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标题中所言之“途”，既指一次具体的旅程，又指从1987年春到1989年秋这一段时间。就气功而言，这个阶段给我的印象就像在匆匆的行旅中，已经从家里出发了，但尚未到达风景区。虽然照一些哲人的明智的说法，只要上了路，游览便开始了，不必等到了风景名胜处才端起架子一本正经地来“叹为观止”。但在我辈凡夫的心目里，在途中与到了风景区后的情感、精力投入，毕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黄山归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在气功方面小心翼翼、三思而行，始终不敢贸然挺进，投入过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怕影响我的创作。这两年多里，我的主攻方面是长篇小说《正常人》。对这部作品，我看得比较重。因此，我总有一种怕不能完成，不能活着看到它出版的恐惧。故而对潜在的干扰因素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这种心理的阴影下，我预感到气功可能对之构成一种侵蚀力。这种侵蚀，倒并非因为气功与创作争夺时间与精力。诚然，在写这部长篇时我内心有一种紧迫感，似乎有谁拿着鞭子在背后监工，但在表面上我的创作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我并不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写出多少千字，也不强求自己除了吃饭、睡觉，就只能坐在书桌前。我知道“欲速则不达”以及“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我更知道放松的心态对我的创作，特别是对《正常人》这部长篇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倘仅仅把气功视为一种锻炼方式，在时间与精力上我将对之毫不吝惜。我所畏惧的气功的侵蚀力指向“斗志”，也就是我的对题材的创作热情与冲动。自从窗帘一动，我眼中的有序的现象世界遭到颠覆后，我预感到，随之而来的，将在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层次上引起一系列的“多米诺”效应。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的，而且就我的本性而言，我企盼着、也推动着这种事情的发生。说到我的本性，根据我长期以来对自己内心的审察（这也是我从事小说创作的职业需要），我发现我比同时代同年龄层的一般人，对人生的终极意义要寄予更多的关心与冥想。在现实生活的功利的激流中，我不是一个劲头十足、竞技状态上佳的游泳健儿，又缺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搏击精神，常常要爬上岸去休息一会，瞻前顾后，想想一直这么往前游是否值得、是否明智、是否有意义等等貌似深奥玄妙的问题，直到发现一批批的人已经游到前面好远的地方去了，又发觉自己决不会找到与众不同的人生蹊径，才又跳入激流，从众向前。这种本性，对我所选择的作家这一行当，倒是较为适合的。一般地说，作家很少是现实生活中的幸运儿，这样，才逼得他对现实生活、对别人与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种种质疑与挑剔，才能把人人都熟悉的生活写出一种需要重新审视细细品尝的陌生感来。然而，我的另一种本性，却又是我选择作家这一职业的很大的障碍。我对理性思辨的兴趣更甚于对情感的关注。我对一种现象不肯停留在感受到后即全身心地拥有这种感受的状态中，我总喜欢去穷究现象背后的本质。对我来说，一种现象，只有能对它作出解释，它才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理由，或者说，我对它的存在才感到安心。这种品性，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也许是很可贵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则像是患了色盲或视野狭隘症。综合上述这两种我的秉性，我明白我是不会放弃对气功奥义的探求的。但是，哪怕这种探求将把我整个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又将如何呢？高处不胜寒，要是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对人生的那么点体验、感慨，都因之而显得微不足道、幼稚可笑，或者像佛教说的都是些“颠倒梦想”，倘若我竟然失去了把它们写下来的热情与勇气，那对我来说，损失是太大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决定把气功的事往后拖一拖，先集中精力把长篇小说写出来，有点类似一个人打算遁入空门前，先了却尘缘，把家事安排定当的意思。大概因为我这个人本质上是个人中心主义者，所以我想到的是让我迄今为止的生命有个交待，写《正常人》就是这样一种交待。当然，我不是说从l989年秋到现在这两年的对气功的探求，已经使我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异，或者说，我已经打算出家了，但是，我以后再投入全部精力、心血去写的长篇小说，决不会是《正常人》一类的作品，对这一点，我有把握这么说。只是对这样的小说有多少读者可能接受，我毫无把握，故而近年内它不会诞生。所以，当时的决定，．虽然从今天看来有些神经过敏，但也不是毫无必要的。
