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继续说：“我刚才联想到这么多，归根结底是想说，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来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些问题了，这些条件是得来多么不容易。而今天讨论这些问题，是有利于我们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更上一个层次。所以，我觉得孙董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而首先提出的对消费、高档消费品或者说奢侈品的道德评价问题，也应该讨论。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有助于后面这个问题的解决。
“接下来，我先谈谈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
“消费中确实存在着道德评价问题，但我认为，除去一些特殊的消费，如吸毒、嫖娼外，确定某种消费是否道德，主要不在消费的是什么，而在怎么去消费。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是否道德不在消费品的价格，而在消费时用的是什么钱。
“因为，从消费品价格上去划分什么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什么是奢侈品，消费必需品是道德的，消费奢侈品是不道德的，这其实很难。从时间上看，昨日的奢侈品，有可能是今天的必需品。像手机，前几年绝对是奢侈品，随时随地可以取出一只手机来通话，是有身价的表现。那时的手机模样很笨重，像竖劈开的半块青砖那么大，携带不方便。为了装这个手机，厂商还专门造了像一块青砖那么大的手机包出来。那时，腋下夹着个手机包在路上走，威风凛凛，派头十足，胜过以前拎牛皮公文包的，所以，手机那时又叫‘大哥大’，手机包叫‘大哥大包’。曾几何时，‘大哥大’与‘大哥大包’都消声匿迹了。现在，在上海的马路上、公交车厢里，随时可以听见两、三只手机同时振铃。有时，振铃声相同，铃声一响，有五、六个人同时手忙脚乱地取出手机来查看。在校的中学生、到上海来打工的民工，大多有手机，从普及程度看，还能说手机是奢侈品吗?但从实际用途看，大多数人其实还不是必需用手机来及时传递信息，对大多数人而言，手机还不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生活必需品。但今天上海小青年每月用在手机上的开销是不低的，甚至要大大超过某些生活必需品的开销，譬如，每月用在粮食上的花费。从以生存消费为主转向以观念消费为主，这本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的特征。而从使用价值与价格的反差来划分必需品和奢侈品，是以生存消费为主时代的一种划分法，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消费理念。这种消费理念，到今天以观念消费为主的时代已经不适应了，已经难以用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了。今天的时代，对消费品应该作‘正在消亡的观念消费品’与‘正在成长的观念消费品’的划分。
“另一方面，对消费者来说，每个消费者对必需品与奢侈品的看法是不同的。在某些消费者视为奢侈品的，可能被某些消费者视为必需品。《聊斋志异》里有一篇《石痴》，讲一个痴迷观赏石的穷文人，把石头看得比性命更重。现代搞收藏的许多消费者，大多有类似的痴劲。当然，收藏也可以作为一项投资，可以流通、交换，保值增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藏品也是商品。但是，真正的收藏者，却是看不起那种把收藏当作投资、商品来经营的行为的。他们是只肯收进，不愿卖出的。他们把出售祖上藏品的人看作败家子。他们节衣缩食、戒烟、禁欲，就为了能买进、保住几件珍品。他们把藏品视同性命，对他们来说，收藏品绝对不是很少使用价值又非常昂贵的奢侈品，而是比开门七件事还要性命攸关的必需品。一般的人，对某些消费品、消费项目也许没有那么痴迷、执着，但只要条件允许，在他的爱好方面，还是舍得花钱的。而在另外的人看来，也许是奢侈得不可思议。譬如，很爱好音乐的，花几千元钱，到上海大剧院去听帕瓦罗蒂引吭高歌几曲，他觉得很值得，是非常的享受；而另一个也喜欢音乐的，会觉得这种高消费莫名其妙，花这点钱，可以买一套很不错的音响，坐在家里的沙发里看看家庭影院DVD，或者看看帕瓦罗蒂演唱会的电视转播，听听帕瓦罗蒂的CD，不是一样吗?这两个人的想法，你不能说是哪个对哪个错 ，哪个必需或经济实惠哪个是奢侈浪费。在消费品、消费方式选择上，常常是‘彼也一是非，此也一是非’。
