃，别去好了；甚至突然改变主意，倒戈反水，选对方党的人了，也无所谓。
这样的党，当然没有对个人的约束，更谈不上处分，什么警告、记过、留党察看、开除，全是扯淡。就是你明着还是这个党的人，暗地里帮对方党坏本党的事儿，也就是叛变，当叛徒了，照样没事儿，谁都不会来找你，和你算账。
●【孙中山搅局】●
但是，在孙中山眼里，凡是不由国民党说了算的，统统在反对之列；军阀都是封建主义余孽，帝国主义走狗，又怎么可能为中国的前途放弃私利!
对于善后会议，孙中山挑刺，要求设专门委员会审查所有议案，该委员会应包括各省的议会会长、教育会会长、总商会会长、农会会长，所有省份，以及京津沪汉四个市的总商会会长，缺一不可。
段祺瑞听从，照办。可是，孙中山突然说，你这个善后会议是“善军阀、官僚之后，非善民国之后”，断然拒绝参加。
对于“国民代表会议”，孙也说不行，应该召开“国民会议”（为了清晰，我加了引号）——这样的字眼之争，仿佛文字游戏，简直好笑，你个孙中山，“国民”会议，总不能几亿人都参加，也要推选“代表”来开会呀！哎，是不是先生长期生活在国外，以致中文还不如段祺瑞？
●【宪政最后希望破灭】●
孙与段，如此分歧态度，合作怎么会有结果？最后，双方各行其是：
2月1日，段祺瑞正式召开善后会议。
2月10日，国民党严正宣布，否定善后会议和由它产生的“国民代表会议”，自行组织召开“国民会议”。
不料，对台戏刚刚开场，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
段鉴于舆论，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但肯定心中有气，自称脚疾，未临公祭。
两个月后，上海爆发“五卅”反帝运动（请阅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近现代史事举要》）。
7月，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
8月，廖仲恺被刺身亡……
●【“国民军”封锁大沽口】●
当年11月，南方的直系将领孙传芳，组成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宣告讨奉，不受北京节制。而在北方，奉、皖、直却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
苏联一边笼络国共两党，一边扶植北方的亲苏势力，孙中山逝世后，尤竭力拉拢援助冯玉祥。
1926年春，冯的国民军在大沽口敷设水雷，阻碍奉军。日军舰带领奉军兵舰运送直系部队强闯。国民军开炮。
日本政府联合列强驻京公使团，以《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大沽口保持“自由交通”为由，通牒要求段祺瑞执政府解除该水道的封锁。
段执政通过外交部交涉，拒绝列强，但未向国民公告。
●【“三一八”惨案】●
谁知，这边在谈判解决问题，那边，惟恐天下不乱的国共两党，借机寻事，兴风作浪。
两党组织策动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前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向北洋政府“请愿”——实际上，此时国共双方，非但否认该政府，且将其作为北伐的对象，怎么去向它请愿呢？
走在游行队列前面的都是学生——中国近现代，常有学生被政治所运动，冲锋陷阵。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向他们开枪，酿成“三一八”惨案，死47（最幼仅13岁），伤132，失踪40。
《清华周刊》责问：“纵令不为学生，而为暴徒；不为外交，而为内政；不为请愿，而为袭击；不为协作，而为破坏，以政府之威力，卫队之众多，阻之，驱之，捕之，何所不可？奈何对此数千赤手空拳之男女学生，竟下毒辣手段，索其性命，残其肢体，使之血肉横飞，亲朋惨痛！”（我读至此，痛心疾首，是啊，军队怎么可以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娃开枪！）
鲁迅悼念死难的刘和珍君，称“三一八”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段祺瑞难辞其咎】●
“三一八”是否段执政下令开枪，事过境迁，已难说清。有的书说段氏闻讯，亲至现场，长跪不起，经考证，无此事，但对学生下了抚恤令，确是事实。他1920年直皖战争兵败辞职，已开始念经吃斋，后终身茹素，人说是因这一惨案而自惩。
然而，就是这个段，“三一八”之前，下令“整顿学风”，不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惨案发生后，通缉“啸聚群众”的领袖分子，所以，终究难辞其咎。
一个月后，段祺瑞在国民军和奉、直势力的胁迫下，通电下野，从政坛退隐。
●【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元首张作霖】●
自从段祺瑞下野，中华民国便结束了“三权分立”的历史。
1926年12月，张作霖召集会议，成立安国军，十五省共推张为总司令。
次年，张作霖组成安国军政府，以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任命内阁成员（大元帅组阁，史无前例），成为最后一任北洋元首。
又一年，1928年6月，张作霖不敌北伐军，兵败，退回沈阳，在皇姑屯车站被炸死。
●【北洋军阀的十六年】●
1912—1928年的十六年间，北洋政府民主倒退，从民初的议会党派竞选，到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从曹锟的贿选总统，到张作霖以大元帅统治中国，最后连代议制机构议院（开会即称国会）都丢没了。