我对探求气功只是延宕，并非与之绝缘。特别是《正常人》第二部初稿出来后，根据有关人士的意见，我决定对之进行大改时，气功锻炼就与读书一起，作为调整心态的两大措施，被提刭日程的重要位置上。虽然我从事气功锻炼的方式还只是打太极拳与推推手而已，但是与过去相比，我更注意太极拳与推手跟气功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有意识地寻找我所发放的“外气”的来源。这样，一方面因生性使然，不由自主地对气功的兴趣越来越浓，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克制这种兴趣的发展，于是便形成了转瞬即逝、浅尝辄止的在途中的感觉。前面已经说了克制这种兴趣的理由，下面再详细说说这种难以压抑的兴趣的自然生长情况。
在这个阶段里，我对气功的兴趣表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
先说理论方面。我首先注意到气功对东方民族文化心理形成的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引起我注意到这一点的缘由，是一位朋友向我透露的练功感受。他说，他在一次难得的气功境界里，体验到了一种类似**的快感。这位朋友练气功的时间并不很长，练功也不是十分刻苦，十分追求，然而他虽不从事文学创作，却对分辨与描述自己内心情感十分擅长，且有这方面的嗜好。他在向我谈及这种体验之前不久，正从报刊看到一篇文摘，说外国科学家已经发现动物的脑子里存在着一个快乐中枢，向供实验用的老鼠的快乐中枢注射某种药物给以刺激，大白鼠就变得异常兴奋，竟至忘记了吃喝与睡眠，蹦达不止，直到20来天后因体力衰竭而死去。他认为，这种类似性快感的气功态的产生，也是刺激了这个快乐中枢的结果。由此可以设想，快乐中枢存在于脑中，平时像一个包着硬壳的核桃，外界给它的刺激需达到一定的强度方能将其打开。这种刺激一般来自我们的感官。从感官得来的刺激通常强度是不够的，所以需要刺激的积累或增大刺激源的输出量。除了感官途径，还有药物作用途径，这就是一切**、毒品的药理机制。药物作用迅捷，刺激程度深，然而它的副作用极大，对人体的戕害程度也非常之深。他认为，他的体验表明，意念力也同样能轰开快乐中枢这颗硬核。这种方式虽然得之不易，但是安全可靠，对身体非但没有伤害，反而能增进健康，甚至返老还童。历来认为享乐纵欲与健康长寿是一对天然的矛盾，气功恰恰可能使这对矛盾变成相辅相成的和谐体。所以，他预言古老的气功将在现代社会里焕发青春，成为现代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一种重要手段。
气功在现代社会中的前景是否真有那么美妙，我不敢像他那样断言，但他的体验与思考，却给了我这样一个启示：倘若一个人练功到了这样一种境界，能够随心所欲地把脑子里的快乐中枢打开，随时随地能够体验到人间难得的快乐、舒畅、幸福、宁馨，那么，他对外界环境还能提出什么要求呢？我们已经知道，练气功的人对食物的要求可以降到非常之低，有的基本素食，有的能长时间仅靠野果清泉维持生命，有的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里辟谷。我又听说有的功夫高深的人可以自动调节体温，也就是说穿什么衣服、甚至穿不穿衣服都可以无所谓。倘若再加上没有异性也可以得到性的满足，没有任何奢侈的享乐也能得到高度的快感，那么，人的生存需要就降到几乎等于零了。在这种状态下生存的人，他自身就是一个近于封闭的自给自足体，客观环境对他几乎没有影响，他又何必要吃吃力力地去影响、改造客观环境？因此，客体环境与主体人的关系是自然的、和谐的。这种自然与和谐，是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如果主体达不到这种自给自足，那么，为了生存，他只能向外界环境去强行索取，只能改造自然环境使之有利于自己的生存，于是主体人与客观自然环境的冲突对立就发生了，而且越演越烈。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东西方文化分流的根源。一般都认为，东方文化追求人与环境的协调，而西方文化强调人与环境的斗争，何以两种文化会在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一点上分道扬镳呢？我读过丹纳的《艺术哲学》。傅雷先生在“译者序”中介绍说：“在他看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这种理论早在18世纪的孟德斯鸠，近至19世纪丹纳的前辈圣伯甫，都曾经提到；但到了丹纳手中才发展为一个严密与完整的学说，并以大量的史实为论证。”由此可见，丹纳的学说在西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运用丹纳的观点来解释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分野（倘若这种分野说能站得住脚的话）却不行。