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将“二次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人心涣散，鱼龙混杂，不听党魁号令。
1914年7月，他不要国民党了，在日本另行成立中华革命党，强调鉴于党纪松弛，必须树立个人威权，凡入党者，都要捺手印宣誓效忠于领袖一人；且以入党先后，分党员为“首义”“协助”“普通”三个等级，革命成功后将成为三个等级的公民，分享红利——如“首义党员”为“元勋公民”，有参政、执政优先权，“协助党员”有选举、被选举权，“普通党员”只有选举权；“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我写到这里，忍不住加了个“！”——一个政党，凭什么取消极大多数人呱（gū）呱坠地即已拥有的公民权利啊！难怪有人批评孙中山，思维极端，逻辑混乱，理论肤浅，思想有些独创，却大多是错的。语虽尖刻，细想不无道理。
可见，此中华革命党，性质已属极权政党，入党宣誓，几如帮规，故参加者仅数百人，其中之一，是从此跟定孙中山而终身不渝的蒋介石。
孙劝请同盟会元老李烈钧、陈炯明等入党，遭拒；求助洪门，劝全体入党，洪门复信，告“先生休矣”；筹款于华侨，答此乃预卖官职，功成难以授官兑现，应者寥寥。
向来为革命党人并尊为“孙黄”的黄兴，坚决反对按手印宣忠誓之类做法，为避免扩大矛盾，孤身赴美，坚持宣传反袁救国，认真替孙中山筹款。
●【“以党治国”】●
同时，孙中山此刻提出“以党治国”主张，也比他民初赞成过的两党制退步。
所谓两党制，实际上是保障民主的极好制度。孙中山民元3月1日在演讲中说：“党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发达，两党互相进退，得国民赞成多数者为在位党，起而掌握政治之权；国民赞成少数者为在野党，居于监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适当与否。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其举动，可以随时指明。”
三个等级党员——三个等级公民和“以党治国”的本质，仍是历代农民造反的老套路：封官许愿，论功行赏，打天下者坐天下，理所当然享受政治权力的成果。
有学者认为，因袁践踏民主政治在先，孙不得已才采取非常之举。不，我从孙后半生言行考察，觉得是他民主思想有所局限，封建会党旧习难脱，皇权幽灵影响未去，“中华革命党”成为他民主理念倒退的转折点。
领袖至尊，党在国上，正是十年后孙中山“以俄为师”观念与同之内因，后来又为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独裁张本。
“二革”失败，中华革命党寥寥，西风瘦马，孙中山情绪低落。1915年10月，他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个人感情算是得到了慰藉。
●【孙中山谋取日援】●
孙中山一生，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结识了许多政要人物；从事国民革命30余年，往返日本15次，或政治避难，或联络党人，或谋求援助——这里，且说最后一点。
如甲午之战后，清朝统治风雨飘摇。1895年，孙中山数度前往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向正与中国为敌的日本政府，恳求提供武器援助，帮助他推翻满清政府；
辛亥革命，孙中山回国，首先电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随后与大批日本人同船抵沪；甫任临时大总统，即任命众多日本人担任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顾问。
1914年，成立中华革命党前一个月，为得到日本资助，孙中山致信日相，提出中日两国互为依存，盛衰强弱，交相影响，应该全面合作，日独占中国商业领域，可跃居世界最强国家之前列；中国亦因此能保全领土，开发蕴藏之资源，成为亚洲之富国。研究者认为，此议与半年后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不无关系。
次年4月，日本人与袁世凯紧张谈判“二十一条”之际，孙中山又与前者订立秘密协定，由日方提供经费、军火，帮助中国革命成功；未来的新政府则承认“日本对中国提出之一切要求”，如一切工业、铁路建设等均须与日本合资经营，“军需部门聘用日本专家合作办理”——此协定，无论主旨，无论内容，与“二十一条”何其相似乃尔！
●【——孙中山卖国？】●
有人认为，这可以解释说是孙中山为革命成功提出的策略和手段，不能由此认定他“卖国”，试问，国不在他手中，怎么卖？日本方面也认为他成不了功，不愿买。
但我很替他捏一把汗：假如日本人看好孙中山，给予足够的资助（当然，都是有条件的），而孙中山的武装夺权，又果然获得成功，建立了新政权，那怎么办？
失信吧，人家不答应，国际上也无以立国；践约吧，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怎么向国人交代？
应该说，孙中山诸如此类的表现，说明他对于党派利益和个人权位的观念，极其强烈；对日本侵略本质的认识，相当不足；中华民族的意识淡薄，以至于漠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直到“五四”以后，孙中山在这些方面的言行，才有所改观；但在“联俄”问题上，讨好苏联，损害国格，放弃主权，仍如旧辙。
