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文化产生于农耕文化，崇力文化产生于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逐利文化，包括商旅文化、殖民文化与海盗文化。农耕文化是居民的文化，游牧文化是武士的文化。农耕文化以家庭、家族为社会细胞与系统，游牧文化以团队、集团为社会细胞与系统。农耕文化以亲情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礼义来规范；游牧文化以利益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契约来约束。农耕文化重历史传承，重在“久”；游牧文化重新奇开拓，重在“强”。农耕文化推崇圣人，游牧文化崇拜英雄。农耕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重“和光同尘”、近悦远来，整体的安定、统一，以保持整体内部的多样性与发扬个性为前提；游牧文化是以战争为生活常态的文化，重竞争、征服，整体的效率、团结，以权威与实力为转移。农耕文化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从以上的简略对比就可以看出，之所以把西方崇力文化作为崇力文化的样本，还因为现代被称为“工业文化”或“后工业文化”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全盘继承并发展了历史上的游牧文化。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两大基本特点：一，逐水草而生。二，无度消费。因为消费品主要是抢来的，用完了还可以再去抢；而且时刻可能上战场，不能保证明天还活着，故而，“今日有酒今日醉”、“一夜情”成了合理的思维、正常的情感。
现代西方民族正是在这两方面继承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方面，逐资源而生，石油等资源就是现代的“水草”。另一方面，对他国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性开发，以满足滚雪球式的高消费，来保持经济指标的持续增长。
现代西方民族比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对军事实力更加倚重，因为军事力量不仅要用来保障资源的供给，还要占领市场和保护市场。从帝国主义列强需要瓜分世界市场这一点来看，资本主义市场从早期到垄断阶段，都不是真正进行公平交易、用无形的手来调控的商品市场。他们在国内市场上也许是实行比较完好的市场经济（垄断的产生，市场经济就不会真正的完好），在国际市场上，一定是实行不公平交易，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在交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不公平交易的市场是需要用武力来维持的，是要用军事割据的方式来进行瓜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阵营，既是军事共同体，又是经济共同体，说明现代的经济是一种以武力为后盾的经济，根本不是所谓的自由经济，是一种经济殖民，有别于武力殖民的新殖民。当经济殖民受到威胁的时候，武力殖民就走到前台。从经济殖民转到武力殖民，几乎不需要什么转换，就像伊索的《狼和小羊》的寓言，要找个动武的借口还不容易吗？
因此，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不是“公平交易”“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的商人的思维方式，而是“弱肉强食”“唯我独尊”“不择手段”“无限扩张”的武士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武士的思维方式里，以市场为战场、视商贸为商战，是十分自然的。看到他国的经济繁荣、实力增强，就视为“威胁”，也是十分自然的。有人改流行歌曲歌词：“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所有烦恼在我身边围绕”，活画了这种心态。
产生这种心态，不是什么血统里带来的尚武基因所决定的，也不是什么民族劣根性，而是文化的积淀、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的包袱。欧洲历史上以游牧、殖民、商旅为营生的民族，原来所处地域的自然条件都是比较差的，农耕与畜牧发展不起来，只能离乡背井，向外寻求生存、发展的空间。
我出访瑞士才知道，这样富裕、美丽的国家，在许多当代中国人眼里，简直是人间天堂，然而在一二百年前，却是十分贫穷，穷到要靠输出男丁去当雇佣军来维持民生，与手表一样著名的瑞士军刀，就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在一系列战争中逃亡出来的法国人带来了钟表技术，才使瑞士由穷变富，富得流油。如果没有手表和农副产品的巨大的差价，瑞士能在短时间里这么富吗？
环顾当今世界上先进、发达、富裕的国家，在三四百年前，无不是贫穷的国度，所以，西方文艺作品中，海盗船是个充满神奇色彩的舞台，演出魅力四射的人生。所以，笃信基督教的西方人，讲究博爱的西方人，同时也首肯，他们国家的安全边界，应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认定对他们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就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西方人确信（现在很多中国人也相信），他们的迅速富有，是工业革命的成果，而工业的高度发展，给全世界带来了高度的文明，所以，全人类都要对工业革命与后工业革命表示感恩。但大多数西方人就不想一想，如果工业产品真的那么好，拿来推销就可以了，何必要用枪炮来迫使亚洲、非洲、美洲人接受？如果商品交换真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价值单位的公平交易，西方人并没有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多几倍、几十倍的勤劳，怎么会迅速地积聚起多几倍、几十倍的财富？工业革命似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高楼林立，电网普覆，飞机凌空，人类登月；但同时带来了史无前例、积重难返的深刻危机，两次世界大战，此消彼长的局部战争，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地球环境的迅速恶化，得失相比，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得与失，哪个的作用更长久的？我们留给未来，是文明成果，还是难以拔除的祸根？
