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
上海的初春春寒料峭，我找到了刚刚忙完新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评选的《萌芽》主编、上海作协的副主席赵长天，向他了解近期的创作情况。赵长天非常健谈，他向我介绍自己近期创作情况的同时，也非常透彻地向我讲述了他对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关系的把握和感受，由于篇幅关系，我们的访谈做了剪辑。
麦：赵长天，你好。是否可以向我介绍一下你近期的创作情况？
赵：好的。我最近一个是在写电影剧本，是关于医生的，但具体也说不清怎么写。因为上海市领导原来希望能反映一下医疗战线的情况，当时还明确了具体的人物原型。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后，发现医院是蛮有写头的。因为医生和病人的矛盾，老百姓都很关心，人人会碰到而且面对的是生命，矛盾尖锐。所以我有写这个题材小说的打算。
麦：你在涉足小说、影视两个创作领域的时候，会有哪些体会？
赵：搞影视剧是有意思的，因为一个是它借助了现代手段。过去作家只能通过文字来表达。现在科技发展，它能让声音画面等全方位地来表达，这样的东西会有更多人来欣赏、来关心。但影视业有它的问题，一个是它是一项综合艺术，作家在其中所起的仅是很小一部分作用，不能完全体现作家的想法，特别是在电视剧上，电视剧是诸多方面创作人员参加的一种载体，却也是作家最没有自主权的一个。
所以如果同时完成影视和小说，这时我会想，电影是体现导演的想法，小说就比较能代表我的想法。但写了影视再写小说，小说会受到影视各方面的影响，写出的东西小说味道不浓了，所以这是我的忧虑之一。
我现在还在搞的另一部电视剧的题材是关于省委书记的，初步定名为《忠诚》，这也是因为正好有这么个机会，采访了一个省委书记，他也希望作家来写省委书记的生活。但是直接去写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搁下来了。
麦：需要积累对人物的感受吗？
赵：主要是对高层干部的接触较少，这种感受是有帮助的，现在首先在搞电视剧。当时我是和写剧本的宗福先他们一起讨论，仅仅是讨论故事，我没有参与具体的写作讨论，这比较好，我就有小说的感觉，我创作的切入点都是按小说的想法去考虑的。如果让我参与剧本创作，我就可能走不出电视剧写作的框子，很多由电视剧改成的小说，一看就像戏而不像小说，这样的小说就没有意思，所以我也有点犹豫。更何况人有时是有惰性的，电视剧的情节都已经形成，照着搬就是了，这也的结果往往是不理想的。
麦：你还有什么其他准备动手创作的题材呢？
赵：我本来很想写的一个作品是曾经担任过中国第一任海关关长的英国人赫德。我收集了他很多的材料，而且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类题材，很独特。一个一辈子在中国生活的英国人，担任着中国政府的官员，这就决定了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麦：中国历史的教科书是把他作为当时中国政府丧权辱国的一个象征来看待的。
赵：实际上作为一个人来讲，赫德不是别人用一句话就能概括的，从他的身上体现出他其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是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利益来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人。而实际上他的确是个非常丰富的人物。关于他的资料有好多，有几百万的书信留存了下来。我在大量阅读他的书信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到他是一个具体的人。
麦：你的作品好像较多的是从表现人物着手，关注人的思想和内心。
赵：我觉得每个作家的长处都是不一样的，现在有些比较年轻的作家写的东西我觉得挺好，但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东西就必须得符合我的特性。我一直比较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现实中的人物，我将来写最好的作品，肯定还是和现实有直接关系的，当然现在写的东西和现实太密切，也容易变成单纯地表现现实的东西，譬如今年想写的省委书记和医生的题材，如果不注意就比较容易陷入形而下的情况。
麦：而你现在打算写赫德，是否表明你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继续关注，另一方面又不想贴得太近，是想从历史的角度，或者说是从一个有一定距离的高度来俯瞰。
赵：我为什么想写赫德，就是他既有现实意义的一面，但又是一个离开现在一百年的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题材迫使我会与现实保持一段距离，而我的长处与我的短处就有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融合，可能会写出一部比过去好的作品来。
麦：我觉得你想表达的是比较关注人物的命运，能体现历史感、沧桑感的想法，而不喜欢过于贴近生活，是否因为那样的东西容易成为一种程式化的东西？
赵：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矛盾。一方面觉得作家应该关注生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具体的中国人，你如果能对现实生活发生点作用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作家也会较多地考虑自己作品的文学性，这两者之间常常会发生冲突，很矛盾。
麦：作家对生活的关注程度是否与作家本身的经历有关？有的作家生活经历很单调，创作的着眼点也就是身边的琐碎小事，而你的经历与现实生活一直贴得很近。
赵：有这方面的因素，我从部队回来到航天局搞宣传工作，到作协后也担任一定的行政工作，很多是社会性的工作。
麦：这就使得你对社会性问题的关注比别人多。
赵：是的。
（原文刊于2001年2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