北洋军阀混战不休，“城头变幻大王旗”（《鲁》）。有趣的是：打败的下野，多居天津租界当寓公，或出洋去考察；打赢的不置对方于死地，也不没收财产，使仍有饭吃，见了面还作个揖——这倒有点像西方国家做派，战胜国一般不追究敌方军事人员责任，也不轻视失败将领，仍给予礼遇。
各系相比，抱负军纪，直系（含西北军）较好。抢掠滥杀，奉系为最——土匪兵痞，作恶多端。例如：
1926年4月、8月，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皆被奉系军阀杀害（北洋16年，名人未经合法审判即处死，此可能是孤例），时人叹“萍水相逢百日间”。
又如，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张作霖强入苏联使馆区，搜得暴力推翻政府印刷品，带走国共人士多名，处死20余。李大钊被拷打，指甲剥尽，不暴露中共身份，不吐一字机密，4月，绞刑架就义。
个人操守，段、吴不错——如段，有“六不总理”外号，不嫖、不赌、不贪、不抽大烟、不徇私、不喝酒，有记载说他连房子都没有，一直租赁居住。
●【北洋政府不无是处】●
今人说起北洋政府，往往一无是处，但那时毕竟中华民国，十六年间，国务总理中的四成余，内阁成员中的一半多，都有海外留学经历，留英美派比留日本派，且更具有现代国家的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
不妨从袁世凯说起，除前已述外，如实行军政、民政分治，督军不得兼民政长（省长）；公布《文官考试法》，必考法律、外交、行政、经济、财政等七门，选考商法、政治；鼓励工商，办实业如水泥厂、北京自来水厂；请出张謇等人理财，稳定货币，国家收支平衡，每年积余2000万银元……
从袁开始，三权分立体制基本遵循，中央政府的产生与更替，全都按照法定程序。
按：当然，北洋人物毕竟来自清朝专制体制，如袁世凯，设军政执法处，实质上是他私人的特务机构，随便抓人、杀人。
军阀受议会和司法制约，在尊重人权等方面，不同于封建王朝之专制，还大多能礼让文人——军人没有文化，故军治敬重文人；党人强制文化，故党治敌视文人。
司法独立、新闻制度、大学建设等，也与西方民主国家接近。
对外抵抗日俄侵略，开始向西方列强收回权利，维护国家主权，更非清朝统治可比。
对内尽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却无一反对立宪政体，过度小觑（qù）国会权力，鄙视两院议员（包括实施复辟的袁、张）——军阀们真正争夺的，是“法统”，即拥有合法的正统的地位，从而实现自己的宪政蓝图。
按：惟其如此，段祺瑞虽为元首，只称“执政”，张作霖只能“大元帅”，曹锟想煞当总统，并没有霸王硬上弓，宁愿掏出一千多万银元，虽然贿选，还是按照合法的步骤。只有孙中山，远不到法定人数，开“非常国会”；远不够法定选票，任“非常大总统”，此两个所谓“非常”者，实为非法也。
●【——“关税自主”】●
北洋政府收回被不平等条约剥夺的权利，可以着重说说“关税自主”和“治外法权”两件事。
早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北洋政府就提出了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而且取得了实际效果，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英、法允诺交还威海卫、广州湾。
1925—1926年，北洋政府与13国代表举行关税特别会议，就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达成协议，外国提出的条件是，中国同时裁撤祸国殃民的“厘金”制度——太平军乱时，清廷实际税收猛减，军饷剧增，对民众的日用必需品，抽取1%的税款，谓之“厘金”（中国度制，丈、尺、寸、分、厘、毫皆10进位，以“分”称1 /10，“厘”称1%，“毫”称1‰），通商要道及市镇设置关卡，谓之“厘卡”。洪杨乱平，这个临时性的杂捐，却迟迟不予废除，继续征收；民国建立，袁世凯仅免掉土布（纺织品）的厘金。直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才在北洋政府努力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了关税自主。1931年，厘金制度也终于裁撤。
●【——“治外法权”】●
“治外法权”也即领事裁判权。
1926年，经北洋政府努力，4月底，中、英、美、法、意、日六国代表，在北京开会，商讨改革上海租界司法机构，收回会审公廨事。
占据上海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随即宣布自任淞沪商务督办，请著名学者、中国现代地质学开创者丁文江任总办，全权管理上海。
丁文江亲自与外国驻上海领事团的代表，英、美、日领亊，反复谈判，签订章程，一举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成立了上海临时法院。
●【结社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
清末，曾制定新闻法、结社法，限制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当然，有法比没法——官老爷随心所欲、无法无天——总要好）。因此，当时许多民间社团，尤其是反清的政治团体，都活跃于外国人的租界区域内，报纸、杂志、图书的出版与发行，也大都依托于各地的租界。
进入民国，也就是北洋时代，结社自由了，出版与发行也自由了。
