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二天一早，田林陪同闻静到一家华人开设的诊所检查手指，小小一张X光片收费100元，幸好未曾伤及骨头，也就放心，随即赶往厂里，只见铁将军把门。几个工人正在门口叽叽喳喳、热烈议论。
“想不到美国这么厉害，”烫衣工大李感叹， “违反消防法和劳工法也要用手铐铐去?”
“兄弟、你不知道美国警察就是这样。” 头发花白、身材瘦小、长一双细小、滴溜溜转的老鼠眼，全厂工资最高、被人们称为工程师的放样工老马喷一口烟，那架势俨然权威， “别说这个、你在马路上违反交通规则警察管你、你不听、警察也会将你铐去。”
“主要是杀杀威势，”一个女工分析， “铐归铐，进去很快放出来。”
“那当然，”马老头白她一眼， “要不警署要爆棚。”
“昨天那付样子我就想起大陆电影中日本鬼子进村的镜头。”大李说。
“那不大像，”女工说， “我觉得倒有点像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
“哪里、红卫兵比这厉害多了，”马老头不同意， “我就被抄过家，那些红卫兵比这些警察要凶得多。”
“我是说像。”女工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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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看到田林和闻静沉静下来，默默地瞅着他俩、目光中有种复杂、说不清的东西。
“你们好，”田林招乎， “怎么，关门了?”
“老板被抓群龙无首，怎能不关门。”大李说。
“时间不会长、老板很快会出来。”
“大概多久好出来?”看他说得那么肯定田林倒想请教。
“根据检方逮捕的保释程序、羁押时间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马老头踏灭烟头。
“那就是说明天下午可以出来。”田林计算。
“明天正好是星期六、周末不办公，得到下星期一才能出来。”大李笑笑， “粒粒陈得多尝二十四小时的铁窗风味。”
“他呆在里面多一天少一天没啥了不起、倒霉的是我们，少做一天就少一天进帐。”马老头又点上一枝烟、深吸一口透过烟雾、望着闻静，不冷不热地， “闻小姐，你好像不在乎?”
“你怎知道我不在乎?”闻静觉得老头子话中有话。
“我看你昨天很起劲。”
“起劲?”
“给警察作证。”
“作证有什么不对?”闻静激动起来，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难道粒粒陈没有违反最低工资法?”
“是事实，”马老头喷一口烟， “不过没必要捅给警察。”
“最低工资法是政府为保障我们工人利益制定、警察是受命来捡查执法，”闻静说， “作为受害者我们自已不站出来说话、不提供事实证据，那请问谁来替我们说话?谁来提供事实?”
“----------”马老头语塞。
“老马，”大李说， “我知道，照你的意思是粒粒陈违法就让他违法，咱们就认了，不要吭声不要说话。”
“是嘛，”马老头毫不讳言， “粒粒陈克扣是厉害些;可我们只要干活多少总有收入。如果将他送进监牢、工厂关门、我们一分钱也拿不到，这笔帐你们算过没有?”
“你这是道地的奴才思想。”大李笑道。
“这不是文化大革命，”马老头白大李一眼， “少给我戴帽子上纲上线。”
“开玩笑嘛，”大李笑笑。
“走!”闻静喊一声、也不等田林回答扭头就走。
2
“太不公平了，”回到家里闻静望着窗外想起刚才马老头那一番话，心里仍然耿耿。
“这有什么?”田林笑笑， “这很正常。”
“正常?这还正常?”闻静转身一脸挑衅。
“怎么，你要人家拿你当英雄?”
“英雄用不着;可也不能这样，倒好像我犯了错似的。”
“哈，你呀!”田林笑她。
“我怎么啦?”
“我觉得你很天真一一天真得可爱。”
“讽刺?”
“不是讽剌，而是心里话。”田林真诚地说， “你虽说是学哲学而且是教授可我觉得你并不了解社会、不了解人一一尤其是我们的同胞、中国人。”
“你了解?”
