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遭到彻底破坏。同年3月，特科负责人刘仲华自行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自己担任书记，贺昌之负责组织工作，蒲化人负责宣传工作，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工作。但时间不长，7月，“临时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三十九人被捕。除军委系统损失较小外，其他部门损失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临时中央局保存下来的领导在上海已无法存身，只好决定转移到苏联，由王世英负责的军委系统代管临时中央局的工作。
这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处境非常险恶，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均失去联系，活动经费极度缺乏。王世英为同党中央、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做了很大努力，但一直未能如愿。在这种情况下，王世英仍然领导中央局剩余人员继续坚持斗争，积极开展工作。
8月26日，王世英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和5月5日发自莫斯科的两封信，其中5月3日的信中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遵照这个指示，王世英决定结束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上海临时中央局的人员转移到天津。上海成立了一个交通站，由邱吉夫（化名小张）负责，与上海、南京、浙江、福建、香港的工作点联系。王世英转到天津后，保持着同邱吉夫的联系。
在党组织遭受破坏，中央特科遭到敌特重撞的情况下，特别是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投敌后，几年来连续遭受惨重破坏，但中央特科仍在艰苦卓绝地斗争着。1933年，中央特科派王学文到上海，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从事中央的特科工作。
王学文同志，1895年5月4日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10年赴日本，进同文书院等校求学。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4年加入京都帝大“社会科学研究会”，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27年4月在日本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旋即回上海参加济难会工作，5月底到武汉工作，6月转入中国gcd。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后，他又去日本，在京都担任党支部委员。“八一”南昌起义后回国。1928年，他在上海参加了“创造社”，一面在上海艺大、中华艺大、华南大学等院校讲授政治经济学，一面在《思想月刊》、《新思潮》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30年，与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被选为执委。1931年参加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担任该会第一任党团书记，后又任中央文委书记，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与托派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2年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在**、陈潭秋同志领导下，主持办训练班，讲授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真理。1933年春在上海我党中央特科王世英领导下，从事搜集情报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1935年下半年前往香港等地。
1937年春，王学文同志到延安，先后担任中央党校教员、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等职，向当时的长征和白区干部以及新干部传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文化知识，孜孜不倦，辛勤耕耘，为党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许多人后来在党政军各条战线担负着重要工作。1940年他在担任总政敌工部长期间，通过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本质的教育，促进了被俘日本人员的觉醒，使许多人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士和中日友好的朋友。
王学文同志还极为关切边区的经济建设，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1943年他又回中央党校工作，担任研究室主任。1945年到中宣部工作。
1947年先后担任华北财办、中财部的研究室主任。对解放区经济财政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参与了解放区某些财政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还就工业建设、农业政策等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意见，为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8月，担任东北财经学院院长。1949年6月，调到中央马列学院担任教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53年调回中宣部工作后，专心致志地研究《资本论》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他因经济观点与陈伯达错误观点相反，与陈多次斗争，遭陈伯达迫害。
“文化大革命”中，王学文同志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受到“四人帮”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在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被聘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及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顾问前后，他又重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一步修改《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撰写革命回忆录，积极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王学文同志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一、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还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经济组专门委员、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兼研究员，教育部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85年2月王学文同志在北京去世。
1934年7月，华明之经鲁自诚、舒曰信介绍入党，入党后，即由舒曰信联系，在中央特科王学文领导下，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华明之、舒曰信（即舒庸之）的上级是王学文，而王学文则是在王世英的直接领导下。
在斗争的风雨中舒曰信、沈伊娜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又在战斗中结成终生伴侣。不久，经批准沈伊娜与舒曰信结婚了，她与丈夫一样成了“职业革命家。”在王学文同志的领导下，伊娜做抄写情报、收藏保管密件、交通联络、掩护“机关”和领导人等许多工作。
舒曰信、沈伊娜搬进了当时上海旧民房里位于住宅后部楼梯中侧的一间小房间，这种房子俗称“亭子间”，上面是水泥地的晒台，下边是厨房，邻居每家一个煤炉子，烧饭时，房间就成了大蒸笼、大烤箱。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只凳子，开始一段时间连床都没有。屋里来了客人都得站着。伊娜夫妇很少买菜烧煮，经常买点沿街叫卖的豆腐花，加点盐当菜吃。有时夫妻俩买两碗“阳春面”就是一顿饭，而且吃得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