时代且撇开不谈，因为东西文化的这种分野似乎从神话传说时代就存在着了。你看希腊神话中的神与英雄们主要的活动舞台是战争与历险，而中国神话中的主角从伏羲、女娲到神农、黄帝、尧、舜，主要的活动是在领导人民从事生产、安排生活，甚至教人怎么得道成仙，战争（如黄帝之战蚩尤）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辅助性活动，从来不是作为他们的主要业绩来大书特书韵。而且常有这样的说法，“神农之时，天雨粟”，“苍颉作书而天雨栗，鬼夜哭”，来说明天与人的感情是相通的。既然这种分野似乎是先天的，时代这一后天的坐标就失去了意义。那么再看环境。我们对远古时代的人文环境知之甚少，无从比较，只能看自然环境。丹纳在自然环境方面强调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如说某国北方寒冷、又多山地、耕作不易，故性剽悍，产生的艺术品也粗犷、强健；而南方气候温和，又是平原，收获颇丰，所以人民性情温和、快乐，产生的艺术品也明快、柔美。但是，没有根据说东方民族追求与环境的协调，是因为所处的自然环境本来就比西方来得优越。在西方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有灭绝人类的大洪水，在东方民族（印度与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样也有。而且，从历史记载、古迹遗址与出土文物看，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物质文明富庶程度决不会逊于古印度与古中国。于是只剩最后一个因素：人种。但是，按照19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理论，古印度人与欧洲的希腊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同属于“雅利安人”。这样，人种的根据也不推自倒了。丹纳先生的三大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失灵，从反面增强了我以气功作为解开这个文化发生学之谜的钥匙的信心。气功这种文化现象，在远古时代的东方民族中，之所以显得那么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宗教的形成。在印度，瑜伽术不仅是作为一种健身锻炼的方式，更是作为一种修炼成神的途径来认识的。这就决定了婆罗门教及以后的佛教，都以静心修炼，靠自身的念力使自己超脱尘世作为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与以向上帝祈祷为宗教活动主要内容的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面貌有根本的不同。在中国，从老子的《道德经》与儒家的经典中，都可以看到气功的深刻影响。天人同构，天人感应，这一最基本的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有理由认为是在大量的气功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关于这一点，张荣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一书中有很翔实的论证。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它是很有些偏见的。我认为作者也许是为了抬高气功的地位，牵强附会地到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摘些章句来加以印证。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是那么的丰富，而使用的语言又是那么的模棱两可，以致几乎任何学术观点都能从古纸堆里找到证据。读了这本书后，我觉得对作者很抱歉。他的态度是很严肃的，立论推理都很周密。我不知道别人对他的观点信服不信服，反正我是信服了）。然而，恰恰在西方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不到气功这样的文化现象。西方宗教文化中有禁欲主义，但禁欲是作为将自身奉献给上帝的一种苦行来理解的，它是以死后能进入天国，得到上帝的恩宠为报偿的。而在东方宗教文化中，修炼并非只是一种苦行，并非只能在来世或彼岸得到报偿。相反，它一再提醒修炼的人，在静修过程中，很快就会进入“恍兮惚兮”飘飘欲仙的自在无碍的心境，很快就能获得快乐与幸福感，很快就会产生种种特异功能，但你千万不可沉湎于其中，这样会妨碍你达到更高更奇妙的境界。有人称东方文化为“乐感”文化，若依此说，我认为气功就是这种“乐感”得以产生的自然基础。这种乐感的基本特征是内心的自由，内心自由的获得前提是不能“以心为形役”，也就是不能向外界环境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没有气功态的经验作为参照，人是不会自觉地将满足欲望的途径从外界转向内心的。