“但消费上确切反映出道德问题。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典型地反映了这种道德立场。但是，这句诗主要谴责的还不是朱门对酒肉的浪费，而是朱门用于浪费的这些钱的来路。正因为这些钱是朱门从民间巧取豪夺得来，所以造成了‘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导致‘路有冻死骨’的悲惨景象。换句话说，不是任何的‘酒肉臭’，都要承担来自‘冻死骨’的控诉和谴责。今天，平常人家也会有吃不掉变质的鱼肉，倒掉的泔脚，浪费当然是不好的，但常常是难免的，也不牵涉到道德问题。同样，对一个花几千元去听帕瓦罗蒂唱歌的人，你不能对他说，你这样奢侈，知不知道现在上海、全国还有多少工人下岗，有多少患白血病的孩子因为没钱进行骨髓移植，正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有多少急需手术的病人因为没钱而病情恶化，危在旦夕?有多少失学儿童在苦苦盼着有几百元钱的捐赠?你想想他们，还能心安理得地去听帕瓦罗蒂唱歌吗?捐款、捐物、捐献骨髓、无偿献血的人无疑是高尚的，也的确有人像雷锋一样自己十分节俭，帮助别人非常大方，但我们不能要求全社会的人都以此标准去生活、去消费，否则就认为是不道德的。这种脱离实际的道德要求，只能造成虚伪。而这种全社会的虚伪，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吃够了它的苦头。但正因为这种道德律令常常以非常崇高、非常优秀的人物为例，因此，使正常的思维、正常的消费行为、正常的行为准则在这种道貌岸然的道德律令面前自惭形秽，只能乖乖地服从。今天，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说，花我合理合法挣来的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消费的自由，就是充分尊重每个人的个性，这才是现代社会的道德。
“反过来说，用贪污受贿得来的钱，用走私逃税得来的钱，用诈骗或只借不还得来的钱，或者利用职权用公家的钱，来满足个人的消费，哪怕用的钱再少，哪怕消费的是生活必需品，也是不道德的。这我就不多举例了。
“至于孙董说到的几十万元一桌的酒席，几万元一两的茶叶，八十八元一笼的包子，二百二十元一斤的椒盐花生，甚至五十五万元一颗的荔枝，上亿元一套的黄金洁具，我看多数是商业炒作，还是应该作为广告宣传来看。当广告宣传来看，五十五万元的投入还是个小数目，以此引起对那个地方所产荔枝的重视，带动整个地区的荔枝销售，还是合算的。就是上亿元的黄金洁具，上亿元不过是标价，实际造价可能只有几十万元，以此作广告，引起全社会对这家厂这个品牌洁具的关注，还是一个投入少效益好的广告操作。就像荔枝，五十五万元是拍卖成交价，如果是自卖自买的话，只要付千分之七的手续费给拍卖行，也就是以3850元做了个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广告，多么合算。即使是真买卖，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什么不好。五十五万元一颗荔枝，可以大大改善农民的生活，让富人心甘情愿地掏钱给农民用，不是非常道德吗?问题是富人是不大肯那么消费的，往往越是富的人，在消费方面一分一厘越是抠门。不是那么铢钿必较，他的巨额财富也积累不起来。出手大方，花钱如流水，多是那些暴发户的第二、三代。他们的消费，在旁人看来，常常挥金如土，价格与价值大相悖离。这样消费，对上一代的辛苦积累来说，是不道德的。但对社会来说，也没什么不好。他们穷奢极侈，自有人赚得缸满彭满。不过是财富 从这些人的口袋流到另一些人的口袋里，而财富在流动过程中，因为又加入了人的新的劳动，所以会带来增殖。败家子比起守财奴来，对社会经济发展更多一份贡献，在阶级社会中，至少可以延缓新的一场‘均贫富’的革命的发生。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一点，进行补充。我刚才例举不道德的消费，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种，就是财政支出的铺张和靡费。有些铺张和靡费的财政支出，倒不尽是用公家的钱，满足个人的消费，它倒好像是一心为公的，是造福地方，搞形象工程，但实质是侵害了国家利益，也就是人民的利益。说败家子比守财奴好，这只能限于小家庭，对国家这个大家庭来说，浪费和贪污一样是犯罪，败家子当然更坏。消费要公私分明，在当今世界一些国家里是基本常识，而在我国，要在观念上确立这一点，使它成为普遍常识、行为习惯，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甚至有人认为贪污腐化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推动力，因为在封建专制社会里，贪官收了钱往往还能办些事，客观上起到了好的作用。这种理论的产生，正说明我国的老百姓对公私不分的可忍耐度已到了什么地步。所以要特别说明一下。