随举个身边的例子。写以下文字的此刻（2009年7月15日）已入伏，上海早在一个月前出现摄氏30°以上的高温天，６月２０日气温高达37.9°，超过体温。但我坐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一点不出汗，轻松愉快地坐在电脑前敲键盘。应该说，我是充分享受着工业与后工业的文明成果，或者说，工业与后工业的发明成果，大大改善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是，我记得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上海大多数家庭是没有空调的，何况大商场与办公室。但上海人并没有感到三伏天就没法活。我居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家，临街的石库门房子的二楼，朝南只有１平方米多一点的窗，大多数的夏日，觉得凉风习习，晚上睡觉，大人还要叮嘱肚子上搭一角薄被，有时还要关掉一扇窗。半夜醒来，不是热醒的，而是被臭虫咬醒的。在六七十年代以前，家里有华生台扇的是资产阶级，至少是小资产阶级中的高级职员。我在1982年结婚时装了舒乐吊扇，虽然是通过熟人买的优惠价，还是很夺邻居眼球的奢侈品。现在享受空调，在家里当然比自然风要凉快，但出门就寸步难行了。固然有全球变暖的因素，但在上海，更多的是空调机造成的热效应。那么多的空调机把室内的热气排到室外，室外的温度不能不升高若干度。室内的凉是以室外的热为代价的，对不装空调的人家来说，如今上海的热天就非常难熬了。这些人家就以攒钱去买一台空调为生活目标，因为空调已不是生活的奢侈品，而成为必需品。随着装空调的人家和公共场所越来越多，空调机的功率越来越大，上海的室内外温差也越来越大，上海的夏天必定以领先全球变暖的速度“跑赢大盘”。而“室内外温差加大”的“物质文明成果”，是以能源的越来越多的消耗与地球气候的变暖为代价的。
举一反三，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物质文明的发展，多是这种“空调效应”。
科技发明的成果，使一部分人的衣食住行医的状况得到改善，通过不公平交易甚至是强制交易，这部分人将技术成果转让给另一部分人，从而获取超额利润。故而，表面上是科技成果不断地被发明和推广，大多数人享受到了前人享受不到、甚至无法想象的物质条件，但贫富差距却在加大，贫富比例也在加大，幸福指数必然下降。因为人是文化动物，物质条件改善得来的幸福感，很快就被在人群中地位（被承认度）下降的失落感所抵消、所压倒，再加“比上不足”的私欲炽心，就像室外飙升的气温，室内这点阴凉，是不能消心头之暑的。而人类在享受这种“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付出了资源疾速消耗、环境急剧恶化的代价。
因此，沈雄风提出，现代西方文化，不能称为工业文化或后工业文化，应该称之为“工业游牧文化”。工业革命并没有给人类带来一种新的文化，所谓工业与后工业文化只是一种幻觉与有意的虚构。现代西方文化还是以游牧文化为体，工业与后工业只是这种文化换上的时装。如果“现代化”仅是指科技的进步，或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那么这种“现代化”只能是在“空调效应”的怪圈里进行的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科技的进步会变成明天的祸根而不是人类的福音。
不是要否定人类改善环境，改进生产、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努力，而是要给科技进步一个确切的定义。不是每项新技术的出现，都必然带来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益处。
还以消暑为例，过去的送风的思路，室内的阴凉不是以室外的升温为代价的，室内风多了，人体散热快了，不会造成室外风小了，行人感觉热了，因此，以电扇代替人摇的扇子，尽管也要消耗电能，但这种技术进步是利大于弊的，是接近自然的（利用了空气流动产生风，在有风的条件下散热快的自然原理），故而是可取的。而空调，则是以室外大环境的升温为代价来造成室内小环境的阴凉，以牺牲大环境来成就小环境，从整体来看，是弊大于利，是反自然的，因而是不可取的。所以，问题不在要不要以人力来消暑，而是怎么以人力来消暑。自己求凉快，但不能以让别人更热为代价。
问题不在要不要市场经济，而是要怎样的市场经济。不在要不要发展科技，而在要怎样的科技。不在要不要使GDP增长，而在怎样使GDP增长，是不是GDP就等同于物质财富？是不是GDP增长就意味着物质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现代化”和“科技进步”的概念的辨析，是要指出，不是科技发明和利用决定历史的走向，而是人的观念决定对科技发明的利用。“进步”是种价值观念，价值观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集中表现，所以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走向的，归根到底是人。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人是文化动物，唯人才有价值观，才有历史。人对外界不是被动的反应，人的行为不是受生理条件的制约，如猫要叫春、牛马到发情期非发情不可。人的行为受欲望的驱使、受观念的支配，受理智的调控。现在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和严重问题，不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不是科技发明必然带来的弊病，而是西方人游牧文化思维定式带来的后果。是文化观念问题，不是科技问题。现在提到“科学伦理”，集中在核能利用、克隆人、转基因等少数几个问题上，其实，科学伦理涉及的方面应该大得多，如“空调效应”。又如塑料袋，在白色污染已经明确是环境一大公害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禁止塑料袋的生产，而采取舍本求末的“限塑令”措施呢？关键还在塑料袋生产的巨大的利益上。这充分揭示，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是以利益为转移的，所以，尽管塑料制品、香烟似乎已被定论为公害，但各国政府只能在“限制消费”上做虚情假意的文章，却在“禁止生产”上装聋作哑。
前两年，国内有某些机构、媒体，找几个科学家来，再找几个作家与人文科学学者来，举行“科学”与“人文”的对话，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如果“科学”要与“人文”对话，就应该在“科学伦理”上对话，通过讨论，明确科技发明服从于社会伦理的原则。科技发明可以推动历史的进步，但科技发明不能决定历史的走向。决定历史走向的还是人的意愿。
