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个滩，这十里洋场，既是冒险家、富人的乐园，又是穷苦人、老百姓的地狱，它迷离光怪，使沈安娜姐妹俩困惑不已。
上海是个大都市，宽广的马路，两旁玻璃窗里射出来辉煌的灯光，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射出来刺目的红绿颜色。然而在一些街道上，却常能看到米字旗、三色旗、太阳旗……这是英、法租界和日本的特殊势力范围，这国中之国，是丧权辱国的标志呵！
上海是个谜一样的城市，大千世界，林林总总，泥沙俱下，纯杂并陈，不一而足，这里一方面城市在广大工人、劳动者的辛勤和汗水的堆砌下繁荣起来，一方面灯红酒绿、金迷纸醉、千金一掷……大上海使人心悸，让你千言万语难以说清。
上海滩，步履维艰，新的困难能压倒安娜姐妹俩吗？
到了1933年冬，二哥沈勤也因生活实在困难，不能再接济她俩了。姐妹俩不仅无法再读书，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就连起码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
二姐沈伊娜只得退学，进了一家私人诊所，当类似于勤杂工的所谓助理护士，所得的工资收入，勉强维持姐妹俩的最低生活。
1934年暑假以后，刚读完高中二年级的沈安娜也面临着无钱继续读书。舒曰信和华明之建议她学一门技术，好独立谋生。沈安娜为了能尽快自食其力，选择了收费少，学时仅为半年的中文速记。
这时，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正在招生。学速记，使沈安娜走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速记不仅成为她长期的职业，而且成为她日后从事情报工作的手段和武器。
速记学校的校长杨炳勋，是个美国留学生，他吸取了英文速记的原理，以汉语拼音的方法，设计了一种不同其他速记方式的“炳勋中文速记”。
在学习期间，沈安娜还兼作学校的刻印蜡纸、打扫教室、张贴广告等杂务，学校为安娜提供免费午饭。
这时，毛啸岑老师夫妇已调到上海正风文学院工作，又是师母沈华昪伸出援助的手，设法安排安娜在正风文学院女生宿舍临时住下。姐姐伊娜仍当开业医生的助理护士，以微薄的收入维持姐妹俩的生活。
就在沈安娜进了速记学校学习的时候，二姐伊娜与舒曰信建立了恋情，在舒曰信的教育帮助下，伊娜逐步认识到劳苦大众和妇女要翻身求解放，要反帝、反封建，抗日救国，只有在中国gcd领导之下才能实现。因此，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愿望。
沈伊娜在舒曰信大哥的引导下，参加了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情报工作，成为机要交通员。
中央特科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周恩来亲手创建的一支特殊的警卫部队，是后来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的前身，它直属中央军委会领导，它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向苏区提供情报，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1935年秋冬，中央特科由于上海中央局遭大破坏，根据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指示，进行了转移和缩编。留在上海的成员，由邱吉夫负责，成立办事处。王世英率部分特科同志转移到天津。1935年冬，成立“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李克农负责）。1936年春，又成立“华北联络局”（王世英负责）；同时，中央又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部分情报关系。
这时上海成立了一个办事处，由邱吉夫负责，并同天津保持联系。邱吉夫下面有三名主要助手，其中严希纯，严接替王学文管理政治情报线索，联系方志敏、徐海东、贺龙的交通；徐强，负责管理在法捕房新开辟的警报关系；徐汉光，负责内部的通讯联络和管理一部分同志。
中央特科及其所属机构，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1927年秋天开始建立、逐渐健全起来的。首先成立的第一科，是由原来专为党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改称的。后以原武汉特务科及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部分人员组成的红队（“打狗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第三科，专门镇压叛徒特务。接着成立了以搜集情报、掌握敌情为主要任务的第二科。最后建立的是设置电台的第四科。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工作。周恩来付出不少心血领导中央特科，从各方面加强了党的保卫工作。
1928年春，中央特委为了训练秘密工作干部以适应新环境中对敌斗争的需要，开办了为期20天的训练班。当时顾顺章、陈赓与中央特科绝大多数人员，都参加了这个训练班。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坚持白区的斗争，怎样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等，同时，还进行秘密工作技术和秘密工作纪律的训练。周恩来、恽代英等向训练班的学员作了多次政治报告。