“台湾在暴富之后，曾一度盛行过畸形、奢侈的消费。许多有钱人，沉醉于大吃大喝，迷恋于名车名表，争奇斗富，挥霍浪费，而在文化上的投资与支出，又十分悭吝。有识之士把这种消费称为‘炫耀性消费’，针对这种情况，台湾曾拍过一部名叫《在炫耀中迷失》的电视片，提醒台湾居民不能高消费、低素质，不能在经济上富了，在精神上却穷了，‘穷得只剩下钱’了。这种情况，在大陆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先富起来的地区，也是同样存在的。但这是不是说明，现在要适当抑制高档消费品或奢侈品的生产呢?我觉得，这种现象，其实正好反映了富起来的人们对新的观念消费品的渴求。没有货真价实的消费品满足人们高档次的文化需求，富人只能借哄抬现有的消费品的价格来满足其炫耀的欲望。炫耀也是消费的一部分功能，是一部分人的消费目的。也可以说，有相当多的消费方式与消费品，主要是来满足炫耀欲望的。人们化在‘衣’、‘住’、‘行’上的消费，大部分是给人看、与人比的；人们过生日、结婚、聚会摆酒宴，‘吃’的炫耀性消费超过‘吃’的实用性消费。‘观念消费’本质上是一种炫耀消费。高价买回一件消费品，只求自己喜欢，不求别人欣赏，这只有极个别人才能做到。多数人消费为了同时博得别人的喝彩。现代的商家，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赚钱，产品既要个性化，又要能得到多数人的赞美，厂家就在个性化和从众心理之间走钢丝，求平衡。所以，解决‘在炫耀中迷失’的最好办法，是向大众提供更多更丰富的物有所值的高档消费品，让大众轻松地在消费中得到文化的滋养，提高精神的品位。有钱不一定有闲，有闲不一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有钱毕竟给有闲、给实现更高的精神追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不能因为有人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拒绝幸福；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人不会合情合理的观念消费，而拒绝观念消费。
“至于孙董担心奢侈品的生产路子会不会越来越狭的问题，我觉得最终要留待实践来检验。但从现有的经验和观念来看，一些问题应该作甄别，可以进行一下澄清。
“第一点，观念消费品的生产，最终要从大批量的机器 生产转向小批量的手工艺与特色服务含量高的个性化生产，所以，过去的垄断产生超额利润，规模产生超值效益，抢占市场份额，一山不容二虎等经营理念，都将要作重新的检验。产品的升级换代越来越快，产品的多样化比标准化更受市场欢迎。在这种背景下，对生产路子的宽、狭的评价也会产生变化。
“第二点，如果把少数人能接受的定为奢侈品，把多数人能接受的定为必需品的话，那么，当今时代，就有奢侈品不断向必需品转化的趋向。不是所有奢侈品都能转化为必需品，但与以往时代相比，奢侈品转化为必需品的品种大幅增长，周期大为缩短，所以，总的来说，奢侈品生产的路子是越走越宽，奢侈品生产起到了必需品生产的领潮、示范作用。
“第三点，我国的现状是，劳动力有过剩，而产品中的劳动含量又偏低。五十五万一颗的荔枝毕竟只有一颗，而我国作为传统的陶瓷生产国，当今世界的第一陶瓷生产大国，因为缺乏知名品牌、缺乏高档次产品，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占据国外的中低档市场，我国出口的陶瓷产品，平均每件只能卖到0.2美元。而我在上海一家商厦里看到展览着一只普通的英国白瓷碗，标价1000美元，是我国的出口陶瓷产品平均价的5000倍。我看到这只英国碗，心里十分难过，好像是一种奇辱大耻。但是，我是砸开玻璃橱窗，敲碎这只碗呢?还是谴责商家崇洋迷外，引进这样的外国奢侈品来，服务方向出了问题?还是呼吁我国厂商生产出更优质的碗来，以更高的价格，打到国际市场上去?所以，目前不是要抑制奢侈品的生产，而是要把必需品当奢侈品来生产，提高产品的质量与档次，也就提高了我国劳动力的质量与档次。