中国历史上言论自由最好的年代，在北洋政府时期，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究其原因，主要如：当时袁世凯—段祺瑞当政，国家统一安定；军人敬畏文化，军阀尊重文人，一般不敢乱来；政府威权有限，民众相对自由；中央对于地方，并不强势，无力实施言论的统制；军阀自己有很多事，忙不过来，只好无为而治。
严厉新闻书刊检查的，是后来国民政府**之行径——先是1921年的广东，孙中山学苏俄，凡反对国民党的报纸一律不允许存在，并悍然剥夺公民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
1931年国民党推行“训政”，明令实施报刊图书审查制度，连续十多年；抗战胜利时，新闻、文化团体联合发动“拒检运动”，相峙近两个月，最后该制度被迫撤销；解放战争后期又恢复，至逃往海岛，控制言论更烈。
因北洋时期舆论开放，报刊林立；思想自由，学术活跃。志士仁人，逐渐萌发新的“大国”观念；民族工商业发展，国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崛起。
这些，固然都可算作辛亥革命的成果，但不应忘记，中华民国开国的十六年，正是北洋政府的十六年，好话儿还是要讲几句的。
●【北洋首脑终究汉子】●
此外，北洋首脑袁世凯及其后继者，都曾目睹晚清积贫积弱，又多受过西式军事教育，知道西方制度的进步，服膺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无富强中国的愿望。
民族主义理念也深，如袁世凯守住底线，未让日本得逞“二十一条”；皖、直、奉系军阀，皆看破苏联肢解外蒙、霸占中东铁路的野心，拒绝与之合作。
在后来日本大举侵华时，北洋首脑尤其大节不亏，不合污，不附逆。
其中，袁、冯、黎、张死得早；曹举家食粥，拒当汉奸，1938年病故，日方送抚恤金，夫人推出；徐躲入天津租界，闭门谢客，1939年卒。
即使以亲日知名、甚至为向日本借款不惜将“二十一条”换文的段祺瑞，1933年，蒋介石担心他被日本利用，劝南下颐养，68岁的段立即移居上海，三年后病卒。
堪称典范是吴佩孚，撰联手书明志：“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痛斥前来说降的日酋，铁面拒任伪职。1939年，因吃饺子碎骨嵌牙缝，发炎肿胀，大汉奸齐燮元引日医登门强行“治疗”，利刃直刺咽喉杀害。
为什么当代史家，凡说到北洋政府，北洋军阀，大多冠以“反动”二字，乃至极尽丑化之能事？究其原委，还是在于国民党北伐夺得天下，为渲染国民政府合理合法，自然贬低中伤、污蔑诋毁袁世凯及其后继者；而北洋旧人在专政强权压力之下，大多噤若寒蝉，虽握真实史料也难声张。
●【近代史80年】●
回顾1840—1919年的80年，也即从“鸦战”始到“一战”末的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挨打史、受欺史。
然而，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前仆后继，始终不懈；志士仁人捍卫国家主权，坚决顽强，从未稍息。中国之所以不亡，正是民族的脊梁在挺着。
近年有人出国，看到从前的殖民地国家，现在大多文明繁荣，就感叹当初中国蛮好也做了殖民地。这种说法，实在糊涂透顶。
“殖民”的原义，是移民他乡而繁衍，但实际上，还会在当地建立自己的统治。因此，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兼有建设性和破坏性两面。给亚、非、中南美洲带去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思想，属于建设。而血淋淋的破坏事实是：殖民地的人民，全做了亡国奴，且不说遭敲骨吸髓的剥削（如西班牙，400年间从美洲夺去250万公斤黄金、1亿公斤白银，占世界金银总产量的83%；葡萄牙，单是16世纪，就从非洲劫掠了27.6万公斤黄金；至于用镜子、别针、玻璃球换取宝石、珍珠、象牙这样的欺骗，就普通得微不足道了）；更受压迫欺凌，被恣意杀戮（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65年，1800万印第安土著，只剩下23万，许多人染上欧洲殖民者带去的疾病死亡）；或戴上镣铐，当作奴隶贩卖。
因美洲土著所剩无几，乃移非洲奴隶填充垦殖。也是400年中，非洲丧失1000万黑人劳动力，而运到美洲的，仅200万，其余都半路上受折磨死亡，或生病被扔到大海里了，绝无“人权”二字可言。
在奴化教育下，连语言都得以殖民统治者的母语为国语。如甲午战后，台湾割予日本，人人要起日本名字，按日人方式起居饮食；家家不许供祭祖先，要建神社，祀天照大神；每天中午老师带领，朝着东京皇宫方向遥拜。1910年日本强制“合并”韩国，没收烧毁了所有历史、地理图籍；后又取消朝鲜语课程，全国禁止讲朝鲜话，一个字的汉式姓，都要改为两个字的日式姓。请问，这日子你可愿意过？
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殖民地人民，为争取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才换得明朗的天空，自由的人身。而中国之所以物质与精神至今尚在发展中，并不是缺乏沦为殖民地的经历，却是当代，应该致力于民主主义建设的几十年，都搞颠来倒去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了。
如今看到殖民统治者留下的物质的东西，就甘愿曾经国破家亡，被人奴役，掠竭资源，那么，我敢说，老弟，假如赶上抗日战争那会儿，你多半会当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