●【“一战”简述】●
中华革命党成立的当月，1914年7月，欧洲战争爆发。
战争缘起于19世纪最后30年，欧洲列强争夺世界殖民地，造成积怨，为保护自己利益，或瞧着别国眼红，到20世纪初，形成两大军事集团，照史家说法：一方是德、奥匈、意和奥斯曼土耳其等国结成的同盟国；一方是英、法、俄等国组成的协约国。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太子出访被刺。因凶手得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支持，7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结盟，俄国于是实行总动员。德国抢先一步，对俄宣战，欧洲战争就此爆发。
1915年，意大利反戈，参加协约国作战；同年，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以后，协约国一方还增加了罗马尼亚、希腊，以及英联邦的其他国家。
因德潜艇频频攻击美运输商船，1917年美国对德作战，对战争的胜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翌年，协约国终于打败了已占上风的德国……
由于战争涉及欧、亚、非、美、大洋的38个国家、15亿人口，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打了四年三个月，伤亡3000余万，物资损失2700亿美元，超过人类历史所有战争之和。
●【日本在中国对德开战】●
一战爆发当日，袁世凯即宣布中立，任何国家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水交战。
但因英、法、俄力劝日本加入协约国。日本趁机要挟，迫使各国同意它在与协约国权利无关的中国各地“自由行动”，接收德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
日本加入协约国后，无视中国声明，强迫德国“无条件并无偿地”交出其占领我山东的土地，以及全部权益。德方未予理会。
袁政府提议中日共同出兵。日本拒绝，以6万日军对5000德军，先是深入山东腹地，夺取济南，侵占胶济铁路沿线，然后攻占了德军据守的青岛。
●【“二十一条”】●
1915年1月，趁列强在欧洲打得不可开交、无暇东顾之际，日本秘密抛出“二十一条”，声称中日应当团结“共荣”，一起对抗欧美——实质是企图将各国在华特权，全部攫为己有，待一战结束，西方列强将无奈其侵夺和控制中国的既成事实。
“二十一条”共分五项，前四项大致为：中国承认日本已占有的山东权益；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东蒙、福建的特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日本以外的他国……
尤其第五项，共七条，如：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由中日合办，军械半数以上应采自日本或中日合办的军械厂。
如此“二十一条”，一言以蔽之，是妄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是可忍，孰不可忍！
●【袁世凯对策】●
袁世凯不愧李鸿章看中的接班人——比起李氏还能使用“以夷制夷”，此时的袁，完全孤立无援（他虽故意向西方列强透露“二十一条”，美英法俄也发过点声音，但起不了作用）——遂指示与日本人谈判的外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或坚持原则，如对条约的第五项，批道“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是以朝鲜视我……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意为谈都不要与他谈），切记，切记”；或虚与委蛇（yí），答应其中一部分，暗中盘算，日后在实际上使之落空。
日本要求天天谈，一周5次，中方提议每周1次；最后双方妥协为每周3次，每次下午4点到6点，见面寒暄、开场礼仪又占去不少时间。
谈判磨蹭延宕（dàng），历时近四个月，经25次正式和20次非正式会商，可谓艰难。中国方面对第五项全部七条，严正拒绝，终于迫使日方撤回。
其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为达到反袁夺权的革命目的，与日本人订立秘密协定，日本握为与袁政府谈判的筹码。
●【“五九”国耻】●
5月7日，日本一边增兵山东，骚扰东北，以战争相威胁；一边向中方发出48小时内接受“二十一条”（已撤去第五项等内容）的最后通牒，要挟说，否则日本将同孙中山结盟，以此逼迫袁氏就范。
5月9日，北洋政府照会日方，接受“二十一条”——实际上议结同意的不满十条，其中有的是既成事实，不同意也没用；有的由于袁世凯运用手段，如斥重金笼络东北的张作霖扩军抗日，日本人没有捞到多少实际好处——最后签字的文本，正名是《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但人们仍习称其“二十一条”。
袁世凯将5月9日定为国耻日。在不久一次百僚大会上，他追述谈判期间“日本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向辽东、山东凶悍威胁，感叹“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勉励同僚“痛定思痛，力图振作……”
