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变，张之洞变】●
不日，北京强学会遭清廷封闭。张之洞马上解散了上海强学会，未受牵连。半年后，上海创办《时务报》，张之幕僚汪康年是发起人，任总理，聘请主笔梁启超。张之洞全力支持。但未久，汪、梁发表了“兴民权”的文章，他大惊失色，严令不许。梁启超离开后，与汪大打笔仗，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
1898年4月，张之洞刊发新著《劝学篇》，论述“中体西用”理论，对守旧派和维新派都作批评。光绪因其反对守旧而谕令颁行全国，称赞此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bì）益”；守旧派则因其反对变革政治制度，反对民权理论，用《劝》篇章，以批驳康梁。
百日维新始，光绪任命谭嗣同等为“军机四卿”，其中就有张之洞托湖南巡抚陈宝箴（zhēn）举荐的刘光第、杨锐。
戊戌政变起，“六君子”问斩，刘、杨在其中。张试图救杨，未成，于是上疏要求严惩维新党人；又将先前与维新派交往的痕迹，一一抹去；且不遗余力，攻击迫害康梁等人，以洗脱自己。因这一系列表演出色，张之洞终于逃过一劫。
●【铲灭“自立军”】●
不过，毕竟身负前科，心有余悸。当1900年，庚子之乱中，“东南互保”紧锣密鼓之际，张之洞眼皮底下，他最得意的学生唐才常，领导长江中游各省“自立军”，趁机发起“勤王”（拥护光绪当政）武装起义。
张先是纵容静观（一旦事成，支持之功莫大焉），8月，见慈禧挟光绪西逃，自立军成功无望，立即下手，捕杀了唐才常等人。
据说张曾问幕僚，外间对余有何议论？答：人云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公则有学无术。张喜，故作谦虚：予不但无术，亦不能自谓有学。但从上述事实看，张之洞哪里无术（权术），应谓非常“有学有术”矣。
附：关于此三人，还有“三屠”之说：张之洞用钱如水，“屠财”；袁世凯杀人无度，“屠民”；岑春煊性好弹劾，“屠官”。
●【“戊戌”余波，“帝病”试探】●
变法失败，光绪从此被软禁于瀛台（紫禁城西面，中南海南海一小岛），但名分依旧，此后慈禧颁布诏书，始终以皇帝名义。
慈禧既恨光绪不听话，放着也是对自己威胁，未几，生出加害念头，至少将他废了，另立皇帝——不管如何行动，第一步先放出风声，曰“帝病重”，听听外界动静。
谁知，众臣反应强烈，纷纷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慈禧对此，权当鸦聒，但亟想知道，各国公使，是什么态度。欲问洋人状，惟有李鸿章。她要荣禄向私交不错的李鸿章，询问打探。
李鸿章自马关带伤归国后，遭国人詈（lì）骂，替帝后挡谤，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虽然前年（1896）曾出使俄国，贺尼古拉二世加冕，戊戌当年（1898）又奉命赴山东勘察河工，此时赋闲已八个月。慈禧废立之议，他不耳闻也能猜到，当即诉说危险，并趁机提出，骤然去问洋人，有失国体，不如放我外任，公使来贺，得便探询——心中打算，一则借机东山再起，二则眼下京城正议废立，尽早离开这是非之地。
●【李鸿章再起，“大阿哥”立】●
慈禧点头，诏命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此也一举两得，以李资格，非总督不可，谙悉洋务，自两广为宜；而且康梁粤人，岭南多事，正须能臣前往坐镇。
消息传出，各国公使果然谒李致贺，说起废立，都表示此系内政，“理无干涉”，但向来国书，都递交光绪，若改了新君，是否承认，还要请示本国，言下之意，不妥。李鸿章自然将消息报告荣禄，自己不加一字评论。
1900年（庚子）1月7日，受命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离京南下，快马加鞭，不到十天，16日，就到达广州，次日，接印视事。
慈禧主意既定，岂肯轻易更张？24日，清廷册立光绪之侄、端王之子、15岁的溥儁（通“俊”）为“皇子（称‘大阿哥’）”，作为同治之嗣，意与光绪并列，以待替换。
光绪年将30，后妃没有消息，自己身体又不好，立嗣备万一，似也说得过去；但此立嗣，实立储，帝毕竟尚年轻，焉知肯定不育，哪能这么早就建储？何况有清一代，除康熙一度立储，没有先例，企图废黜光绪之意，昭然若揭。
此谕一出，全国沸腾。外国公使，更是明确反对——至于下文，就要说到庚子之乱了。
●【戊戌维新启迪之一——办报】●
戊戌维新，虽短暂，实悲壮，雷颐先生论其对后人启迪，至少有二：
一曰办刊论政。
曾有人评论，“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其实，若论时间，是早于7个月的《强学报》。在此之前，中国只有相当于政府公报的《邸报》，以及抄录《邸报》发行的《京报》。
维新伊始，康有为即上书光绪，论说“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不久，《时》发行量达1.7万份，遍布全国70县市，“启超名重一时”。
