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上海的进步文化人（其中也有党员）准备拍摄进步影片《十字街头》，正物色演员。舒曰信因爱好文艺，认识一些进步文化人和导演、演员，安娜又与电影演员赵丹的女友叶露茜是“南洋高商”亲密的同班同学。他考虑可否让安娜去拍戏，当电影明星，接触上层人物，从中搜集情报。当时鲁自诚、华明之都不同意。向王学文同志汇报后，王学文“一槌定音”，他认为安娜不应该去拍戏，而应熟练掌握速记技术，这不仅仅是为早日谋生，主要是为了日后还可以堂而皇之进入国民党机关内部搜集情报，这才是正路。
1934年冬天，离沈安娜毕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忽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要在炳勋速记学校招考一名速记员。因为沈安娜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校长决定派她和另外两个男生去应试。
沈安娜对腐朽、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极为反感，不愿到这种“衙门”去应试。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二姐和二姐夫，请他们帮忙拿主意。
“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呵！”
舒曰信报告了他的直接领导王学文，王学文脱口而出道，接着他又告诉舒曰信：
“这正是个好机会，不要去当电影演员。一定要安娜努力考上，好打入浙江省政府搜集情报。”
“是的！我们必须抓紧这个机会，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做细。”
舒曰信同志表态道。
“这太好啦！我相信你们，党组织也会相信我们！！”
王学文说罢紧紧握住舒曰信的手。
“不要去当‘电影明星’，一定要安娜努力考取，这样就可以通过自然考录的方式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开展情报工作。”
浙江省，地处我国东部沿海，春秋时为越国领地。这里水网密布，山色秀丽，海岸曲折，多港湾岛屿，是我国岛屿最多的省区。钱塘江、甬江、瓯江等密布山岭，形成峡谷急流，水力资源丰富，并均为境内重要航道，舟山群岛是我国最大的渔港。这里是我国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的国民党浙江省省政府的地位也不同于其他省政府。
根据王学文同志的指示,舒曰信和华明之找沈安娜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也只有到这时，沈安娜才真正知道舒曰信和华明之是中国gcd地下党员。
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她才逐渐了解到华明之，这个眉清目秀的书生是一位多么可敬的人。
华明之1913年生于上海，祖籍无锡。父亲华国祥是一个正派的、忠于职守的小职员，母亲朱明仁是位贤惠、仁慈的家庭妇女。他的兄弟姐妹多，还要赡养高龄祖母，一家老老小小，生活十分清苦。从明之懂事起，就眼见黑暗的旧上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虽然家中贫寒，但只要有乞丐上门，明之总是央告母亲施以粥饭，母亲也总是极富同情心，可怜穷苦人。明之好容易读到初中，父亲为节省开支，不得不让明之上职业学校，以求早日毕业，谋职养家。在南洋商业高级中学（以下简称“南洋高商”）这所具有爱国进步传统的学校里，明之接受了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读了不少爱国书刊，如邹韬奋编辑出版的《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等。他在学校与一些进步同学主办壁报，喜欢歌吟，学唱“毕业歌”、“五月的鲜花”、“流亡三部曲”和“义勇军进行曲”，还用画笔抒发对旧社会的不满。
在家中，华明之身为长兄，还把自己受到的革命思想带回家中，影响弟妹，并与妹妹韵三的同学们一起读进步书籍，写心得体会，汇集编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合力》。为向往光明，他还自作主张把自己的名字“家骊”改为“明之”，以示决心追求中国光明的未来。这时，明之结织了同校比自己高一班级的舒曰信同学，受他的革命思想影响，和他一起参加了青年学生的进步活动。
舒曰信（又名舒庸之）是江苏宜兴人，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欲送庸之到日本留学。当时日本人已占领整个东北，这激起他强烈的爱国义愤，他说：“国难当前，难于安心读书”。从“南洋高商”一毕业，他就脱离了家庭，于1933年参加了革命，同年由鲁自诚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gcd。
说起鲁自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鲁自诚1893年出生，原籍浙江绍兴，1924年入党，大革命时期在湖北从事民运、工运工作，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重新入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均经组织营救出狱。抗战开始后，鲁自诚任第七战区皖南游击司令部参谋长，司令部特支书记，1937年后任皖南七战区游击司令部参谋长、特委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董必武、吴玉章同志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曾以伪“中央训练团”、“军委政治部”训育干事等为掩护，开展兵运和情报工作。