“就这一点来说我似乎比你了解。”田林自信， “有马老头那样想法的人不止姓马的，还大有人在。”
“这倒是，”闻静承认， “车衣工里也有，像阿珍阿巧。”
“这些人他们心里对粒粒陈违反最低工资法不满，希望能提高工资;但他们更害怕得罪老板，正如马老头自己说的宁愿让老板多克扣一些，只要有活干多少有些收入就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反过来会怨你、恨你、认为你坏了他们的事。”
“自私。”
“问题就在这儿，自私。”田林说， “我们的一些同胞、包括我们自己都这样，一事当前首先考虑自己、自己的利益得失。你也是过来人、经历过的，在那些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因为自私、明知不对、却不敢主持正义、相反助纣为虐、说假活、打小报告、落井下石，这样的人还少吗?再譬如在单位里，大家对某位领导很不满、背后叽叽咕咕意见一大堆，真的开起会来有几个人敢说?还有报上不是常刊登、在火车、汽车上和一些公共场所、歹徒行凶、由于惧怕人们常袖手旁观、默不作声。在美国华人的胆小、软弱怕事在众多族裔中是出了名的，被强盗抢了不敢报案、甚至警察抓住歹徒也不敢指认作证，所以华人成为歹徒们主要欺侮对像。主要原因华人胆小、懦弱、自私。有句著名格言:狼最善欢驯顺的羔羊。”
“老板最喜欢听话的工人。”闻静接口。
“对极了。”田林说， “明白这些你心里的气就会平顺。”
“我不会生气;但我感到悲哀一一深深的悲哀。”
“悲哀伤神，更没必要。”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当轻风过耳、付之一笑。”
“我没你这么好的修养。”
“是呀，你经历的磨难还太少。”
“闻小姐!闻小姐!------”
两人正谈着忽听得门外有人喊。
“谁?”闻静开门一看是细胞。只见她兴冲冲地拿一叠报纸。
“啊，闻小姐，你的照片上报啦。”没等闻静开口细胞先叫起来。那样子好像闻静中了六合彩似的。
“怎么回事?”闻静问。
“你看嘛，”细胞递给她报纸。
那是新出版的一份有很大影响的华文报纸，头版通栏大标题是:布碌仑和华埠检方昨日突检多家华人衣厂，以违反消防法规和最低工资法罪名逮捕利华和另一家厂东主。其中附有她和小胡子谈话的照片。赞许她 “勇敢”、 “正直”，敢于公开揭发厂方克扣工人工资、违反最低工资法并愿向警方作证。照片很大、很清晰，激越亢奋、神彩奕奕。
闻静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她做梦也没料到自己的照片会上报而且是海外的美国报。上报可以出名，人世间喜欢出名、想出名的人很多，她也属此类。她为自己出名而高兴;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有时出名是痛苦甚至要付出代价，尤其是这件事，且不说粒粒陈和那些衣厂老板们会多么恨她，就是马老头、阿珍、阿巧-----那些人可能会更有看法。
一瞬间她竟呆住，说不出喜还是忧;高兴还是不安。
“哎，闻小姐你怎么啦?”细胞原想讨个好，所以将报纸兴冲冲送来，想不到她竟然这副架势，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来，我看看。”田林接过报纸，一看心里说声坏了，而且他也明白闻静此时的心情，但为了给细胞一个台阶，不让人家扫兴，大声说: “哇，这照片很漂亮嘛。”
“是嘛，”见田林呼应细胞活络起来，眨巴着细小的红眼睛，讨好地说， “刚才看到报纸我眼睛不由一亮，连忙上楼来。闻小姐，你看这照片拍得多好。这下你出名了。”
“谢谢你，”闻静说，她也意识到自己有点失态。
“我也在衣厂做过，”细胞说， “那些老板心实在太黑，是得教训、教训，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你说得对，”田林说， “可惜工人们胆子太小、不团结，像闻小姐这样敢于站出来的实在不多。”
“闻小姐，你做得对。”细胞竖起大姆指， “我佩服你，做人就得这样，硬邦邦。”
“谢谢你。”闻静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苦涩。
送走细胞两人静默下来。
“我知道你心里想法，”田林说， “这张照片不该登，太招摇。”
“是呀，”闻静忧虑， “我担心会带来什么麻烦。”
“也很难说，”田林安慰她， “多想也没用，也许啥事儿也没有。”
“但愿如此。”
3
笃!笃!-----
“有人敲门，”田林说。
闻静看田林一眼，起身打开房门，一个陌生、胖胖戴眼镜的中年女士伫立门口。
“你是闻静女士?”对方问，一口标准的北京话。
“我是，”闻静点头， “你是------”
“我是纽约华人车衣工联谊会的，我姓庄。”对方递过名片，上面印着:总干事庄英。
“庄小姐，你好，找我什么事?”