从今天来看，将气功作为东西方文化分流的根源，至少有两个问题尚有待探讨。第一，练气功，即使在远古时代的东方民族中，想来也不会非常普遍，会像吃饭、种地、打猎那么重要，它何以会在集体无意识中积淀下来，世世代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第二，气功应该也有个发生的原因，这原因是否可以用人种、环境、时代的因素来加以解释？若不能解释，那么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倘若认定它即是最初因，那么根据又是什么？不过，以我的水平，找到气功这个原因，七拉八扯来加以印证，以求自圆其说，已经是勉为其难了。再要往前追溯，非我之力所能及。况且我还是在“途中”，于匆匆一瞥中能够获得这样美妙的印象，我早已是喜出望外了。
理论方面的第二大收获，是我意识到了自己以往看待气功现象（其实何止是气功）的思想方法的片面与颠倒。
在发放外气方面初步尝到甜头后，我就把当时正在上海医科大学念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弟弟找来，将我发现的新大陆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有意游说他把研究的目光也投到气功方面来。我对他说，如果对发放外气这一现象能用科学实验手段来加以证明，那么，这将在哲学方面引起重大的突破。因为，在发放外气这一现象中，精神（意念）是直接地转化为物质（外气），而非我们通常说“精神变物质”时，只是一种比喻。这样，是否就填平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鸿沟？精神与物质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了融和，是否将引起人们重新构筑宇宙观？当时我很兴奋，充满激情与灵感的词句随着我两手的不停挥舞，滔滔不绝地从舌尖上涌出来向他冲击。然而他却不为所动。这没什么，他对我说，你说的这些现象，现代科学都能加以解释。人都能放出一种红外线，否则就不会有什么红外线摄像仪了。只是一般人发出的红外线，是自然状态的，均匀地散布在全身各处，而气功师则是通过意念将它集中到一点上发射出去，这样能量就大了。这当然需要经过锻炼，并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但是，举重、跳高、短跑等世界冠军创造的纪录，也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的。一般人做不到，并非就能证明“人”绝对做不到。就算发射红外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发射粒子流则有性质上的差别，但是，已知动物中有许多是能发射超声波的，一样是血肉之躯，一样由细胞、组织、器官等构成，为什么动物能办到的事，“人”就绝对办不到呢？恩格斯说过，人在其进化的过程中，同时有许多功能都退化了。一种功能长期不用就会退化。譬如婴儿刚生出来，天然地会从母亲的乳头吮吸奶汁。但是，你让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再从母亲的乳头去吸奶，他往往就不会吸了。相反，人若缺失某种感官功能，他的其它感官功能常常会比常人发达许多倍，这在心理学上叫感觉代偿。人到底具有多大的潜能，迄今为止的科学知之甚少，更不要说从理论上运用数理逻辑演算出人的能力的极限来。至于说到精神直接变物质，其实从物理学上看，任何活动都要消耗能量，也都表现为一定的能量，意识活动也同样。只是在通常的“思想支配行动”这种精神与物质的联系方式中，这种能量转换表现得非常复杂与十分隐蔽，因此人们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对之进行研究。而在发放外气这一现象中，精神与物质之间关系比较直接，比较单纯，似乎没有什么中间环节，所以如何转换这个问题就变得突出、触目了。本来只是走了一条近路，并没有什么神秘。之所以会感到神秘，是人们被自己的常识、经验给束缚住了，就像几百年前，人们听到地球是圆的，地球围绕着太阳转感到不可思议一样。
弟弟又向我介绍了一些信息学、物理学、生物学、免疫学等方面的科研成果。但因为我的基础太差，听的时候就一知半解，过后也差不多忘记了，不敢在此妄加引用，以免贻笑大方。就是我前面引述的那些话，哪些是他当时说的，哪些是我自己过后想出来的，事隔几年，我也分辨不清了。倘若这些话里有科学常识方面的错误，应该一概记在我的账上。反正他说的中心意思是我少见多怪，这点错不了。他的这番话对我的最大的触动，是使我明白了自己的浅薄。我常常说“科学”、“科学”，其实对科学知识又知道多少？论正规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物理学方面只学了牛顿力学第一定理与最简单的一点光学与声学原理，化学还轮不上读。以后虽然自修过一点，但总的科学知识水平，大概超不过《十万个为什么》的基准线。以这么点可怜的科学知识，怎么能妄言“这个不科学”、“那个科学无法解释”？若说无法解释，只能说以我目前掌握的科学知识无法解释，或者说这个现象超出了我的经验常识范围。我不能解释，不等于科学家们都不能解释。即便是所有的科学家都不能作解释，人类的知识也不是发展到今天已经登峰造极了。以往的科学发展历程表明，有许多曾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的学说、观点，结果被修正、推翻、超越了。