旧教科书认定日本人看清袁世凯有称帝意图，于是以“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诱饵，袁接受此条件，而不惜卖国，云云。纯属子虚乌有。
●【“二十一条”能不签吗？】●
后人言及“二十一条”，也有忿然发问者：“对于‘二十一条’，袁世凯难道不能坚决拒绝签字吗？日本人真的要打，中国难道不能尽全国之力与之一拼吗？”
就在“二”紧张谈判期间，当年的2—5月，风声透露，不仅国内的抗日情绪高涨，我留美学生也义愤填膺，慷慨呼曰：“吾辈非战即死！”“决一死战！”
对此，胡适十分焦虑，写了一封公开信，指出“上述言论完全是疯话。吾辈情绪激动，神经紧张，理智失常，可以说是得了patriotically insane”——最后这个词是胡适创造的，可以译为“爱国癫”。
为什么胡适要泼此冷水？他认为中国仅有12万士兵谈得上训练有素，但装备极为窳（yǔ）劣，海军最大的战舰只是一艘三等的巡洋舰，以此军力与日开战，“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
胡适关于军力的数据，不一定准确，但比照此前约20年的甲午，此后约20年的抗战，中国之不敌日本，是不争的事实。
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中国的国力、军力都谈不上“强大”二字，而我的许多同胞，还时不时地在发作patriotically insane。
●【“君宪”救国？】●
自民初以来，国事纷扰，乱象环生，许多人不免疑问：难道共和体制，真的不适合中国国情？是否需要权力统一，由一位铁腕角色，应对内外繁复的政局？
1915年3月，被袁氏捧为“旷代逸才”而梁启超斥骂“下贱无耻”的政治投机家杨度，邀功雀跃，向袁世凯密呈《君宪救国论》。
袁世凯是专制体制熏陶出来的，巴不得大权独揽。清末，他为枢臣，厉行革新，敢作有为；当上大总统，理当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却是国民党那班人，碍手碍脚，还老是搞小动作，捣乱不已。对于杨度的捧场，袁不无动心：既然全国人心企盼安定，何不如当年戊戌变法之向往，实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至于皇帝，自然必须汉人，天降大任，舍我其谁？
●【“洪宪”逆流】●
8月14日，杨度借总统府外国顾问论述君主与共和制度利弊，发起“筹一国之安”的“筹安会”，鼓噪共和制不适宜中国国情；谓经过民意调查，全国“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废民主而立君主”。26日，《君宪救国论》公开发表。
9月1日，参政院开会，请愿改变国体。20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建议年内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25日，袁世凯批复同意，建议提前。
按：所谓“国民会议”，即国民代表大会，绝对不同于宪政之“国会”。无论哪个年代，什么社会，“国民代表”选举之难免舞弊，表决之容易操控，虽中学生都知道。后来列宁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抗战后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无不如此也。
主子一声“提前”，第二天，筹安会一成员，即“电令”（！）各省行政长官，从本省各县绅民中选择“国民会议”代表。
再两天，29日，参政会决议，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
随后，各省各界在京人士，纷纷组成“请愿团”，强烈要求变更国体。“请愿团”声势不够浩大，于是，纠集起来，成立了“请愿联合会”。
10月25日，“国大”代表开始选举——实质上，都是所谓“请愿团”“请愿联合会”成员，或由他们拉来凑数的——三天后，国体投票开始。
投票的结果如何？11月15日揭晓：1993张选票，全体一致，无一例外，统统赞成“君主立宪案”！
12月15日，参政院又代“立法院”，核实“国民代表大会”赞成帝制。
●【袁欲称帝，日本反对】●
如此强奸民意的全国“拥护”，数十天间，一气呵成，由此也可见，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是多么容易被政治所运作！
此时，虽然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吟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以劝阻，却更有欲为太子的长子袁克定，炮制假的日本外务省办的汉文报纸《顺天时报》，捏造民意和日本态度，欺骗乃父——已陶醉得晕晕乎乎的袁世凯，终于决定黄袍加身，当他的“奉天承运”皇帝了。
按：事实上，日本近代对中国的基本策略，是乱中谋利，其支持革命党人寻衅滋事，也多为此；对袁世凯的不肯听命，日本人更是早有领教。因此，大登反对袁复辟帝制文章的，恰恰是《顺天时报》。
不仅如此，日驻华大使而且会同英、俄，又拉上意、法，明确警告袁世凯，不要称帝。
从11月中开始，直到“洪宪”完结，日内阁令外务省，一再向协约国建议，决不承认中国帝制。
凑巧，“二十一条”与“洪宪”逆流，两件事前后相连，几乎同时发生，以致很多人把它们搅在一起，说成因果：袁世凯想“洪宪”，日本人诱以“二十一条”；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日本人支持袁“洪宪”。如此联系，其实误矣！