百日维新高潮中，光绪谕令，全国仿办《时》，“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据实昌言、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须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
●【启迪之二——结社】●
二曰结社聚力。
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发表演说，探讨政治，研究国是，宣传新学；上海强学会还创办了机关报《强学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公开的合法社团，开近代合法结社之先声。
强学会虽只几个月就被封禁，但创办学会风潮已起，至戊戌政变，两三年间，各地各类学会多至70余个，除政治性学会外，还有专门的算学会、测量会、不缠足会、农学会、法律学会……
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固然民主的目的，也是达到民主的手段。
●【瓜分之势】●
甲午之后不数年，强邻环伺，鸮（xiāo）视鹰瞵（lín），对我中华，或侵蚀，或扩张，分割态势既成，眼看国将不国。
俄挟“还辽有功”，1896年，迫使清廷订《**》，同意俄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连接西伯利亚铁路，南至大连湾深入我渤海口的不冻港）；1898年3月，又派遣军舰侵入旅顺湾，强租旅顺、大连，几乎占据了我东北。
德之侵华，迟了英、法、日、俄一步，如前所述，1897年11月，借口传教士被杀事件，强占我胶州湾，控制山东半岛，取得筑路权、开矿权。
法先是逼清廷将海南岛任其独利，1898年4月，又强租借广州湾，迫清廷声明，广东、广西、云南、四川“不让与他国”。
同年2月，英迫清政府声明，长江流域为其独踞；6月，扩香港新界；7月，租借威海卫。
日本欲壑难填，攫取台、澎后，指定福建为其专有势力范围……
不数年，中国沿海重要港湾，尽树列强旗旛；重要铁路干线的修筑权，尽被列强巧取豪夺；中国大块国土，尽呈遭遇列强瓜分豆剖态势。
●【“门户开放”】●
对此，迟到的美国，在1898年打败西班牙、占据菲律宾（称其为既非领土亦非殖民地的海外“领地”territory）、归并夏威夷后，提出了对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以与列强分取杯羹。
“门户开放”与旧殖民主义不同，不占领土地，不统治行政，其核心思想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实行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
其他列强因自忖，中国如此地广人众，难以瓜分，更不可能并吞，加上互相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也恐怕引起新的对抗与冲突，于是接受了“门户开放”这一原则。
有人认为，此举使中国成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公共殖民地”，是美国老奸巨猾、阴险毒辣的侵华策略；
也有的持相反观点，认为列强既然互相嫉妒，放弃了将中国分割为殖民地的企图，中国便得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避免了早先中南美洲、非洲那样被瓜分豆剖的命运（非洲某些国家的国境呈直线，就是在地图上画线分剖的结果）。
果然，仅一年后，“庚子”乱起，洋兵纠集，美国谋深虑远，未雨绸缪，立即向列强发出照会，强调“保全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结果，八国联军尽管划分区域“大卸八块”般占领了北京，终究没有乘势灭亡我大清，《辛丑条约》也只赔款没割地。
读世界史可知，首都沦陷然后国家灭亡的例子多了，近现代也不例外。当然，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也不是那么好亡的。
我的看法是：就算不“门户”，列强势力分割我中华，是既成事实；而一旦“开放”，倒是遏止了俄国蚕食北方、日本鲸吞中国和英国图谋我西藏的野心。
事实上，中国之“沦”为殖民地，正因为被“开放”了，“公共”了，所以只可能是“半”殖民地。
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站着思考的人，其普遍怀有亲美、仇日、恨俄情绪，不足怪也。
●【《马关条约》对中国的好处】●
行文至此，忽然又想到了《马关条约》。人们都说《马》丧权辱国，《马》损失巨大。但很多人没注意到，如我前述之《南京条约》有利于中国者，《马》中也有一条，对中国竟有不小好处。
此话怎讲？原来日本和中国订立的《马》中，清廷须允许日本人到中国的各个口岸自由办厂。办厂，就是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税收还享受优惠，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马》打开了这扇新的商业之门。