“正是出于以上几点理由，所以我在举例时，充分发挥我的想象力，描述我心目中在‘衣’、‘食’、‘住’等方面文化含量、审美层次高的产品与服务，可能造成了我专注于奢侈品生产的印象。我的本意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其实，在一般消费品与服务方面，中国的市场还是非常大的。像吃的方面，上海的上班族上学族的午餐，就是一个相当大的市场。现在许多公司都叫送上门的公司午餐，类似旧上海的‘包饭作(坊)’。价格比一般小店里买的客饭贵一些，但看上去干净些，样子好一些。其实，在五六十年代，不少企业食堂中午都有小锅菜供应，比分盆的大锅菜贵一些，但因为是现炒的，色、香、味要好许多，特别是冬天，火热滚烫的，吃了很舒服，相当受欢迎。现在哪家能做小锅公司餐，而且能冬天保暖送上门，这家的生意肯定好。还有，哪家餐饮店，能在周围地区一个电话，十分钟内把早点送上门，二十分钟内能把午餐、晚餐几只热炒送上门，它的生意也肯定红火。上班族与上学族，早晨的时间比金子还贵，能够省去一两分钟排队买早点的时间也是好的，这点贪图方便，可以带来巨大的商机。还有，现在大家已习惯上馆子去吃饭了，但以后还会要求回到家里来吃。家里吃，有在饭馆摆宴所没有的气氛。但家里烧菜很麻烦，因此，出租厨师就会应运而生。五六十年代上海也有出租厨师，但餐具和菜肴的原料等都是租借人提供的，现在，厨师可以配好菜上门，还可以同时带餐具上门。家里人用餐完毕，厨师再把餐具洗净带走。这样的家宴，既有饭店的档次，又有家庭的温馨，而且省却了自己动手开伙仓的种种麻烦，价格又比上饭店便宜、实惠，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听说，上海已有了这样的餐饮服务公司，去年九月初九重阳节的时候，为老人祝寿摆家宴，公司的出租厨师供不应求。
“说到衣的方面，穿多了大批量生产、统一规格的成衣，人们自然会产生度身定做的需求。上海前几年开出的许多的大的服装店，老板是过去在布店门口摆摊的小裁缝。慢慢的，服装店生意可能冷落下来，而裁缝铺又会重新崛起。现在，上海的社区里已有不少小型的裁缝铺或洗衣店，多数是外地人到上海来开的，员工没有受过正规培训，技艺水平不高。即使这样，一般生意还可以。要是工艺水平高，价格又合理，肯定是顾客盈门。现在上海还有自制皮鞋的小铺子星星点点开出来，这预示了一种趋向。两件同样价格的产品，一件是机器成批生产的，一件是手工定制生产的，一般都会选择后者。人同此心，所以这些小铺子大有前途。
“说到住的方面，其实，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发展的空间更大。这一方面因为我国过去在住房方面欠债太多，我国的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准总的来说比较低，农村居民对居住也有城市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历来是重乡土、重家庭、重安居乐业，舍得在营造安居环境、提高居住文化方面花钱。现在的居室装潢、家具选择，注意力还是集中在所用材料的质量上，对工艺的要求还是很低的，精工装潢和精工家具还没有被提到第一位，装潢和家具市场还是以低层次的消费为主。一种新材料的推出，就可能赚大钱。前两天，我看见邻居正在调换厨房间的水斗和料理台。原来的不锈钢水斗是化了2000多元买来的，料理台是大理石的，新换上去的与水斗联体的料理台是人造大理石做的，据说价格要便宜一半，而且，人造大理石不吸油，不会像天然大理石那样，日长天久，吸满了油，难以清洁。如果真像那位邻居所说，那么，经营人造大理石料理台的厂商就可能在这几年里赚大钱。如果他能推出按客户要求定制铸造的业务，那么业务量会更大。
“我由此想到了竹子。听介绍，贵镇周围的山里盛产竹子，我觉得，竹子在装潢和家具方面的用途，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上海有竹器家具卖，但价格不菲，做工粗糙，新款式也不多，有些地方，就用铁钉固定，很跌身价。也曾有过竹地板卖，但价格比柚木地板还贵，而外观不能超过一般的木地板。因此，竹制装潢材料和家俱，在住的消费方面不成气候。但竹子生长期短，易种植，成本低，质地好，易加工，是代替木材的理想材料。而且，中国人对竹子有亲近感，苏东坡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有这种审美的积淀，竹制装潢材料和竹器家具，很容易给人清新脱俗的高雅感，所以，开发竹制装潢材料和竹器家具，市场前景是很广阔的。
“普及大有文章可做，提高更是发展前途广阔。只要我们对审美经济有正确的认识，摆脱一些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就有可能在审美经济这一轮上，扬长避短，进入世界经济的前列。”