1938年8月，根椐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和提供的资金，鲁自诚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董必武同志领导下为我党设立掩护机构“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任总经理，以民主人士面貌出现，为党做了大量的情报、统战、掩护电台、为解放区转运器材、人员以及为党筹集经费等工作。他家还曾为南方局设有秘密电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以探望工商知名人士为名，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王若飞、童小鹏同志陪同，看望鲁自诚同志，表扬了他所做的工作，并赠送延安小米和根据地手制毛线。解放后，鲁自诚从事工业、统战等工作，后任国务院参事，“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5月逝世。
鲁自诚在华明之、沈安娜的成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也正是在鲁自诚、舒曰信的教育影响下，华明之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
有一次，宋庆龄创导的“中国反帝大同盟”组织进步学生游行。舒曰信问华明之：“你敢不敢参加？”
“敢！”华明之坚定沉稳地回答道。
经过党组织多方考验，年仅21岁的华明之于1934年7月，由鲁自诚、舒曰信介绍加入了中国gcd，开始了在中央特科王世英同志领导下，由王学文同志直接领导的秘密情报工作。
这时，华明之已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一年多了。他1934年暑假南洋高商毕业后，即考入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无线电台当业务员。王学文根据华明之业务接触的范围及可能，自1934年——1936年先后交给明之三项任务。要他从外国通讯社发往国外的新闻电讯中收集红军长征初期的动向等情况，当时我党上海情报组织屡遭破坏，通过国际电台搜集红军情况很重要。中央特科还要他利用电台员工众多、私人信件放在信插中由各人自取的有利条件，以假姓名做暗号，以药水密写的形式（当时称“药水信”），为党收转外地的秘密信件和情报，以及向组织汇报和接受组织的其他指示等。组织上还交待明之与一位穷苦的、同情革命的英租界巡捕联系，从他那里获取我党党员和爱国青年被捕的消息，供党了解被捕人员情况，伺机营救被捕人员。这位巡捕对中央特科很忠实，一有情况即告诉华明之。有一次，明之在与其碰头前匆忙换了长衫，但没来得及换西装裤。该巡捕就提醒明之，因自己住的环境很差，明之穿着这么好，与其假冒亲戚的身份不相称。以后华明之就更加注意秘密工作的掩护了。
1984年，王学文同志口述笔录的回忆录中讲道：“华明之管检查电报，凡有扣留的，就告诉我们，其中有相当重要的情报。”
也是经过舒曰信、华明之多次坦诚的劝说和谈话，沈安娜对中国gcd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时，中国gcd正在领导着一场推翻反动统治、解放劳苦大众的神圣战斗，十分需要有人打入反动政府搜集情报。因此希望她能抓住这个机会，去积极应试并且力争考上，以后好为革命事业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不过，他们又告诉沈安娜，做情报工作会有风险，甚至会有牺牲生命的危险，所以希望安娜先得想清楚，愿不愿冒这个险。
华明之做事严谨，他与沈安娜的谈话更是句句中肯，总是用启发式，让安娜独立思考，逐渐提高认识。
一次，华明之与沈安娜交谈中谈到：“看来只有gcd才能拯救中国劳苦大众，也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解放全人类。”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到哪里去找gcd？你真的是党员吗？”沈安娜激动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华明之没有正面回答，又接着说下去：“在现在的乱世中，中国革命青年大有用武之地，可以拿枪进行武装斗争，可以拿笔作反围剿的文化斗争，还有一条无形的战线，最能致敌人以死命，战场是设在敌人心脏里。《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战必须掌握敌人的脉搏。不过，做情报工作，风险很大，也会有牺牲，你正在学速记，又遇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招录速记员的时机，你若考进，就可当这条特殊战线上的一员尖兵了。你不是如愿以偿了吗？！”
华明之的话，句句真诚、掷地作金石声，激动得沈安娜喜泪盈眶，她仿佛听到了号角已经吹响，战鼓催人上征程。
安娜望着明之的眼光炯炯发光！
这时的沈安娜只有十九岁。
这正是充满了理想和幻想的年华，也正是富于冒险精神的“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年龄。
除此之外，沈伊娜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也给安娜造成了一些影响，尽管二姐并未对她谈及工作上的任何事，但她从二姐的行踪里，从二姐那振奋、昂扬的精神状态里，感受到了这种工作的神秘和重要。这种工作对沈安娜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她愿意做像二姐、舒大哥、华明之那样的人。
在屋顶寒风呼啸，屋内寒气逼人的亭子间里，沈安娜再一次听着两位大哥的谈话，心中犹如一团火在燃烧，她决定按照舒曰信、华明之的吩咐去干、去工作、去实践、去冒险。
沈安娜满怀激情地说道：
“过去我要抗日救国，有报国之心，无报国之门。今天有报国之门了，我当然要参加革命。今天报国有门了，只有跟着gcd干革命才能救中国。我要革命，决不怕死，也决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
舒曰信知道这位小姨妹此时有的是一腔热情，但还并不明白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危险，将要承担的是什么重任。他又给沈安娜讲了秘密情报工作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意义和许多重要事项。
随后告知安娜：
“你必须坚强，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东西要忍受；你必须勇敢，因为前面的道路要靠你去闯荡。”
沈安娜告别了对她千叮咛万嘱咐，给她希望的二姐、二姐夫和华明之，一身是胆，匆匆去了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