“有些事想同你谈谈听听你的意见。可以进来吗?”
“请进，”闻静闪开身子。
田林从沙发上站起来。
“这是我的朋友田先生，”闻静介绍， “他也在衣厂工作。”
“你好，”庄英向田林点头，开门见山地说， “闻小姐，首先我代表纽约华人车衣工联谊会向你致敬。”
“这有什么。”闻静倒有点脸红。
“不，你的行动很了不起，”庄英扶扶眼镜， “你说出大家想说但又不敢说的话，代表正义、公道和法律，也支持我们车衣工联谊会的工作。”
“联谊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田林问。
“我们华人车衣工联谊会是车衣工自发性组织，经政府登记注册。工作人员都是兼职和义务，不拿工资只有少量津贴。”
“是不是工会?”闻静问。
“不是工会，”庄英说， “但有些类似性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联谊、团结纽约华人车衣工，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反映他们的呼声，将工人们的投诉资料向联邦劳工部和纽约州劳工厅反映、递送。这次捡方采取突检行动就是根据我们的投诉。”
“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田林表示敬意， “华人衣厂问题确实不少，老板们心眼里只想赚钱，变着法儿克扣、拖欠工资，什么消防法规、工人安全根本不在心上。”
“是呀，”庄英见获得知音，心里高兴，“可我们的工作也十分困难，就拿这次突检行动来说我们联谊会成为众矢之的，一些车衣厂老板、还有某些华人社团领袖将气出在我们头上，指责我们不该向政府反映，挑拨工人和联谊会的关系，说我们反映的投诉夸大事实、谎报军情，存心想让衣厂倒闭、砸大家饭碗等等。”
“扯蛋!”田林说， “衣厂情况明摆着，是客观事实，谁也否定不了。”
“对呀，这我们不怕，”庄英拍拍手里的包， “我们反映的情况不是我们捏造的，完全是根据工人们的投诉，我们每个月都要收到上百封投诉信。”
“事实胜于雄辩，”田林说， “有这些信你们就硬了。”
“我们心里是有底，我们所作所为经得起检验。”庄英充满自信， “问题是我们的同胞太不争气，我们替他们反映情况，为他们说话，邦助他们争取合法权利，有些人非但不感激、不支持，反而骂我们，好像我们做了什么坏事似的，你们想这多叫人伤心。”
“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田林说， “你们碰到的也正是闻小姐面临的。”
“是吗?”庄英望着闻静。
“反正就这么回事，”闻静苦笑。
“其实她是为大家，说出了人们的诉求和心里话，”田林说， “明知她做得对，但有人嘲讽、有人谩骂。”
“一定要顶住，”庄英鼓励她， “别怕、咱们支持你。”
“谢谢!”闻静说，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她觉得这位总干事找上门来决不仅为说几句赞扬和鼓励的话，一定另有目的。
“是这样，”庄英说， “我们联谊会想在最近组织一次示威游行。”
“游行?”闻静问， “为什么要游行?”
“据可靠消息，由老板们组成的车衣业协会和一些华人社团后天要组织一次大游行，抗议检方对华人衣厂的突检行动。”
“有这样的事?”闻静诧异，“这不等于是说违反消防法规、和最低工资法正确、合法?”
“对呀，”庄英举起拳头， “所以我们针锋相对，也组织游行。我们的口号和诉求是检方对华人血汗衣厂的突检行动完全正确，厂方必须遵守政府消防法规和最低工资法，保障工人人身安全和合法权利。”
“完全正确，”田林击掌， “要不就太窝囊。”
“好，”庄英非常高兴， “我相信你们会积极支持。”
“具体我们做些什么?”闻静问。
“除参加游行还想请你和田先生参与组织和后勤工作，譬如书写横幅、标语，现场维持秩序、还有一些联络工作等等。”
“这没有问题，”闻静豪爽地答应， “游行定在什么时间?”
“后天上午十时在唐人街。”
“时间匆促，”田林说， “为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除去个别联络我看还得在报上发消息登广告。”
“消息和广告都发了，己经见报，而且这次活动得到纽约成衣纺织工会、亚太裔劳工联盟、和华工妇联等许多组织的全力支持。”庄英兴奋地站起来，真挚地，“认识你和田先生非常高兴。”
“我也是，”闻静握住庄英厚实的手，她打心里佩服这个能干的北京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