而这些“科学真理”之被扬弃，都是以无法解释的现象作为突破口的。因此，有西方哲学家提出，所谓科学真理只是未被证伪的假设。在科学研究中，一直是事实向理论提出挑战，理论接受实践的检验。以我自身的条件，要想在理论上，尤其是哲学理论上有所建树，实在太不自量力了。这跟有些人凭着所谓的“哲学观点”，武断地将特异功能与气功等现象一概斥之为“骗术”、“魔术”、“催眠术”等，在思想方法上是一样的。我们一样地忘记了辩证准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的地位放得有多高，对事实的包容性有多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根据这一“唯一唯物主义观点”，世界上肯定会存在已知的原则无法解释无法包容的现象，但决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所无法接受的事实。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取一种最极端的说法，倘若上帝与鬼神能被实证，辩证唯物主义也不能以基本原则为理由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然而今天的现状是，还没有人能够实证上帝与鬼神的存在，相反，却有人不断提出证明，他能够做到以前认为只有神才能做得到的事。譬如让药片从密封的瓶子出来，在二千多公里外发气使样品水成份发生改变，叫天降甘霖浇灭森林大火，教瘫痪的人一下子扔掉拐棍步出会场，用遥感探测地下的矿藏，等等。倘若这些事情被证明都是真的。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应该是感到高兴还是惶惶不可终日呢？我说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就我现在看到的材料，不管这些行异能者说得如何神乎其神，但他们都没有宣称自己就是神。不管他们的特异功能或功夫是先天带来还是后天炼就的，他们都承认自己是母亲怀孕生下来的血肉凡胎，呱呱落地时没有红云罩屋，满室生香、百鸟来朝、大地震颤等异兆，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跟别的孩童没有什么两样。即使有了异能以后，他们在很多方面跟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也毫无二致。大多数人，对他们的事迹再感到不可思议，也没有将他们作为神来顶礼膜拜。然而，时间往上推两千多年，在当时人的认识水平与文化背景上，倘出现一个这样的身怀异能者，他还不被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当作神吗？《新约》里虽然记载着耶稣在受魔鬼试探时，拒绝显示异能（吩咐右头变成食物，从殿顶上往下跳），并在聚众开讲时责备求看神迹者；但是，他医治好癫痫、瘫痪、血漏、麻疯、瞎眼等病，以及平静海上的暴风巨浪，在海面上行走，被钉上十字架后复活等神迹，毕竟对他在徒众心目中树立至高无上的威信起了莫大的作用。这样来思考的话，倒也许能解开历史上的真人被神化之谜。已经有位朱大可先生，按照这样的思路，写文章称耶稣是位气功师。在他的文章发表前一年，我也因为与他看了一样的书《耶稣在印度》（德国学者霍尔根·凯斯顿著），萌生了同样的想法，曾去问过气功师孙大法，他能不能如法炮制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情形，他说完全做得到。（据《耶稣在印度》一书中说，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手关节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在五六个小时里渐渐窒息而死，而不是由于流血过多而死。据《约翰福音》说，因为犹太人不希望在安息日看到十字架上有尸首，所以与耶稣同时受刑的两个犯人，是被兵士们打断了腿，才提前死去的。“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可见要重演十字架受难，一是要不怕钉、不怕扎；一是要能在一段时间里让呼吸与心跳降到不易察觉的水平，在很短的时间里要闭气，近乎完全停止。而在孙大法的硬气功表演中，有一个节目，是用钢针穿过手臂，吊着一桶水甩圈。拔出钢针后不见一滴血，15分钟里针眼完全封口。同时他说自己能龟息。）神有可能被还原为人，哪怕我们对这些人的特异功能一时还解释不了，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还不应该感到高兴吗？只要不是作茧自缚，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应该积极地去研究气功与特异功能，而不应对之采取削足适履、掩耳盗铃、刻舟求剑的态度。当然，不能说现在这么多气功师、特异功能者当中就没有玩魔术、骗术、催眠术的，但是，既不能一真全真，一假全假，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也不能用理论、原则想当然地去下孰真孰假的结论。鉴别真假，只有靠实践。毛主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