按照“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可以，西方各国也可以；而外国人可以，中国人自然也可以。所谓外资，不光是金钱，更重要的是技术和人才。中国人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也办起了民族工业，蓬蓬勃勃。
想想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各地如何千方百计引进外资，如何鼓励私人（称为民营企业家，实质即资本家）开厂，结果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就不难理解我说的《马》这一条的好处了。
●【正逢“官督”下坡时】●
此时，洋务运动中兴起的官督商办，已出现下坡趋势。
首先，大凡官督商办企业，都有“产权不明”的先天缺陷。盖“官”给予企业借款垫款、减免税收、一定程度垄断权等优惠；企业当然要接受“官”的管辖，由“官”安排督办、总办、会办之类职务。
当企业发展顺利，利润丰厚之时，“官”能不眼红？于是，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干预），视企业为私产，任人唯亲，贪污腐化，任职为“×办”者，“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
其次，清廷从上到下，都将官督商办企业，看作自家后园的菜，予取予夺，征索无已。如轮船招商局常只按低价或免费，给政府运兵运械；电报局价格不菲，但对“官电”必须免费。
更要命的是，官督商办户，也即“红顶商人”们，屡屡被敲诈勒索，如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招商局“报效”5.5万两银，开平矿务局3万两银。1884—1911年的27年间，光这两家，累计就报效了350万两银，相当于两局股本的60%。秋风频频，苦不堪言。
●【“官”下“私”上，“国”退“民”进】●
1895年以后，正是由于外资进入中国，民资也投入市场，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资本主义大大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1895—1913年间，中国民营经济——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速度，还超过了外资，达到年均15%，比一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期间，还略高一些。
而且，难能可贵的，它是可持续发展，其后，1912—1936年间，中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9.2%。
●【外资带来的突飞猛进】●
外资带来的，不但洋行、银行，以及与中国自古以来所不同的商业、制造业，还有新的、与旧时中国更不同的经济运作方式与社会管理知识。
老态龙钟的中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推动了社会的转型。
市场经济发展迅猛，民主意识渐渐抬头，再被庚子年义和团一捣乱、八国联军一刺激，于是就有了晚清70年（鸦战——辛亥）的最后10年（1901—1911）。
清廷这最后10年，从《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实施新政，致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实绩，突飞猛进，大大超过了鸦片战争——义和团拳匪（1840—1900）两个“庚子”之间的60年，例如，19世纪末，清廷全国年财政收入仅8000万两，辛亥革命前，即此10年的后期，已达每年3亿两左右。
这么好的势头，正宜借经济改革发展的成果，决断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可惜呀可惜，终因清廷顽愚，错失时机，爆发了辛亥革命。
●【“封建”岂止半，“殖民”哪有半】●
近现代的中国，大家一向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我要说，封建专制岂止“半”，而殖民地哪里有“半”？
尤其民国以来，中国整体上没有受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控制，“殖民”二字又何从谈起！
倒是皇权专制，根深蒂固，遗毒至今，阴魂不散，令我辈吃足苦头，痛心疾首；担心将来，不无惧忧。
倘我儿子这代，政治体制还没根本性的改革，专制之贻害，或将延续至我孙辈及其后——但愿不至于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