国民党攻讦（jié）诋毁袁世凯，污泥浊水泼向袁世凯，敲钉转脚咬死袁世凯，可怜迄今快100年了，某些历史学家，还在这么说。冤乎哉，袁世凯！
●【八十三天，皇帝梦破】●
参政院核实“国大”赞成帝制的当天，推戴袁世凯为皇帝。袁世凯辞谢。参政院再上推戴书。
次日，经过又一番假惺惺的谦让，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中华帝国”，以明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年号含“宪”字，标榜君主立宪制也。
共和倒退为帝制，死灰复燃，即使宪政下的虚君，也冒天下之大不韪。盖中国好容易推翻了皇帝，袁世凯已是清室之罪人，又焉能浑水摸鱼，推翻《约法》，复为民国之叛逆？借尸还魂，皇帝自为，无论从传统道德，还是政治伦理说，都岂有此理。
梁启超奋然口诛笔伐，其弟子蔡锷潜回辛亥革命时打下根基的云南，发表通电，“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号召护国。滇、黔、桂、粤、浙、川、陕、湘等地方实力派，相继宣告独立。
袁皇帝急忙调兵遣将出征，北洋大将段祺瑞，因反对帝制，一直称病；派冯国璋，冯联络赣、浙、湘、鲁等将军，劝袁退位。北洋另一大将王士珍，长期告病不出。袁最亲信的幕僚徐世昌，躲往天津。
到后来，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连最忠心的麾下如陈宧（yí，此字极大多数出版物都错为“宦”），都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翻脸讨袁。
3月22日，参政院召集“代行立法院”的临时会议，表决“撤销承认帝位案”，又是全票通过。次日，袁世凯废止“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五年”。
袁世凯八十三天（他没有正式登基，此以“洪宪”计日）皇帝梦破，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内阁制。当然，大总统仍要做的——但终因内外交困，忧惧惊恐，两个半月后，一代枭雄尿毒症死。
●【“窃国大盗”袁世凯？】●
评价袁世凯，近百年来的教科书，大多遵照国民党的传统，贬损丑化，如称其为“窃国大盗”。
可仔细想来，他窃的什么国呢？推翻清朝——那不是革命的目标吗？攘夺民国——难道中国只该孙中山当总统？
有人说，就是让孙中山当总统，一他没有钱，二没行政能力，八成儿也当不下去。
我觉得这不重要，没钱，怕什么，可以借外债——所有的北洋首脑，都靠发行公债、举借外债以维持政府，1912—1926年间，中央政府年收入4—5亿，赤字1—2亿，为填补缺口，民初15年内，举内债近8亿，借外债约10亿，否则没办法过日子（注意，这许多内债外债，极大多数后来都赖账了，历史书很少提到这一点，可能因为，这比孙中山、蒋介石割地给苏俄以乞外援比较能原谅吧）；
没能力，怕什么，可用臂膀爪牙——先是同盟会，后有国民党，虽然谈不上行政能力、治国经验，但摇唇鼓舌的党棍政客、全武行开打的革命英雄，可多得很哪。
关键是：若不是袁主动与南方会谈，革命党打得过北洋军吗？若不是袁软硬兼施力劝清帝退位，全国肯定能免遭内战吗？
况且，革命党人与袁原有前约，孙中山能不恪守？北洋群雄虎视眈眈，袁世凯不当总统又往哪儿摆？
●【评价袁世凯】●
平心而论袁世凯，从甲午前12年驻朝鲜应变得当，到戊戌变法知不可为（杀慈禧）而不为；力行新政，堪比曾、左、李、张，辛亥后，革故鼎新成绩不赖（上文所述晚清10年新政、四大改革，他都居主导地位，厥功甚伟）；总统职位，通过合法选举，攘外安内，别人未必能比他好；争权夺利，凡执政者皆然，玩政治，铲除反对派，谁又手软？
即使论个人素质，他知人善任，不染恶习，励精图治，勤政兴学，比起前朝的皇帝，后世的领袖，又哪里差来！
恐怕就称帝这件事坏了菜，那也有上述之种种原因，怎么能将他全盘否定？
国民党骂，有直接利害，刻意贬袁而自高；gcd也骂，何必？
老百姓骂，都听教科书，要想不浅薄可难；史学家也骂，不该。
●【比较立宪和极权】●
不妨掉转头来想，假设袁世凯当成了皇帝，那也是他所宣告的君主立宪制，岂不比**、党魁独裁，更加民主和宽容？
无论并不合法的孙大元帅、孙大总统，还是实至名归的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毫无疑问，比袁总统、袁洪宪更专横，更残暴，更血腥。
现在看看世界上立宪的国家，如：一、有300多年立宪传统（从1689年《权利法案》算起）的英国，二、北欧、西欧的一些王国（有的相当大），三、二战以后的日本；
再看看极权的国家，如：一、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苏联，三、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
将前三个与后三个比一比，请问，国家哪个稳固，人民哪个安康？立宪和极权，孰优孰劣，不是明摆着的吗！
而且，我的后半生，已眼见好些皇帝和国王，主动放弃世袭的特权，改行宪政了；而某些总统、总理、主席、元首，倒是比历史上的皇帝，包括以残暴著名的**，专制和独裁得多。
显然，问题不在于国家体制的形式，共和国还是王国，也不在于领袖个人的素质，袁世凯、袁克定，还是孙中山、蒋介石，而在于国家政体的实质。
假宪政，真极权，伪民主，实独裁，我们见得还少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