地下党要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和活动，就必须依靠全体党员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活动，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随时防止敌人的袭击。周恩来非常重视这一工作，经常检查秘密工作纪律执行的情况，严格批评和处理违反秘密工作纪律的同志。1930年4月19日，中央又发出了《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的一封信》，指出：“中央对于秘密工作之重要，不断督促全体同志之注意，但一般同志在日常生活中，仍有意无意的忽视，这不仅对机关对工作之安全与推动有莫大的妨碍，并且在宏观上是帮助敌人企图的成功。”同时，中央继续规定了有关条款，要全体同志对保障机关安全负严重责任。周恩来还曾要求在特科工作的同志，尽可能寻找公开职业掩护自己，即向职业化、社会化发展，同社会各种人来往，广泛地交朋结友。
周恩来为他亲自所领导的中央特科制定的保密纪律是极其严格的。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都是单线联系，各自所有活动的内容严格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陈养山在1928年4月情报科成立不久就进特科，直到1935年9月特科撤销为止，是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有一次他却说过：当时是单线联系，只知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的名称“中央特科”，是1936年到西安后才知道的。这话令人听了吃惊之余，更认识到这是一条真正的隐蔽战线。
蒋介石为了清除在上海的gcd人，下令“前方军事围剿，后方政治围剿“，从外地派了大批叛徒和特务到上海。他们配合军警、宪兵，千方百计、昼夜不停地跟踪检查行人。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中，有不少地下党员被捕，其中有一些当了叛徒，出卖同志，出卖组织，给党带来很大损失。
1934年6月26日，中统上海行动区伙同租界巡捕房突然包围了多处中国gcd秘密机关。中国gcd上海中央局、中国gcd江苏临时省委和全总遭到大破坏，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秘书长李德昭、中国gcd江苏临时省委书记赵立人、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十六人被捕。
之后，李竹声叛变。
李竹声叛变后，盛忠亮任中国gcd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上海中央局着手重组中国gcd江苏省委。
又经过一番周密布置之后，中统上海行动区伙同法租界巡捕房于1934年10月再次破坏了中国gcd上海中央局。10月5日，盛忠亮等九人被捕。
随后，中统又通过与盛忠亮有私交的女子秦曼英使盛忠亮自首叛变。中统上海行动区根据盛忠亮等人供出的情报，于12日搜查了环龙路（今南昌路）106弄3号的秘密机关，搜走了上海中央局的大量重要文件。秘密电台的七号收发报机和大量通讯器材也全部被特务搜走。
就在这个月内，黄文杰接任中国gcd上海中央局书记，兼任组织部长，朱镜我任宣传部长。上海中央局又重新开展工作。
在1934年冬上海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后，为了保卫党组织的安全，特科领导人之一的王世英秘密开展工作。他在特科中还领导过专门惩处叛徒和特务的红队，也称“打狗队”。红队全由一些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地下党员组成。
一次，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去参加一个会，被叛徒聂华生告密。军警包围了那个剧场，由叛徒一个个辨认。
在这关键时刻，王世英带领一批红队队员赶来援救。
王世英对队长朱军说：“只有叛徒一个人认识武胡景同志，只要干掉叛徒，敌人就抓不到武胡景了。你们先大摇大摆进到里面，然后瞧准时机下手，事完后设法脱离此地。”
朱军接受任务后，带人向剧场门口走去，门口站着十几个军警便衣。朱军走到门口的便衣旁说：“兄弟，咱也是奉命前来协助的，你是哪个系统的？”
便衣道：“蓝衣社。”
“哦，”朱军瞅瞅里面问：“你们白队长来了吗？”
“你是什么人？”便衣问。
“自己看！”他亮出一本证件。
便衣打开一看，立刻恭敬地说：“啊，是CC朱组长，白队长在里面。”
“那好，我进去看看。”他挥了一下手，带一名队员进去了，其余人留在门外。
里面挤满了军警和便衣，客人们一个个从楼上往下走，聂华生站在楼梯口前边挨个辨认。
朱军和一同进来的小李挤到离叛徒不远的地方，他向小李示意了一下几盏明亮的灯光，低声说：“我的枪一响，你就挨个把这几盏灯打掉，趁混乱，冲出去。”
小李点点头。
这时，楼上又走下一批人，朱军看到聂华生脸色大变，正要喊，立刻把枪一甩，枪响人倒。
同时，小李掏出枪“叭叭叭”，一连几个急射，几盏灯刹时灭了，场内一片黑暗。
有人大声叫道：“封住门口，谁也不准动！”
朱军和小李已窜到门口。这时门口也是一片漆黑，响着枪声。小李跑出门时被一具死尸绊了一跤，摔倒在地，负责接应的老王急忙拉起他，向预定地点跑去。
一辆小吉普已缓缓起步，朱军和小李飞身上车，吉普车马上驰进了一条黑暗的小巷。
当晚，王世英见到了脱险的武胡景，武胡景夸赞道：“干得不错，等敌人封住门时，我已跑出了剧场。”
第二天，一些报纸报道了夜间那场战斗，惊呼“红队”神枪手大闹剧场，军警死伤惨重。更有甚者，把打狗队说得个个会飞檐走壁，人人百步穿杨，来无影，去无踪，神秘莫测。一些叛徒特务一听说打狗队心就发怵。
接二连三的事件，使上海的叛徒和特务们整天胆颤心惊，恐怕这些灾难落到自己头上。
就在我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艰险时期，华明之、沈安娜先后参加了中央特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