恩斯特·卡西尔在其卓越的著作《人论》中说，人不能把握一个现实世界，只能把握一个由文化符号构成的观念世界。这是人的局限性，也是人的优越性，优越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其他的动物种群的灭绝，是因为客观自然环境的剧变。如果有朝一日人类灭绝，原因一定在人类自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是对人而言的绝对真理。因此，人需要历史，“以史为鉴”，了解历史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历史在中华民族还有更大的作用，这在以后详议）。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分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指出所谓“工业与后工业文化”，实质是“工业游牧文化”的意义。总结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不是要算历史的老账；拆穿崇力文化的谎言，也不是为了在话语上争胜，恢复崇德文化的尊荣地位。“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恒自然。”（还真本《老子》第十四篇德章〔王弼本第五十一章〕），话语权不是靠争能争得来的。但我确信，观念的改变完全能改变历史的趋向，把人类从崇力文化的战车上解救下来，走上和谐繁荣、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从谋求人类（人群）整体利益、长久利益的逻辑前提出发，来重新认识农耕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农耕文化许多被遮蔽的优点，这些优点不仅为中华民族所需要，也是全人类所迫切需要的。
“我们”是指当代中国人。我们这一代人（就算是40、50后）自不必说，从我们这一代上溯，直至现在硕果仅存的“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也不必说，就是我们以下的一、二代人（以20年为一代，60、70后，80、90后），说到“农耕文化”，就会想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这是一种保守、落后的经济，是一种要遭淘汰的经济，是中国在近代挨打、面临列强瓜分危险的经济基础，因此，农耕文化就是落后、保守、必遭淘汰的文化。文革的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打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号，但在一代“知青”心目中留下的，是农村贫穷、落后，农民自私、愚昧的深刻印象，加固了农耕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的观念。这是西方崇力文化话语告诉我们。所以我说，当代中国人的显意识里是崇力文化，崇德文化在潜意识里。
崇德文化的话语系统里，农耕文化一个显而易见的优点，就是社会生活的稳定。稳定带来持久的延存，非强大外力不能打破，就是打破了，伤口也能较快愈合，就是断臂缺腿，也不影响个体的长寿存世，也不影响传宗接代，繁衍生息。正是农耕文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人脉、历史、文化未发生断裂的古老民族，而且是人口最多的民族，自我修复能力最强的民族。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推翻帝制的革命、长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多次运动，十年浩劫，等等、等等，都是使几亿人卷入其中的全面的折腾，但稍假时日，最近的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一眨眼工夫，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第一制造大国，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美国的第一债主国。这不是中国由农业大国成功转型为工业大国的结果，也不是农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利润大幅度增长的结果，也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结果（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说还是很不完善的，不完善主要不在行政干预过多，而在法制监督不够。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无形的手通过法律、契约来发挥作用，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恰恰缺少最基本的一部债法，这样，经济法系统就缺乏基础，因而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三角债”现象、“双轨制”倒卖批文的现象；进行现代化企业改制，又出现了“左手卖给右手”的现象。但就是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中国经济还是出现了超过当年“亚洲四小龙”的腾飞），这是农耕文化的思维方式在其中起作用的结果。
一个重要的因素，农耕文化讲究积累、储蓄，讲究报效家国，讲究传子传孙，这些都使中国的经济是储蓄型经济，而不是靠超前消费来拉动的经济。这样的经济从消费水平来看似乎比较低，但它的抗风险能力强。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多盯着消费这一块，千方百计要刺激消费，从而拉动内需，使GDP保持高速增长。在这样的经济学家眼里，中国人的量入为出、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细水长流的储蓄型消费心理，实在是不能与国际接轨的落后观念，是使他们很伤脑筋的问题。他们寄希望于今天中国的“新人类”、“新新人类”能够转轨到超前消费。照我看来，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泡沫经济时代就真的要“狼来了”，而中华民族也可能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以前的“最危险”来自外敌入侵，属于“天作孽”，而这回是“自作孽”，那是比前一次“最危险”更高一个档次的“最危险”，中华民族能逃过这一劫吗？但我相信，中华民族的崇德文化的深厚传统，是不会让这种“自作孽”的危险成为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